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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方，而人家却大老远赶来访问她们。她们一个劲儿地想把我介绍到当地名人那儿去：“菲多洛维奇的奖章不计其数，还有两枚‘光荣’勋章。”她们说，各地的记者们“接踵而来”采访他。而且最足以说明问题的，还不是那些甚至从明斯克“专程”赶来的记者，就连集体农庄主席在胜利纪念日还亲自到菲多洛维奇家去登门祝贺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花园里盛开的樱桃树中和格外柔软的春草上很不协调地谈论和倾听鲜血、死亡和危险。两位妇女讲得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泪。
“……我给士兵们洗衬衣。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洗衬衣。衬衣送来了，磨损得那么厉害，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还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上面溅满了血，大褂已经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了。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我们真是用泪水洗，泪水漂啊，这样的衬衣堆积成山，哪能洗完我现在一想起来，胳膊就酸胀，我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些情形。这是用语言讲不出来的……”——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列兵，洗衣员）说。
“我们给士兵们换衣服、洗衣服、熨衣服——这是怎样的英雄壮举啊。我们全是骑马，很少乘火车，简直可以说，我们是步行到达柏林的。如果要回忆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的话：我们帮助卫生员背过伤员，在德聂伯河畔搬运过炮弹，因为不能用大车运，只好捧在怀里硬是走了好多公里……”——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列兵，洗衣员）说。
已经走到门口，也告过别了。安娜·扎哈洛夫娜突然脱口说道：“我觉得，我讲得太少了。我有那么多的故事，可是我讲得太少。”
不管你请求别人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开头。
“司务长问我：‘小姑娘，你多大啦？’‘十八岁了，干吗？’‘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收不够年龄的人。’‘随便您派我干什么，就是烤面包也行。’‘那我们要你了……’”（穆哈梅金诺娃，列兵，面包员）。
玛丽娅·谢苗诺夫娜·库拉柯娃从伏尔加格勒州米哈依洛夫卡市写来的信中说：“我读完了师范学校，正好爆发了战争，我们也就没有毕业分配，回到了家里。没过几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员会去。妈妈不放我走。不错，我那时还年轻，只有十八岁。妈说：‘我送你到哥哥那儿去，我对别人就说你不在家。’我说：‘我是个共青团员呀！’兵役委员会把我们集中起来，如此这般地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妇女去为前线烤面包。
“……活儿很重。我们共有八个大烤炉，每到一个被破坏的村镇或城市，就要把烤炉架起来。架好烤炉，又需要柴禾，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们两个人一抓就扛起来了。或者是四十个白面包放在担架上让你抬，象我这样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来。我们日日夜夜地烤面包，这几盆的面还在发酵，那几盆的面已经快做成面包了。敌人炸敌人的，我们做我们的……”
她们没有意识到她们完成的是什么业绩，她们始终认为：自己干的是“非英雄主义”的行当。她们总是说，在战争中她们干的是女人家自古以来就应该做的事儿—一浆洗、缝补、服侍男人。然而，如果没有她们这些伟大的勤劳的参战者，胜利是没有指望的。
在基辅，我结识了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鲍尔肖芙斯卡娅。她讲的故事使我兴趣盎然，因为它概括了所有“打过仗但没开过枪”的人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它原原本本说来，不惮过多的重复。有些重复，不论在这个故事 还是在别的故事里，往往是必要的。人在战争中期和后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是不大能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如果不知遭这个人在战前是何许人的话。你当时是十七、八岁还是二、三十岁，离家时是小姑娘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成年妇女——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譬如，娜杰日达·米哈依洛夫娜·斯柯贝廖娃（大尉，军医）对此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撤退时，把一切都烧光、一切都炸光了。燃料、弹药都销毁了，只剩下一片火海。目送我们撤退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走出屋来，站在路边问：‘你们怎么能把我们丢下呢？把我们也带上一起走吧……’如果我是个做母亲的，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忍受这一切。也许，年轻人心情此较轻松，我当时就没有那种感情，也不懂得做母亲的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住了。上了年纪的人就很难忍受这场面，有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边走边哭，眼睛都不敢抬……”
所以，她们总是从最初阶段，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回忆。回忆最初阶段——这是基础，然后上面就能建起整幢的回忆大厦。没有基础，大厦就要分崩离析。
鲍尔肯夫斯卡娅离家上前线时是二十四岁，她多次向我重复说：“那时我已经很懂人事了。”
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一鲍尔肯夫斯卡娅（中尉，野战洗衣队政治指导员）说：
“战前我在西班牙儿童保育院工作，孩子们都是三七年从西班牙送到我们基辅来的。我学过西班牙语，在里面当保育员。
“我是‘五一’节结的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就爆发了。我还记得，第一批德国飞机进行空袭时，我们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院内挖壕沟了。他们倒是全都懂。……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然后我到了平札州。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护士训练班。一九四一年底，由我主持了这个训练班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上前线了。我给学员们发了证件后，自己也申请上前线。上级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陆军野战医院。我在周围的姑娘们中间是最年长的，至今还和我保持友谊的索尼亚·乌特鲁戈瓦雅，那时才十六岁，刚刚读完九年级，就进了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则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做‘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象俗话说的那样，凑凑合合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先用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找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平均每个战士洗衣所用肥皂二十到五十克，全发给我们。这药皂象泥土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们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我的姑娘们差点气哭了：
“‘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个姑娘去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的这一百多姑娘，你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可我还是得严明纪律。我的队伍要有良好的秩序。’“他们只好走开。
“纪律是不能动摇的。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大尉正好从我屋子旁边走过。他看到我，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您知道，这屋里是谁在住吗？’——大尉对我说。
“‘我知道。’
“‘这儿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的住处，您不知道她有多么厉害吗？’“我说，她厉害不厉害我从没听说过。
“‘我的天她从来没笑过，很会生气。’
“‘那您想跟她认识认识吗？’
“‘谢天谢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对他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不，这不可能人家给我讲过她的事……’“我很爱护自己的姑娘们。我们洗衣队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叫华丽娅。有一次，上级把我叫去了，十天没回来。回到洗衣队时，我听说华丽娅这些天常常回来很晚，在偷偷和一个大尉来往。好啊，好啊，原来在干这种事
“两个月过去，我的华丽娅怀孕了。我把她叫来：‘华丽娅，这是怎么搞的？你现在到哪儿去好呢？你后妈（她没有母亲，只有后妈）还住在掩蔽所里呢。’她哭了，对我说：‘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离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们和我在一起，就象和母亲，和大姐姐在一起。
“华丽娅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气已经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我的华丽娅就这样走了……
“四五年三月八日这天，我们正在过妇女节。我的姑娘们从屋里出来，突然发现：从树林里钻出两个德国鬼子，自动枪挂在身后……是两个伤兵。姑娘们立刻把他俩收拾了。我作为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向上级写了一份请功报告：今天，三月八号，洗衣女工俘虏了两个德国兵……
“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头一件事就说：
“‘听着，同志们，我要让你们大家高兴高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昨天，二十一野战洗衣队的洗衣女工们抓了两个德国俘虏……’“战争进行当中，我们都没得过奖励，在战争结束时，上级对我‘说，‘你们洗衣队可以嘉奖两个人。’我一听就火了，愤愤不平，据理力争说：我是洗衣队的政治指导员，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劳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