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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章 “我现在还记得这双眼睛……”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条大街，是用苏联英雄瓦西里·扎哈罗维奇·科尔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又是西班牙战争的英雄，伟大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今天，我是怀着崭新的感受走在这条街上的：我从书本和电影上早巳十分熟悉的、在信封和电报纸上习以为常地写过无数次的这个名字，突然间失去了它原先具有的神秘感，代之而起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具体性。
乘了半个钟头电车，我赶到市区的另一头，去看望他的女儿们。
他的小女儿给我开门。她叫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宽宽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诚的目光，一如她照片上的父亲。
“请进吧，我们正等着您呢……奥丽雅今天早晨才从莫斯科赶来。我们的妈妈住在我这里。”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在卢蒙巴各民族友谊大学任教。她坦率地承认，离开故乡很觉寂寞，但又不能经常回来：家庭、工作——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住在大城市里。不久前孙子又出世了，要操劳的事儿更多了。一个“有工作的奶奶”真不好当。
“回忆？最好是别去想，到时候欲罢不能，难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战争岁月离得愈远，就愈是可怕，而不是相反。
她们两人，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都曾在骑兵连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在她们父亲的镶在沉重的老式镜框里的大幅照片下面，我记下了她们的故事。
旁边座着她们的母亲，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她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看看女儿们。
“敌人轰炸我们这儿时，到处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们往后方疏散……我们跋涉了很长时间，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妇女儿童往后方去，男人则迎头向前方赶。康拜因司机，拖拉机司机，都开上了前线。我记得有一次，一辆一吨半卡车上装满了这些司机，其中一个人在车上站了起来，冲着我们喊：‘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支援我们打败敌人！’这时，全车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们致意。而我们出来时唯一来得及带着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于是我们就把孩子举起来，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里。那人还在朝我们喊着：‘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又谈起她的女儿们来：“要是我们留在家乡，她们就会上前线去参战，那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们还是跟别的人一道疏散吧。苦也苦在一起……”
这以后，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再没有插进一句话，只是用她干枯的手把胸前高高翘起的装饰领结往紧里系。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说：
“我们那时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岁半，奥丽雅十六岁，弟弟廖尼亚十三岁。那几天，我们刚好要送奥丽雅去少年儿童疗养院，父亲也想和我们一起去乡下。可是这天夜里他实际上没在家过夜。他白天在州党委会办公，深夜人们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来。他跑进厨房，匆匆吃点东西，说：‘孩子们，战争爆发了，你们哪儿也别去，等着我……’“到了夜里，我们离开了家。父亲有一件他最珍贵的西班牙战争纪念品一—一支猎枪，很名贵，带弹夹。这是对他勇敢作战的奖励。他把猎枪交给哥哥说：‘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已经是男子汉了，应该照看好妈妈和妹妹……’“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珍藏着这支猎枪。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或者换了粮食。可是这杆猎枪却始终保存下来。我们不能同它分开，它寄托着我们对爸爸的怀念。
“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袄扔到我们车上，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车站上，我们换乘了火车，可是还没有到戈麦尔，就遭到敌机激烈的扫射。妈妈和小弟弟及时钻进车厢，而我留在外面。我帮助医生包扎伤员，纠缠着一位女大尉军医要求参军。后来我就随着她的卫生部队一起出发了。他们给我吃给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问我：‘你多大了？’“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哪个儿童收容院去。可是我想打仗。那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得到保证，父亲也常说，我们就要打到敌人老家去了，目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既然如比，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那时的想法也太天真了。于是我回答他们，说我十六岁了，这样他们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训。我在训练班学习了四个多月，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照料伤员。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卫生营里训练出来的。我们撤退时，带了很多伤员。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遭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沼泽地，走羊肠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进。只要是什么地方集合了许多人，就是说，那里要进行战斗了。我们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路过了大片田野，地里庄稼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踩踏着无人收割的黑麦。绿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阳光，可是地里躺着死人，凝着血……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罗斯托夫。在那儿遇上轰炸，我受了伤。