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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兰律师便是当初飞到中国和顾莫杰签约的那个律师。他得到杰夫辛顿的授权，当下也不客气，翻开文件，开门见山地把情况概述了一下。
“顾先生，根据我们原来的秘密协议。辛顿教授为你拉来了总计600万美元的基础科研经费。分两个财年支付，本财年300万美元，现在已经到位了，2005财年还有300万。您随时可以成立一家非营利机构，接受这笔款项。不过，我想我有必要为您解释一下——这些钱的用途是会受到加州政府的审计部门、以及联邦审计部门的监管的。每一笔开支都会遭到盘查，除了少额的招待费和宣传费支出以外，其余每一笔都要求严格对账。所以，我希望您已经想好了，要把这笔钱用在什么领域。”
顾莫杰喝了一口咖啡，指着自己身边带来的美女律师，说道：“来之前，我不是很了解美国的法律细则，所以只定了几个大概的研究方向，没有最终敲定。需要你们帮我看一下，这几个方向当中，哪些才附和政策。我不急，反正有一个月的时间处理这些事情。”
桑德兰和费莉萝、费雯丽也算是老相识了，当下自然知道顾莫杰这边做到了哪一步。他很专业地发问道：“那么，先说说您的律师为您初步拟定的几个方向，我可以为您参考一下，看看哪些附和法律规定的范围。”
“基础科研经费”这个词儿，因为享受到数倍的杠杆利润免税，所以是政府严格盯防的领域。哪些科研属于基础科研、属于全人类公益性质的科研，政府法律是有严格规定的。
否则的话，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铁定会面临一个窘境：一毛钱企业所得税都收不上来。因为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会把他们本身的商业性研发成本，做假账做成“基础科研捐款”。
费莉萝拿出预案，正想回答桑德兰的提问，却被顾莫杰抬手示意她等等。
随后，顾莫杰转向桑德兰，说道：“我方直接说出所有的预案，有些不合适吧，毕竟我们不专业，有些预案很异想天开。最好还是桑德兰先生先为我们举几个例子，让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尺度松紧、极限边界。那样的话，有些明显不靠谱的预案，我们自己就可以过滤掉，不必拿出来丢人现眼了。那也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桑德兰神色一紧，知道是遇上了一个厉害的对手。
因为如果刚才顾莫杰直接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原先做的预案都说出来的话，桑德兰完全可以做选择题，在这几个预案里头挑选一个最有可能过审的，然后再去运作。
但是那样的话，顾莫杰的得利或许不是最大化的，因为他的几条预案有可能都没有顶住美国政府忍耐的极限。
打个比方，如果顾莫杰先开口，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知道美国法律有盗窃罪，我现在有几个预案，分别可以偷3000美元、6000美元、10000美元，请你告诉我，偷多少钱，才不会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假设美国法律的起刑点是5000美元涉案金额，那么桑德兰只要告诉顾莫杰：“如果你选只偷3000美元那个方案，就不会被判刑。”
这样回答，桑德兰和律师团其他成员，都会省事得多。
可是顾莫杰显然不满足与此，因为他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
所以顾莫杰要桑德兰先开口，把5000美元这根红线标出来，然后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计划，顶着这条红线偷4999美元。
美国法律规定的、区别罪与非罪的边界红线在哪里，顾莫杰就要把钻空子的尺度用到极限，顶着这条红线打擦边球。法律允许顾莫杰做多坏的一个人，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内，尽可能坏得不择手段。
幸好，桑德兰也算是有备而来，他斟酌了一下，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
“顾先生，我希望您了解，网络技术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公益的，我此前也没遇到过，举不出太恰当的例子。所以，请您允许我用用一个医疗卫生，或者教育领域的例子来为你说明情况，毕竟那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业务比较多！”
顾莫杰点头首肯：“可以，您说就是了。反正法律是触类旁通的。”
“那我就举个医疗卫生领域的例子。”桑德兰赶紧说道。
“如果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要想研发一种新药，然后想把这种新药的开发成本做成‘非商业性基础科研’的经费，那么这就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会查出来，取消它的杠杆免税，还罚它的款。因为尽管药品本身是救死扶伤的，但是药品背后也是有专利的，医药公司可以靠这门专利技术来谋取商业利益，所以不符合公益性科研的政策导向。
但是，如果医药公司承诺研发出新药之后，向全社会公开这种新药的生产技术细节，不谋求为本公司申请专利、牟取垄断利益，那么联邦政府也会追认特许——这种时候，那些制药业巨头就会打打擦边球，把一些新药研制过程中的副产品，或者夹带私货的研究，掺杂到这里头去，把公益科研部分的经费略微做得虚高一些——当然还需要花成本找高明的会计师事务所帮你做假账——那么，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再退一步，如果这时候医药公司要做的科研不是一种新药，而是一种疾病的新式临床诊疗方法研究，因为诊疗方法无法申请专利，联邦便会认可他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非公司的商业利益——这种情况下，也附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类经费的使用办法。
