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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她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二次大战时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译者注）。
“那些日子留给我的纪念，是受伤的脊椎和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于战后什么都不愿意去回忆。所以有很多细节忘记了。几十年来，我反复强迫自己：‘忘掉它忘掉它’“只有一件事我不愿忘掉，那就是从法国回来，踏上祖国土地上的第一站……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吻着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
过了几天，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回到家里。我找到那个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就是当年党卫军集中营所在地。这么多年，我连往那个方向看—看都害怕，如果偶尔必须到那片地区去，我就远远地绕着走……自从我们上次交谈以后——当时您问，现在那个地方究竟怎样了，我也暗暗想：‘那儿现在是什么样了？’我在那里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游荡徘徊。一切的一切都想起来了：哪儿是过去的板棚，哪儿是过去的澡堂，哪儿是吊死人的绞架……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起再去一趟。那儿离地区中心不远，乘有轨或无轨电车都可以到……”
于是，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当年的希洛卡雅大街。我看到了许多新建的公寓楼房，还有某设计院的长方形小楼房，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很普通，练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站在这里却流出了眼泪：
“这儿的一切都是在白骨上建起来的呵，就在这下面躺着成千上万的人，我连他们的模样都记得……”
后来我又得知，当年这座集中营的囚徒们曾经找到明斯克执委会，请求把集中营原址列为永久性纪念地，要竖纪念碑。要是在我们过去呆过的地方没有纪念物，谁能在这种土地上健康成长？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
“在明斯克还应当为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竖立纪念碑，因为地下工作者大都是隐姓埋名的。不能因为他们死时没留姓名而被我们遗忘。”
只要这位受到战争伤害的妇女还健在，她的回忆便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桥梁。但她还想知道，明天将会怎么样。
在另一位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的心中，保留着她对战争的一笔细帐。她叫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她对我讲：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躺着死人一一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在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离开了难民群，到我母亲那儿去。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他那年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有时候能看到街上走过的大皮靴。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突然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法西斯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些现象在他身上很快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他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
“我给他解释：
“‘爸爸是面孔白白的美男子，在军队里打仗。’“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
“‘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不再是一个年轻人，变成了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父亲是白面孔，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父亲。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他打了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是跟儿子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后来他们有交情了。当父亲的有很多故事要讲给儿子听……”
把父亲还给儿子，再把儿子还给父亲——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女人耗费了多少精力心血啊她首先要考虑怎 样安排战后的生活，管好家，促使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忘记战争。她自己先得做到这一点，以女人的基本天性来说，她是创建和缔造生活的。
“我看到了那么多死人，所以我在前线时就想：倘若我活下去，我一定要找个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索菲亚·伊万诺夫娜·舍列维拉（近卫军下士，报务员）说。
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是我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一位风靡一时的女性。她说：
“我从一九二九年起就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没有一个女司机。机务段领导很不理解：‘一个姑娘家， 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图什么呀？’而我就想当火车司机，一心一意想当火车司机。
“三一年，我成了咱们国家第一个女司机，那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了好多文章，号召男女平等，要妇女掌握男子的职业。当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许多人就围上来：‘姑娘家开火车了。’“……我们那辆火车头时常放气，就是说要检修。后来我和丈夫轮流开车，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得呆在家里。这一天，正好丈夫回家来，该我去出车。早晨我醒来，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鼎沸。我打开收音机一听：‘战争爆发了’我赶忙叫醒丈夫：
