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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
宁浩拿过话筒，组织了下语言，道：“我觉得，与其说是我的变化，倒不说是环境的变化。《香火》那个时代，我对世界的印象就是山西的小县城，很旧很慢的那些东西。但到了石头，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到，物质成了生活中的第一要素。石头的剧本很早就有，后来又不断加工，里面每个人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围绕一个东西，围绕钱来展开。呃，它有一些我对自己，对身边人的某种思考。”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将来环境再变化，你的风格可能跟着变。”曹保平开了句玩笑。
“就是当物质饱和的时候，又去思考其他事情，诶，我要这么多钱有用吗？我要不要追求一点别的东西。”钮承泽接道。
“对对，指不定我哪天就拍一部中年危机，渴望真爱什么的。”宁浩也笑道。
焦雄屏特自然的转移对象，道：“那曹导演，您是剧作家出身，您觉得石头的剧本还合口味吗？”
曹保平摸了摸半秃的头发，道：“每天吃糠咽菜，忽然来这么一道拼盘，当然合口味。”
“就是说，大多数的电影你都难以下咽？”
焦大姐挖坑的技巧一流，但曹教授也不是好惹的，直接开喷：“我看了很多上映的片子，那叫个烂啊，连基本的章法都算不上。叙事完整，营造可信度，这是标准，但放眼全世界，几乎没有像中国这样不重视剧本的。就韩国特别火的那部电视剧《豪杰春香》，我都很认真地看了一遍。你可以说它庸俗，但人家有基本章法，有清晰的人物设定，完全在承受范围之内。”
“嗡嗡嗡！”
话落，下面又是一片窃语，不少人觉得太过了。
而听了半天的郭子健，似乎有所触动，他跟褚青同岁，编剧出身，已经拍了两部电影。他的国语不太好，讲得很慢：“我拍过两部片，不太喜欢被人叫黑帮片，或者古惑仔电影。在大的范围内，我觉得应该叫剧情片。所有的电影都是叙事的，我们希望它真实，但如果是非常强烈的冲突，大家又会怀疑它的真实性。那我想请问您，这个矛盾怎样平衡？”
哟！
曹保平一歪头，觉得这个后辈很不错，便道：“我们要在假定的叙事范畴里，模拟出一种极度的真实，但巧合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怎么那块石头刚好砸他头上？怎么他俩就刚好错过了？怎么他就出车祸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我的方法是借用演员的力量，让他们达到一种极其自然的状态，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对，就是这个！”
他扭头看去，后面的大屏幕已经亮起，定格在一张周迅的剧照上。
“这是我的新片《李米的猜想》，周迅就用她的力量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看这张照片，一般特写用得越多，信息量越少，但当我的镜头集中在她脸上，她给我的东西简直令人惊叹。那种焦灼的，绝望的，从内心挖出来的，比氛围渲染要更震撼。所以我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好演员能让观众相信，即便有巧合，这个故事也是真的。”
接着，曹教授看着对方，总结道：“没有什么比演员更重要，这是我的观点。”
“……”
郭子健点点头，若有所思。焦雄屏则补充道：“我昨天看了初剪版，不得不说，周迅的脸太有魅力了，我觉得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大家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嗯？
褚青正听得过瘾，忽觉得气氛不对，四处瞧瞧，不禁冒出三条黑线：人家提周迅，你们都瞅我干锤子？
……
“每个人都在讲，香港已是电影空城，我却觉得这是新导演最好的时代。前辈们集体北上，新人才有机会留守本土，尽情发挥。港片曾经的辉煌，也留下了很丰厚的财富。我们都年轻，更清楚年轻人的习惯，将不同类型的影片加以改良、创新，如果能良性循环下去，我觉得香港电影是有救的。我们缺乏经验和商业运作条件，但我们也很幸运，有一众前辈为我们保驾护航。”
黄修平都有些哽咽，道：“像志伟哥、小宝哥、华哥、南生姐……他们帮我们找演员，做监制，做发行，这个情分不光是前后辈，或者教徒弟，我相信这是一个信念，港片不死！”
说到这儿，尔冬升忍不住起身，要过话筒，道：“我当导演的时候才29岁，我当时的目标是把前面的老导演都干掉。如今香港有过长片作品的新人，一共不到10个，我希望他们能迅速成长起来，欢迎他们取代我。”
接着，徐克也道：“老港片是有传承的，比如警匪片，这是香港人最擅长的嘛！你们先从这类电影入手，因为你们的思维比我们活跃，只要能拍出新意，那就OK。至于别的方面，交给我们！”
“……”
全场都在沉默，没人觉得刻意或煽情，只是看到了一个缠绕无数情怀的东西，在时代的褶皱中奋力挣扎。
之后，魏德圣和钮承泽也聊了聊台湾电影的现状，以及对复苏的期望。可惜国内接触不多，Get不到那份情愫。
这场交流会从九点开始，十一点就该结束的，结果一拖再拖，耗到了一点钟才散场。先是台上的十个人聊，后来台下也加入，从剧本创作，到拍摄技巧，再到市场判断，三地电影的渊源风格等等。
总之，没说够，更没听够。
尤其俞飞鸿这种刚刚起步，徐峥这种抱有心思的菜鸟，绝对受益良多。俞飞鸿甚至翻出一个本子，不时做笔记。而她印象最深的，是曹保平的两段话：
“现在这个从业环境，商业元素越来越强烈，不会再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事情来做，所以导演营造的氛围很重要，你能给演员什么东西，让他们对电影，对这份职业，怀有敬畏和尊重。
当演员对戏的理解，和你自己的理解有差别时，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解决，凭什么让对方信服你，这是导演最大的难题。”
第六百二十四章 第二场