我恢复知觉时，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时迷迷糊糊听到一个乌克兰老兵在训一个年轻人：‘在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哭，你倒哭了。’他回过头看到我已睁开眼睛，就对我说：‘你哭几声吧，孩子，哭几声吧。哭哭，心里好受些。你能哭的……’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出院后，上级准了我的假。我设法找到了妈妈，妈妈也在四处找我。而奥丽雅也在找我们。我们是通过莫斯科的熟人才互相找见的。大家都往熟人的地址写信询问，这样就找到了。妈妈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区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我也到了那儿，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底。廖尼亚已经开上了拖拉机。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三岁。他起先是当耕播助手，拖拉机手全都上了前线后，他便当了拖拉机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妈妈担心他会困得睡着，一头从拖拉机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机上去看他，或跟他并排坐在一起。
“妈妈和廖尼亚睡在别人家里的地板上，别人进出都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当时就是这样一副情形。不久，奥丽雅也来了，她被安排当会计员，但她给兵役委员写了信，申请上前线。她的申请一直没被批准，于是我们决定（那时我已经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了）两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儿设法混进一支部队。我们哄骗妈妈，安慰她说，我们到库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
“我有一件旧军大衣，一件军便服，两条长裤。我给了奥丽雅一条长裤，她什么都没有。一双长统靴我们两人可以轮流穿。妈妈用纯羊毛给我们织了一双既不象袜子，又不象靴子的东西，但穿上很暖和。二月天，饥寒交迫，我们冒着严寒行走：一个人穿长统靴，一个人穿便鞋，然后再调换。我们俩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了。我们路上吃的东西，是用骨头汤做的肉冻和一些干粮。我们一路真是饿坏了……
“我们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里的部队都不理睬我们，根本没人愿意听我们讲话。于是我们决定，就象我们哄妈妈的那样，真的到库班去，按爸爸给的地址去找熟人。我们钻进了一辆货车：我穿着行军大衣坐在车上，奥丽雅就钻到货架底下。然后我们换穿大衣，我再爬到货架底下区、让奥丽雅坐在外面，因为军人是没人管的，而我们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到了库班，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得知，哥萨克志愿军成立了，即第四哥萨克骑兵军，后来又被命名为近卫军，它全是由自愿者组成的。在这支部队里，年龄参差不齐：有曾经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冲锋陷阵的老哥萨克，也有年轻人。他们接收了我和奥丽雅，把我们编入一个骑兵连。
“我们每个人都发到了军装和马匹。自己的马必须自己喂、自己饮、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负责。好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马，对马很熟悉，也喜爱它们。马一发到我手里，我就骑了上去，一点都不害怕。虽说它没有立刻驯服。但我却不慌张。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干可爱的小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听使唤。我很快地学会了骑术，后来我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马都会骑了。
“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我们军在库绍夫斯克参加的坦克大战，库绍夫斯克战役（这是很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冲锋战）之后，我们军被授予近卫军称号。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和奥丽雅来说尤为可怕，因为我们那时胆子还很小呢。我虽然打过仗，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可是眼下骑兵们象怒涛一般冲向前去，骑兵的契尔克斯战袍腾空翻起，马刀出鞘，战马嘶呜，简直飞到空中了，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股怒涛，扑向坦克，扑向大炮，扑向法西斯，——这真是恶梦里的情形啊法西斯人数很多，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挎着冲锋枪，跟着坦克并排前进，可是这下，他们顶不住了。德国鬼子知道自己无法抵抗这股怒涛，纷纷抛下武器，抱头鼠窜……”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也回忆起这次战斗：
“我正在给伤员包扎，边上躺着一个法西斯。我以为他已死了，根本没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伤，还想杀死我。我发觉有谁在后面动我，赶忙转过身一看，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冲锋枪。我没有打死他，也没给他包扎，就走开了。那家伙是腹部受伤……”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继续说：
“我正在背伤员，突然发现有两个德国鬼子从一辆轻型坦克里爬出来。坦克被打坏了，而他们显然没及时跳出来。只差一秒钟，——要是我没有及时射击，我和伤员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事情总是那么突然，情况似乎很凶险，但更令人憎恨：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来干什么？可是你若亲手杀死他们，又害怕得很……
“战斗结束了，上百名哥萨克都从马鞍上跳下来。可是这时奥丽雅却不见了。我逢人便问，到处都查看过了，我最后一个离开战场。天已经黑了，奥丽雅仍没找见……大伙儿说，由他们负责抬伤员。于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寻找她。我留在大队人马后面，耐着性子等候姐姐，可怎么也不见她的踪影。我哭了起来：难道第一次战斗就把姐姐弄丢了？她到哪儿去了？她出什么事儿了？也许她正在什么地方快死了，在呼唤我……
“奥丽雅深夜才追上我们。见到我们姐妹俩重逢，连哥萨克们都哭了。我们吊在对方的脖子上，不肯分开。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个连队，双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开，不见面。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前死去，那么我们肯定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于是我们决定，我得申请到别的连队去。”
“把您调走了吗？”
“是的，我们俩分开作战。起初是在不同的骑兵连，后来甚至不在同一个师了。但只要有机会，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