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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个人，道德上的这一胜利是我们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最大胜利。本来，这场战争似乎已消除了我们对那些穿法西斯军服者的一切人情，除了仇恨之外。
然而女性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感觉到了那仁爱的心胸。
艾米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尼古拉耶娃曾在部队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她被俘过，又从战俘营逃出来，参加了伏罗希洛夫游击队某支队。
“我们游击队捉到了一批德军俘虏。我在遭受过集中营的拷打、凌辱等许多不幸之后，以为这些俘虏休想得到我的丝毫宽恕。一大群俘虏押来了……我有个女友也在德国人的几个集中营里受过罪，两只手都没有了，我跟她说：‘好了，见鬼，现在轮到我们收拾他们了，就象他们对我们那样’但是没有那样做，没人教过我们那样。连打俘虏都不会，特别是对年纪大的，根本就举不起手来侮辱对方……”
明斯克的共和国医院大夫维拉·约瑟夫娜·霍列娃在战时是外科医生。她回忆道：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
“‘维拉·约瑟夫娜，派您去处理德国伤兵。’“当时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见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去……’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可我非常难受。在那里，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一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我可做不到这些。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可是要同他们谈话，不行。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晚间查房我不干……’”
契尔卡塞州佐洛托诺莎市的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在来信中写道：
“我在战争中当过护士。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他开始生坏疽病，我们把他一条腿截了去。他就在我管的病房里。
“有天晚上，别人对我说：
“‘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人吧。’
“我赶紧跑到病房。我想，也许是又出血了，也许是别的什么事吧。我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也不发烧，啥事都没有。
“他盯着我，看啊看，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
“‘纳……’
“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纳……’他说，‘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好象他的命还是保住了。战争快结束时，我们的野战医院已成了德国伤兵医院，德军伤号非常之多。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轻伤员怎样把死者从五楼上踢下来。他们拽着死人的腿拖到楼梯口，沿着阶梯往下踢。要知道，这就是曾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病友，也和他们一样，是德国人啊。可是你看看吧，他们怎样把同伴拖到楼梯口，又怎样粗暴地用脚踢下去。这使我们心惊肉跳，虽然死者是我们的敌人……”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我们的卫生员却从战场上背下这些德军士兵和军官，我们的军医给他们在医院里治伤。有谁记载或收集了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还有，四五年那会儿围着我们士兵的行军灶吃饭的德国孩子们，他们记住了些什么？他们会记得苏联士兵送给他们的糖块吗？他们会知道，正是他们的父兄烧毁了苏联士兵的家园、杀死了苏联士兵的孩子，凌辱了苏联士兵的妻子吗？如果说，获得者已不记得或不愿记得的话，那么付予者却牢牢地记得——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他们都不会忘记。
在卫生指导员索菲亚·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契的回忆录里写道：
“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我简直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都笑呵呵的，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我再也没见到过那样幸福的人。我原来想，等我们打到德国，我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胸中郁积着多少仇恨如果一个人杀了我的孩子，我干吗要可怜他的孩子？如果他绞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可怜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为什么不能？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
“我踏上德国土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们竖在大路旁的标语牌：‘这就是它——法西斯德国’往事一下子涌上我心头，我想：我会干出什么事呢？我们的战士们会干出什么事呢？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往事……部队开进了一个小镇，那里流落着很多孩子，都是些饥饿的、不幸的孩子。我呢，尽管发过誓要仇恨他们所有的人，可我还是从战士们手里搜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连一块糖都不放过，然后统统给了德国孩子。当然，我什么都没忘记，我还记得所有的不幸。可是要我平心静气地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这个我做不到。