在教育领域也是同理，我就不多举例子了。比如出新的教科书，教学软件，肯定不符合公益性，但是如果是一些没法商用的公共课件、教学方法研讨，却是可以作为公益性基础成果的。”
桑德兰解释得很是翔实，一看美国的律师都是这般奸诈惯了的，各种钻空子的事情那是家常便饭。顾莫杰和费莉萝听得很仔细，顾莫杰一边听一边暗暗点头赞许，费莉萝则是拿着一只笔，跟着桑德兰的讲解，在原本的策划预案上修修改改。
数人就这般锱铢必较地细谈了整整一个上午。中间顾莫杰叫了外卖，几人吃过之后继续办正事儿，到了黄昏时分，顾莫杰原本做的预案也被删掉了好多条，只剩下寥寥两三个可选的规避方案。
顾莫杰斟酌审视着，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桑德兰律师，根据我们今天的推演，我想，这个研究方案，应该是可以满足联邦法律和加州法律规定的‘属于非营利性公益科研目的’范畴，同时，也属于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领域、与我的生意对口。”
说着，顾莫杰把一份挑出来的、已经修改得七零八落的文件推过去。
“以预防网络层面的灰鸽子病毒大规模扩散为目的的互联网安全研究？”看了这个标题，桑德兰几乎要跳起来，觉得自己一天的口舌都白费了，“顾先生！这是杀毒软件公司的营利性研究！怎么可能通得过联邦的审查！难道我一天说的这些，你都没听进去么！”
顾莫杰高深莫测地一笑：“不，我要做的，不是杀毒软件。而是提供公益性网络安全的免费工具，而且技术原理和着眼点完全不同——你听我解释。”
第八十七章 天上天下唯我吊
自从一年多前，也就是03年寒假那阵子，机缘巧合邂逅了百度的李老板，并且和李老板畅谈之后，顾莫杰便隐约认识到，国内市场上，总有一天会需要一款免费的网络安全软件，甚至是免费的杀毒软件。免费这种模式，在网络安全领域，终会成为一只碾碎现有盈利模式格局的历史巨轮。
但是，因为对这一块需求成长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瞬息万变的蝴蝶效应的慎重对待，顾莫杰一直没有打算把这个明显还没有变得尖锐的需求提上日程。
哪怕是这次来美国的时候，顾莫杰也依然没有觉得这事儿有马上就开始做的必要性。
来见杰夫辛顿之前，顾莫杰做的N个经费使用预案里头，把安全软件嵌入到公益科研中偷跑，只是一个优先级比较靠后的备选方案。
但是，和桑德兰等专业钻美国法律空子的律师长谈之后，顾莫杰赫然发现，他原本准备的好几个商业上更有价值的方案，都在美国严谨的法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就算可以靠夹私货混一些进去，也绝不可能直接以那些课题为大义名分，骗取杠杆免税经费。
谷歌给了杰夫辛顿自由支配的钱，杰夫辛顿也如约分了一部分给顾莫杰来支配，顾莫杰却找不到合乎法律的课题，这不是坑爹了么。
世上怎么允许发生这种明明有钱放在那儿，却不能巧立名目骗出来的事情呢！普天之下，焉有是理！
既如此，互联网安全这个课题，说不得也只有提高优先级，拿来扯虎皮拉大旗了。
……
桑德兰乍一看到顾莫杰的预案标题时，几乎就要跳起来，觉得自己前面都白费口舌了。没等顾莫杰解释，他便粗暴地打断了对方：“顾先生，难道我说了一整天，你一句都没听进去？这玩意儿是杀毒软件公司的营利性研究！不符合联邦法律！”
顾莫杰高深莫测地一笑：“不，我要做的，不是杀毒软件。而是提供公益性网络安全的免费工具，而且技术原理和着眼点完全不同——你听我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你不就是打算做一个杀毒软件，然后在运营策略上承诺永久免费么？这种把戏根本逃不过联邦审计的耳目。如果你打的是‘只要软件永久免费、就不算商业目的’的主义，只能说你太小看美国的法律了。美国的法律比你这种中国人想象的要严密得多，就算互联网公司不收钱，但是公司还可以在这种软件上植入捆绑广告、还可以给第三方推荐来获利。这些把戏在美国早就玩不下去了。”
桑德兰律师说的，确实是实情。
在04年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盗版也好，滥用互联网上的其他非公开软件也好，只要使用者没有拿来向用户直接收钱，那就不算是“用于商业用途”。
这年头，国内无数盗版视频网站上下片儿，字幕组都会打上“本视频仅供学习交流使用，请自觉于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如有恶意散播将追究法律责任”的弹幕。似乎这条弹幕一打，就高枕无忧了。
后世到了05、06年间，一个叫陈寿福的人，搞了一个净化屏蔽了腾讯QQ广告插件的第三方软件，名叫“珊瑚虫QQ”，动了腾讯的广告费蛋糕。后来被小马哥上下其手，塞进去吃牢饭，罪名是“侵犯著作权罪”。
陈寿福的“珊瑚虫QQ”从来没有问任何一个使用者收过一分钱，但是在那场官司当中，他的行为依然被判定为“用于商业目的”，并因此入狱。从那之后，中国人才知道：原来哪怕没有找用户收钱，在法律上还是可以被判为“用于商业目的”的；因为，运营者至少还可以从用户以外的关联方身上收钱，比如，收第三方的广告费，甚至，仅仅是为自己的其他产品引导到了流量。在互联网时代，流量也是商业目的。
是否向用户收钱，仅仅这一点，根本不足以证明一项技术或软件是否用于商业目的。
在桑德兰看来，顾莫杰显然就是打的这个主意，所以他轻蔑粗暴地打断了顾莫杰的进一步辩解。
“唉，中国人呐，玩漂（第二声）法律这种事情，还是太嫩了，怎么能和咱美国人比。不过，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