“第五代刚出来的时候，完全是反戏剧、反故事，追求一种形式感和视觉化。因为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比较人文，全民都在思考，你够偏够怪才有市场，就是大陆的所谓文化精英的市场，人家会高看你一眼。比如《红高粱》拿金熊的时候，张艺谋简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肩负国家兴衰的那种感觉。”
台上，张献民侃侃而谈，接着道：“而且西方社会爱看这些东西，我们有十多年的文化断层，就没在国际上露过面，他们觉得中国特神秘。第五代的片子不是反应当时的中国，可由于这种窥探癖，反倒成就了那些荣誉。然后到了九十年代末，第六代冒头，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也发生转变，他们想看一些相对真实的东西。所以第六代早期那些表现边缘群体，城乡变迁带来的种种困惑，在海外有大量的市场……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内艺术电影的变化与海外市场的变化，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是互相的一个作用。”
在他左右，还坐着几位嘉宾，分别是葛文、市川尚三、杜特龙、阿尔伯特和程颖。台下，仍然是曹保平、焦雄屏等人，还多了几家影视公司的高管。
昨天是交流一些新人导演的生存状态，今天更高端一点，针对国内电影在海外发行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而张献民说完，葛文消化着翻译机里的内容，点头道：“我同意张先生的看法。94年，王小帅带着《冬春的日子》来到鹿特丹，那里面的技法和思考让我们全场惊艳。但如果五年后，另一个导演带着类似的作品来鹿特丹，哪怕他拍得更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拒之门外。因为你没有创新和进步，电影三年就会更替一批观众和审美口味。作为导演还在走前人的老路，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看过很多中国独立电影，无论新导演还是比较成熟的导演，他们通常会犯一些相同的毛病。比如，喜欢将纪录片和剧情片结合在一起，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三峡好人》，但它已经是巅峰了，后来者竟然没想着做些改变。甚至当西方观众已经看腻的时候，那些新人导演还在做这种尝试。
另外，我觉得中国独立电影都非常的慢。有八成的人都会采用长镜头，以表现所谓的残酷生活。可能这几句话不太好，但我确实认为那些片子的质量很低，声音差，字幕也基本看不懂。而且中国电影的类型非常单一，题材很匮乏，它们缺少让观众产生兴趣的能力，更达不到与现实合理的联系。”
老外说话就是直啊，这顿喷下来，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
紧跟着，戛纳的前选片人阿尔伯特道：“葛文先生讲的我深表赞同，不过我想接着张先生的话题。他刚才说电影与市场的共生性，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探索与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红高粱》到《霸王别姬》，第二阶段从《冬春的日子》到《三峡好人》。这其中的共存关系，张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想说的是第三阶段，就是从现在到后十年。其实不仅是中国电影，全世界的影视产业除了好莱坞的特效片，都在面临着一种回归——讲故事的回归。”
他顿了顿，继续道：“现在的观众需要看一个好故事，这是我们自幼就有的本能。你可以拍那些冷门的题材，运用古怪的技巧，但它们只能在电影节上做几天的宠儿，马上又会打回原形。而我恰恰认为，中国大部分的导演很缺乏讲故事的能力。现在已经是第三个阶段，你还在用第二个甚至第一个阶段的手法去创作，市场当然不接受。”
话音方落，程颖便拽过麦克风，接口道：“我一直跟着公司跑海外，跑发行，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先说国内的感受，当年《香火》出来的时候，评论界一片叫好。但它的对象只在电影界和文化界，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到了《石头》时期，国内正逐步建立市场，走进影院的都是城市主流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上班族这些人。他们对政治形态探讨的较低，对技术的要求很高。我花钱看了电影，你得给我一种满足感，不然我就觉得冤枉。
然后说说海外，刚才几位都提到了《三峡好人》，我也持相同态度。西方对中国独立电影的审美早就到了一个饱和度，急需转型。像去年跑《金碧辉煌》的时候，多数观众的反应是，哎，怎么又是这套！同样的题材，他们甚至愿意去看越南、以色列这些小国家的作品，因为有新鲜感。”
“我补充一点，中国对海外市场缺乏了解，那些电影人往往拎着片子跑遍三大影展，然后问我们能否做发行，这太难了。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应该在制作初期就介入其中，一部电影应该参加哪些电影节、如何参加都是有策略的。”
杜特龙更是直接打脸，道：“我建议年轻导演向王家卫学习，多走走世界各地的影院，了解一下电影的世界语言，不要故步自封。”
“……”
一席话说的大家无言以对，尤其怀着理想带着梦的孩子们，都以为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可谁能想到，那旗帜高张的下面还藏着如许弊病。
此时，始终没开口的市川尚三，还慢悠悠地补刀：“与其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不如你们先问问自己，作为观众，为什么不愿意看自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