“‘廖尼亚，快起来战争……快起来，战争’“他跑到机务段去，回来时泪流满面：
“‘战争战争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办？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
“我和孩子撤到了后方，撤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分到两间一套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没有那样的住宅。儿子也上了幼儿园。—切安适，人们对我都非常好。还用说吗，我是女火车司机，又是全国第一个……可是我在那儿没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这怎么行，人人都在保卫祖国，而我却蹲在家里！
“我丈夫回家来，问我：
“‘怎么，玛露霞，你还打算呆在后方吗？’
“‘不，’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当时，上面组织了一支为前线服务的特别预备纵队。我和丈夫都申请加入了这支队伍。丈夫是司机，我也是司机。一连四年，我们都住在闷罐子车里，儿子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度过了整个战争，甚至连猫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在基辅弄到一只小猫，我们的机车正好遭到猛烈轰炸。五架飞机向我们袭击，可是他却还抱着那只小猫：‘基萨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兴，我在这里谁都看不到。好吧，和我坐在一起吧，让我亲亲你。’真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才这么天真……
“我把多少列火车开上了前线？您可以算算：火车头一昼夜就能开个来回，每年平均出三百六十五趟车，那么四年是多少？您算算吧——近一千五百列火车哪。斯沃博达上校（卢德维克·斯沃博达（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领导人，曾任共和国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68—1975）。——译者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就是我和丈夫送上前线的。我们常常遭到轰炸和机枪扫射，敌人专打机车头，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打死司机，毁掉机车头。飞机进行低空俯冲，向机车和闷罐子车厢扫射，而我的儿子就呆在车厢里。每次敌机轰炸扫射，我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法子，我只好把他从车厢转到机车里，放在身边。我紧紧抱着他，贴在心口：‘让同一块弹片把我们娘儿俩都打死好了。’难道想死就死得了吗？您瞧，我们偏偏活下来了……
“儿子现在是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我为他吃了好多苦。我们从前线回来时，他已十岁了，可只能进一年级。我还担心他精神会不正常，因为我们多次受到可怕的轰炸。他后来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现在我已经有了儿媳，三个孙子。
“火车头，是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现在还想开火车呢，可是人们不让我开了，我老了……（她笑起来）。
“您不知道，在战争中带个孩子是多么可怕。我们现在生活安乐，我住在儿子家里。我哪儿也不去，从来不领旅游证……您也许不相信：我就是不能离开儿子，离开孙子，哪怕离开一天我都会害怕。我儿子也是哪儿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从来都没有外出旅游过，工作单位的同志奇怪得很：他怎么一次都没申请过旅游证。‘妈妈，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儿媳妇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连别墅也没有，就因为我们分开几天也做不到。也许在你们看来这很奇怪，可我就是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
“连分开几天都不行？”
“不行，一天看不到他们也不行。如果您参加过战争，您就会懂了，分开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哪儿会有喜欢战争的母亲啊？凭着自己有孩子，有孙子，她们会希望战争吗？
第12章 “我拯救了生命……我拯救了和平……”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天气炎热，我们不但给他们包扎，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呆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一挖好坑我们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估计我们会象他们对待我们俘虏那样来对待他们。您要是能看看他们在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就好了。
“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给他们包扎，给他们喂水，还让他们躲到他们自己挖的掩蔽壕里时，才醒悟过来，奇怪得不知所措……”（摘自军队护士伊琳斯卡娅的叙述）
伊里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军事论文中写道，战争若没有仇恨，就是不道德的，无耻的，就好象没有爱情的姘居。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的战土经受过巨大的痛苦而产生了神圣的仇恨，这是难以排解的仇恨。可是，象护土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上面所讲的那种事情并不少见。不过，当你身边躺着死人、伤员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同志，还有从深深的树洞里搬出的儿童尸体时，是不可能做到宽恕—切，或讲究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的。
“我们师解放了阿扎里奇郊外集中营，一群受伤的孩子送进了我们卫生营。他们虚弱到了极点，我们给他们输血时连静脉都找不到，这简直就是一颗颗包着一层韧皮的核桃仁。怎么给孩子们截去那小胳膊小腿儿？我早有准备，心灵会剧痛，可没想到连眼睛都在痛——我们实在没有勇气目睹孩子们的惨状。我觉得，眼睛跟心一样……”——护士基利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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