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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鞋拔子的起源，现在已很难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觅到清晰的踪迹。比较清楚记述“鞋拔子”的，是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物部上杂物十事》中，对鞋拔子一番专题阐说。他谈到：“世之角，牛者为用多矣。而其因材制器，审曲面执，以成其巧者，莫鞋拔若也。语云：‘衣不大寸，鞋不争丝’，为妇人言之也。男子之鞋，只求适足；而欲其峭紧者，则用鞋拔。乡言曰：‘给我小鞋儿穿，我给你个提不上。’拔者，提之使上也”。
他另有一首吟咏“鞋拔子”的七言诗。诗云：“但知峭紧便趋奔，不纳浑如决踵跟；适履何人甘削趾，采葵有术莫伤根；只凭一角扶摇力，已没双凫沓踏痕；直上青云休忘却，当年梯步几蹲蹲。”
从诗中可以看得出来，这鞋拔子就是用来提鞋的，鞋拔子的功能，乃在于用其“一角扶摇力”，帮助人们使脚轻松顺利入鞋。
下端弧形，上端有柄，柄长短不一，柄的顶端一般有孔，经孔穿绳便于悬挂，有的“鞋拔子”顶处雕刻成鹿首、佛首或是孔雀形状，寓意着吉祥如意。较贵重的有象牙的、玉的、牛角的、玛瑙的、水晶的、兽骨的、金质的、银质的、红木或是檀香木等贵重木质材料的；常见的有铜质的、铁质的、铝质的及合金的等普通金属的，还有普通木制的，塑料制的。
鞋拔子虽然小，可是大都雕刻、镶嵌和造型十分精美，有的鞋拔子顶处雕刻成鹿首、佛首或是孔雀形状，寓意着吉祥如意。
之所以在一样小小的鞋拔子上下功夫，是因为“鞋”与“邪”、“谐”都谐音，从鞋拔子自己的发音来看，也被古人认为有“拔除邪恶”的意思，骆天拿着的这一个是红木制成的，清末时期的，是最传统的形状，下端弧形，上端有柄，民俗收藏品这些年来一直偏向于冷清，可是最近大众对于收藏的了解越来越多，收藏民俗藏品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骆天写下了这一份鉴定证书，看着被鉴定完毕的这些，已经真伪分开，骆天交代员工将这些搬走，这样剩下的就不多了，自己看着也清静了不少，张奇伟看了看时间：“骆天，到中餐时间了，你还有一下午的时间，先吃个饭吧，现在剩得也不多了。”
骆天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刚才他是使了一番劲想要尽快搞定，毕竟家里还有两个女人家在忙活，骆天被张奇伟强拉着去吃饭，去的又是常去的餐厅，可是没有看到袁杰的影子：“袁胖子去哪了？”
“现在中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中午一下班，就冲去酒吧。”张奇伟说道：“毕竟现在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他总是会牵挂的，不过说也奇怪，这袁杰最近话都变少了，还真让我有点不习惯。”
是啊，骆天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忙了一上午，这个袁杰很少开口说话，好像讲话的风格一下子转变过来了，原来男人要当父亲以后一下子会变得成熟起来，那像自己这种本来已经是熟男的类型，有了孩子以后不是会更成熟？
骆天吃饭的时候有点狼吞虎咽的意思了，张奇伟又叫来一杯水来：“不要着急啦，下午肯定可以搞定，再说了，拍婚纱照这种事情，男人其实不重要，你到时候就当一个好陪衬就可以了，重点在程真身上。”
这倒是真的，女人都比较在乎自己被拍得漂不漂亮，男人嘛，在旁边做一只安静的好花瓶就可以了，最重要的还是要放进花瓶里的花如何，骆天经张奇伟一说，马上放松下来了，上一次拍杂志封面就把自己整得够呛，还给自己引来了一只小蜜蜂，幸好成功打发了，“也是啊，明天我就摆好姿势，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摄影师了，明天好像是找的什么工作室来拍，不是影楼。”骆天说道。
“这个好，正好你们先做个参考，到时候我和赵敏也可以借鉴一下。”张奇伟提到赵敏的时候表情开朗了不少，他看到骆天飞速地吃完站了起来：“奇伟，你慢慢吃，我先回去工作了。”
吃饭的地方离公司不过十多米远，骆天却觉得很漫长一般，或许是内心里急切地希望婚礼的到来吧，一到公司，骆天就奔进了工作间，一刻也没有迟缓。
剩下的藏品中，骆天首先合来的是一块七彩石，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七彩石，在国内的话，只有湖北黄石和贵州两个地方出产七彩石，这之中，又以黄石出产的七彩石为佳，就像自己手上的这一块，正是黄石出产的。
黄石素称“江南聚宝盆”，矿藏极其丰富。黑色金属有铁、锰，有色金属有铜、钨、钼、锌、铅、钴、镍，贵重金属有金、银，稀散元素有锗、镓、铊、铟、硒、锶、铼、碲等。黄石的矿藏多呈多金属共生状态。其接近地表的部分，在日晒雨淋等外因作用下，就会发生一系列化学变化，七彩靓色就是这种长期变化的结果。矿石中含的金属、非金属成分越多，其颜色也就越丰富越鲜艳。据测定，黄石七彩石比重3。3…4，硬度因矿物成分而异，最高可达5…6。
七彩石的外观就像是有一颗颗如辣椒籽、鱼籽般大小，呈现七彩靓色的小晶体，密密麻麻地附着于凸凹不平的石体上，一团团一片片，晶光闪烁，五彩缤纷，照得人眼花缭乱，而且黄石所产的七彩石产量并不多，只是上世纪末，一些矿山产出过这种石头。因其观赏价值极高，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欧美国家的收藏人士欣喜若狂，大量收购。现在这种观赏石在当地已很少见了，像现在这一块未经任何加工的七彩石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骆天可能是下意识地将最罕见最贵重的几样藏品放在了最后，人都有一种压轴的心理，骆天不自觉就遵守了这个规律，现在他手上拿的就是一件郎窑红的瓷器，而且属于郎窑红中的牛血红。
