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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武是酒精锻炼的干部，若非如此，也不会派他来到德令。因此，徐武是按照计划好的规程，装作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说：“这个事情，我谁都不能说……”
场长喝酒的时候偷奸耍滑，现在还有七分清醒，忙问：“就是说，有这个事情了？”
“那肯定是要有的，排排队，也该到我妹夫了，对不对？”徐武喷着酒气，抓着场长问。
场长连连点头，小说：“该轮到了，该轮到了。”
“就是说……”徐武松开了场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后脑勺磕到了也没感觉似的。
“喝点茶，喝点茶解酒。”场长想问的还没问完呢，他灌了徐武一口茶，又说：“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该平反了，是吗？”
“是啊，该……反了。”
“啥时候的事？”也不怪场长在意，他那里是有档案的，景存诚以前就是副部级的干部，如今十年过去了，景存诚依旧不到50岁，一旦平反，肯定是要先用的。
区区一个德令农场，不管怎么跳，也够不着一个副部级的干部。
场长实在担心，平反以后的景存诚，会回头来麻烦。
他这个位置也挺难的，他不能无原则的讨好农场里的在押人员，那样的话，工作就没法做了，首先资源是有限的，可能不能给所有人大量分配，其次还是容易得罪人，不是说讨好就能受人喜欢的。何况，劳改农场不免要有劳动，说不定，一次任务分配，就把另一个副部级的干部给得罪了。
所以，场长最近几年，对在押人员都离的比较远，距离产生美感，也是最不容易得罪人的。
然而，景存诚要走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临走前，总可以对人家好一点。
徐武却是有意的无视了场长的热切，摆手道：“急不得。”
“为啥？”
“不能就这样回去啊，你说是不是？在这青藏高原上的罪，就白遭了？你说是不是？”徐武一个劲的摇头，说：“不能就这么回去，不能白遭罪。”
说着说着，徐武就头杵在桌子上，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场长骂了一声娘，心说：“我们不就在青藏高原上，我们遭的罪，还不就是这样白受了。”
骂娘归骂娘，场长回到办公室以后，左思右想，还是找来了副手，商量着给景存诚换了工种。
在劳改农场，露天的体力劳动都很辛苦，室内的工作就要轻松许多，比如核检和发放工具等等，比冰天雪地的挖水沟不知要轻松到哪里去了。
景存诚理所当然的接受了新工作。
这下子，猜到他要走运的人更多了，来找他寻求帮忙的人也更多了。
景存诚来者不拒。
从他的角度来说，钱固然重要，却也没有那么重要，花完了也没关系。
而他的慷慨，也却是帮上了大忙，至少，今年的冬天就没那么难挨了。
徐武回到平江，也雷厉风行的动作了起来。
不快是不行的。严格来说，他们算是合谋骗了德令农场上上下下，短时间内也就罢了，如果长时间没有结果，景存诚的日子会更难挨，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怕中央的政策出现变化。
徐武自己也遭过两年罪，回来以后安排的并不好，进了如今没什么油水的建设园林部门，好在工作清闲，每天就拿着景存诚的信，四处奔波，找景存诚的老战友和老同事写文章，或直接出面。
景存诚刚被打倒的时候，景家多少还有些积蓄，可那时候不敢胡乱串联，到了情况好转以后，景家的经济早已崩溃，亲戚也多是指着工资过活的人，又哪能全国各地的去跑。
80年代的车票相对此时的工资来说，其实是相当贵的。同样是南京到苏州，83年的硬座票是4。6元，2014年的硬座票也不过32元，以83年普通人四五十元的工资来说，这样一张火车票就要十分之一的薪水了，若是从南京到四川的话，硬座就要26元，需要普通人一半的工资，比30年后的飞机经济舱都要过分。
徐武现在坐着火车四处奔波，就相当于后世人打飞的办事一样，一个星期的花销就要数百元，这还没有计算住宿、吃饭以及送礼的开销。
没有杨锐的支持，景家根本办不下来此事。
徐武尽可能的节省，也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用光了杨锐借出的500元现金，另外又送掉了500元的外汇券。
即使是景母，现在听到自家大哥打来的电话，亦是心惊肉跳，只是街头巷尾的小卖铺不方便说话，她只能回来找女儿说：“不能再这样花钱了，再这样花，咱们家是还不起的。”
景语兰被念叨的久了，就去西堡中学找杨锐说。
杨锐却是照常用英语说：“现在停下来，前期的投入就白瞎了。你们家现在有钱还吗？”
景语兰听明白了，却是无奈的道：“照这种花钱的速度，就算我爸回来了，补偿给他的工资，也不够填还这笔钱。”
“但你爸总归是回来了不是？”杨锐又换了中文说。
景语兰说不出话了。
于是，徐武继续奔波，而景母也开始准备，前往北京投寄景存诚写的信件。
杨锐要求软文是一篇一个风格，最好一个人写一篇，发表在当地的报纸或杂志上。
这些软文，大部分都是回忆录或报告文学的形式，短小精悍，但都突出了贡献、奋斗之类的情绪。
景存诚的老战友和老同事，也都到了回首往昔峥嵘岁月的年纪，即使猜到了徐武的目的，却并不反感。
而他们写好的文章，有能力的就自己找人刊登，没办法的人就交给徐武，让他想办法发表出去，当然，这又是一大笔的花销。
等到景母京城的时候，她的记账本上，已经划到了8000元。
这比三个万元户的家庭的现金都要多了。
景母惴惴不安，又觉得骄傲。
她也是读过“奇货可居”的故事的。战国时期就有人投资政治家，杨锐的所作所为，亦是无可厚非。
所以，尽管大家没有敞开说，杨锐的目的，景存诚一家，都自觉是清楚的。
经过十年的寂寞，至少在景母眼里，能被利用也是一件好事。