“大清早，已经有一队队德国孩子站在我们行军灶旁。我们按次序发给他们食物。每个孩子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装面包的袋子，腰上拴着一个盛菜汤的小铁桶一一没有菜汤，也有豌豆粥。我们对老百姓无法仇恨。我跟您说，我们不仅给孩子们吃的，甚至还抚摸他们……”
抚摸，这女性特有的动作，此时象电流一样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心房。抚摸，它跟给点吃食就截然不同了：抚摸，是爱怜的表示。她们在那时还有精力去怜悯别人
维拉·帕甫洛夫娜·鲍罗金娜（下士，报务员）回忆道：
“敌人恐吓德国老百姓，说我们是吃人的野兽。于是德国老百姓投河的投河，割动脉的割动脉。全家全家地去寻死。我们只好看住他们……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幢房子，里面空空荡荡，我们在阁楼上发现了房主人——母亲和女儿。她们已上吊自杀，因为有人告诉她们，俄国人一到，就要开始强奸、抢劫、杀人，或把她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集中营……
“突然间，他们发现一切都是没有的事他们都知道，斯大林格勒成了什么模样，整个俄罗斯成了什么模样，他们在电影上看到过这一切。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些现在要在德国土地上重演。然而，我们并没有报复，这使他们大惑不解。
“还有一回，我们走进一幢房子，想烧点茶喝。屋内空寂冷落，主人抛下家产望风而逃了。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找杯子。我们找到了一套细瓷茶具，发现上面有我们国家的图案——非常亲切的麦穗……我们一字一句读着上面印着的小字：苏联，奥德萨市出品。结果我们兴奋得连茶也忘了喝……”
阿纳斯塔西亚·瓦西里耶夫娜·沃罗帕叶娃（上等兵，探照灯手）说：
“人人都目睹了德国人在我们土地上的罪恶行径，所以我们很想看看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真的，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想些什么？经过了这场战争，我们真想看看他们……
“这就是德国。我和女伴在街上骑自行车，我看见走过来一位妇女，面容十分憔悴，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坐在童车里，一个跟着她走，抓着她的裙子。唉，您想想，当她走到我们跟前时，竟然一下子跪了下来，向我们道歉。我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见她对着我们，指指自己的心口，又指指她的孩子们。我们总算开明白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致意，表示感谢，因为她们的孩子们活了下来……这也是妻子，母亲……”
明斯克人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也记得这么一件事，记得诸如此类的许多事。她身材小巧，完全是一副“玲珑剔透”的模样。好象永远尚未成年，永远单纯无瑕。比起其他人来，她和她那充满诗情、异常敏感的心灵经受了更多的磨难。也许因此她便更难于摆脱过去，所以她在回忆时老是重复说：“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近卫军下士，卫生指导员）说：
“我记得，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去时，还穿着一条粗布短裙，脚上是一双白色胶底鞋，就跟便鞋一样，带绊纽儿的，当时这是最最时髦的鞋子。我就这样，穿着这裙子、这鞋，去申请派我上前线。我又找到部队，这是个步兵师，驻扎在明斯克城郊。那里的人也对我说，不行，十七岁的小姑娘要是去打仗，男子汉们都会无地自容的。当时是那样一种气氛，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小姑娘还是回家守着妈妈吧。怎么办呢？我直接找到参谋长，那个先前拒绝了我的上校就坐在参谋长屋里，于是我说：‘参谋长同志大人，请允许我拒绝服从这位上校同志的命令，我反正不会回家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撤退。随便去哪儿都行——德国人已经很近了。’后来大家—看到我就叫：‘参谋长同志大人’。这是在战争的第七天，我们开始撤退了……
“不久就开始了浴血奋战。伤员很多很多，他们都特别平静，特别能忍耐。他们真想活下去啊。那时谁都不知道战争会打那么久。大家都在等着：战争就要、就要结束了。我记得，我那时浑身沾满了血，以至于，以至于……我的胶底鞋穿破了，就打赤脚。您猜我看到了什么？在莫吉廖夫郊外，—车站被炸，站内有一趟满载儿童的列车。孩子们纷纷从车厢的窗子里逃出来——那么小的孩子，也就只有三、四岁。附近有片树林，他们就跑到那树林里去。不料突然开出了敌人的坦克，专门往孩子身上碾。把这群孩子碾得一个不剩……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后来，我们部队被困住了。我的伤员太多了，可是过路的汽车一辆都不肯停下来。当时有个伤员中尉，把自己的手枪递给我：‘你会开枪吗？’我哪儿会开枪？我只见过别人开枪。但我还是拿着这支手枪到大路上去截汽车了。在那里，我第一次骂了人。我们没法把伤员都抱走，他们便恳求：‘同志，打死我们吧……不要丢下我们不管……’“最可怕的事还在后头，那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是什么样的战场啊？它是座城市——有街道、楼房、地下室。你要想从那儿搬走一个伤员，可真困难。我身上到处是一块块的乌青、血斑。我的裤子上沾满了血。司务长对我们说：‘姑娘们，裙子再也没有了，你们不要来领了。’我们每个人的裤子都是血，吹干了，硬邦邦的一 层，穿都役法穿，简直能割破皮肤。到处都在燃烧，就连伏尔加河的河水也在燃烧。虽然是冬天，河水却不结冰，在燃烧。简直是一片火海……在斯大林格勒，没有一寸土地不浸透人血。
“我那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活到我的生日，让我活满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