郎窑是清代的官窑之一，即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监烧的御窑，郎窑红这个名字和这位江西巡抚郎廷极不无关系。
郎窑的产品除郎窑红外，还有郎窑绿，郎窑兰釉及描金、郎窑青花、五彩等。而郎窑的最大成就是恢复了明中期失传的铜红釉烧造技术，成功地烧成著名的郎窑红。以铜原料作为着色剂，早在汉代的铅绿釉陶器上就使用过，铅绿釉就是铜在低温氧化焰中的呈色。
高温铜红最早出现在唐代的长沙窑，另在唐长沙窑和宋代均窑中还作纹饰使用过。真正烧成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始于元代的景德镇窑，釉色为暗红色。它为后世铜红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明早期的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窑才真正烧成通体鲜红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可是到明代中期这种烧造技术就失传了。直到2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朝，在郎窑中才又成功地烧制出高温铜红釉瓷器。
第833章 铜权
郎窑红的典型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而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制瓷工艺达到我国历史高峰。凡是明代已有的品种不仅都能烧造，而且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由于有一个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酷爱艺术，在他的倡导下，郎红器比康熙更成熟和多有极精的产品问世。另有，乾隆时期郎红中的薄釉器，色如鸡血，称为“鸡血红”；釉层较厚，色彩深艳，犹如初凝的牛血，称为“牛血红”。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
郎窑红除了上面说到的主要特征外，还具有康熙朝的时代特征。一是胎骨洁白细密而坚硬，足底露胎处有火石红；二是口沿涂有粉质的粉白釉或浆白釉，且多有破泡；三是修足有平切式、平切棱角略园式、滚园式或为里收外斜削的二层台式；四是器身红釉与足除露胎处有一条白色线；五是器型独特如观音樽、油鎚瓶，笠式碗等都是康熙时极为流行的造型；六是大多数无款，偶有青花“福”、“寿”、“大清年制”款。
由于康熙郎窑红釉瓷器的珍贵，物罕而价昂，因此后世仿造者比较多，通常郎窑红仿品都是民国时仿制，也有采用雍正时的仿哥釉器再加绿釉或干脆加彩来仿康熙各色郎窑器的。
仿品一是釉面多出现白色星点；二是上半部釉色与下半部釉色反差较大，不协调；三是胎质较松不甚密；四是分量过轻或过重；五是器型没有康熙时的典雅端庄；六是口沿和圈足的工艺不一样。只要抓住这几个点，再结合郎窑红本身的特点，就不难鉴定出来。
骆天斟酌一番，写上了自己的评估价格，马上就让人拿走放回到保险柜里，再看接下来的这个小盒子里的一块手表，这块旧手表来头不小，鼎鼎有名的英格纳手表。
格表是瑞士钟表业历史上的一名重要始祖，早于1910年，英纳格所出产的怀表因其精确度而备受推崇，甚至连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铁路人员，也开始广泛使用英纳格的计时表。到了1930年，英纳格开始制造自动及防水性能的腕表，进而渐渐地成为瑞士著名的钟表品牌。
1951年，居住于日本的外国人将当时美国空军指定使用的英纳格手表大量输入日本，其中当然包括了不少欧美飞行机师及潜水员所爱戴的雪葩（Sherpa）系列腕表。这个被誉为精确无比的英纳格雪葩系列手表，是1956年瑞士探险队成功攀登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时所佩戴的腕表，因此被公认为信赖度极高的计时表，并于1956年及1960年两度成为日本越冬队于南极探险的指定时计。
而摆在骆天面前的这一块则是英格纳在70年代推出来的一款超薄型手表款式，这款手表在中国很少见，因为早期的英格纳手表并不在中国销售，从这一点来看，这款70年代的英格纳手表就很有收藏价值了。
骆天接下来看的是铜权，铜权，相当于现在的秤砣。权，即秤锤，又叫秤铊，与衡（秤杆）相佐，也就是称重量之用，名曰衡器。自人类出现了私有制，便有了权衡理念和雏形实物，成了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工具。据资料，其最早出现于东周。汉代称权为累，民间呼之为“公道老儿”。
铜权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倒扣着的碗，青铜制，作为重量衡器的标准，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最后一件则是军票，军票是指由军事机构发行并主要流通于军队中的小面额钞票，通常是在国家发生或参与战争时发行的，有时军票的发行也是占领军用来掠夺其占领区的财富的一种手段，各个国家都曾经发行过军票，比如说日本，英国、苏联等等，还有一些是盟军发行的军票。
国内的情况是早在民国初期，全国各地的军阀为了征集军费，先后发行了少量的军票。但中国正式的军票是越南战争时期发行的军用代金券。为了解决支付问题，防止人民币被带出境，中国人民银行受中央军委委托，于1965年4月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