一篇篇写有景存诚战功的文章，一篇篇写有景存诚工作业绩的文章，在或大或小的媒体上出现。
作为一名40岁就做到副部长的转业干部，景存诚确实有着相当不俗的功绩，加上现在正是回忆文字流行的年代，他们准备的软文，有一半顺利的刊载，另一半也在积极的洽谈中。
杨锐只是静静地等待，此事没有多少需要他插足的地方，除此以外，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第191章 通达
有关景存诚的软文不是铺天盖地式的，而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诸如《X团X地血战三日》，或者《X纵X团连战连胜挺进700里》之类的文章，间歇式的出现在各个地方的报纸或杂志上。
这是80年代是最受欢迎的两类文章之一，另一类自然是描述外国月亮更圆的文章。
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人的两面性所决定的。现在的报纸会在三版大谈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国人的生活如何如何的美妙，四版就在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如何英勇顽强，杀敌致胜。
此类报纸都卖的很好，内版看起来也颇为和谐。尤其是XX日报，XX晚报之类的媒体，它的头版不可避免的变成了领导人的起居注，后面的三四版又不敢像是什么都往里塞，就喜欢放些回忆和展望的文章。
回忆讨老干部的欢心，展望讨年轻人的欢心，几乎是两边都不得罪。最难得的是，老干部们也好奇外国是什么模样，年轻人对战争年代亦是向往不已。
景存诚的人生经历丰富，就像这个时期的许多老干部一样，当他们沉默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老头，可是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的一生，简直能撰写一个书架的文章。
能在40岁做到副部级，景存诚既有能力，也有资历，而资历，自然是枪林弹雨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积累出来的。
他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了。
有些故事，甚至是他忘记了，其他人却记住了。
而这些文章，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个副作用，看到文章的战友们和同事们，有了重新聚一聚的想法。
景存诚有文化有能力，无论在军队还是中纺公司，都升的很快，所以，他也就有了互不相交的战友和同事。
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互不相交的战友产生相同的想法，然后组成互不相交的战友会和同事会。
战争年代的友谊，特别是对活人来说，总是弥足珍贵的，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风波中闯过来的同事，也很不容易，一些人生了龌龊，一些人则结成了更深的友谊。
杨锐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出变化。
当他接到电话以后，很是发愣了一会儿，才道：“我们支持。”
电话里嗡嗡的响，徐武从来没有这种经验，问：“咱们怎么支持，老景的战友和老同事都在全国各地呢，我在河东的那点关系，拉不到支持。”
他显而易见的想到的是公家的支持。
现如今，普通人出去吃饭，都会问一句有没有报销才点菜，战友会和同事会什么的，想寻求支持，自然也是找官方的支持。
杨锐撇撇嘴，道：“他们能找到各级政府帮忙，那是他们的事，除此以外，如果需要的话，咱们以个人的名义提供一些支持。”
“个人的名义，谁的名义？怎么提供支持。”
“就你或者景伯父的名义。我们给外汇好了，各级政府再怎么帮忙，也不可能拿外汇出来不是。”即使是在北京，也就是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等少数部委，稍稍有一点活动的外汇，但那些钱也是不好用的，层层审查是最起码的，除非是国家级领导人，其他人还是别指望能套出外汇来了。
杨锐却不同，他今年分到了15万美元的分红，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订购仪器了，但就是剩下的零头，也够他奢靡的铺张浪费了。更别说，某些订购的仪器还不用立刻缴纳尾款。
徐武却是听傻了，说：“你知道老景有多少老战友和老同事吗？”
“不知道，但想组织战友会的，总不能是所有人吧，而且，咱们可以根据战友会的不同，给予不同力度的支持。”
徐武已经听不懂了，说：“你就一次性说出来吧，电话费挺贵的。”
长途电话确实挺贵的，杨锐抬头看看柜台后面的吴倩，她拿了一个纸板，正帮杨锐记录时间呢，免得他多花冤枉钱。
杨锐笑笑，重构了一番语言，继续在邮电所的电话亭里，说道：“咱们可以直白一点，你找那些想搞战友会和同事会的人，请他们在战友会和同事会上，公开支持景伯父，如果可能的话，请他们写一些书信，寄到北京去。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就拿一些外汇给他们，作为战友会和同事会的开支。如果不愿意，那就当是没有这么一回事，随便他们自己组织。当然，给一些人民币意思意思也是可以的。”
寄信到北京陈情，为某某人说项以平反，或者以个人名义寄信到中央部委，在整个80年代初都是非常普遍的。也有些人会组织朋友同事帮忙写信，希望看到信件的组织予以考虑。
当然，更厉害的还是上访，或者在一些民主生活会之类的地方，直接对上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