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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好的记忆能力，本身就代表着智力水平的提高。
杨锐也慢慢安心下来。
上大学以前，总觉得北大学生会有什么魔力似的，或许是聪敏过人，或许是三头六臂，如今看来，三头六臂是没有的，聪敏大约是有的，过人却不一定了。
假如要说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人人刻苦。别看有的人白天又闹又玩的，到了晚上，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更是要把白天的损失给补充回来。
比如看似自由散漫的董志成，每天必拿一本文学名著，连上课都好像在看课外书，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他眼睛瞅着文学名著，耳朵竖着听讲，而手里书页，半天都不会去翻一下。
最刻苦的则是侯兵，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五点半开始自习，一整天都忙忙碌碌，到9点准时卧床，9点半发出均匀的呼声。
能在宿舍这种地方提前两个小时睡觉，而且睡熟的，本身就是一种技能，当然，也可能是侯兵累坏了，以至于挨到枕头就睡。
杨锐不能保证自己的智力高于所有人，只好学习舍友们的努力精神，半个月坚持下来，果断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
毕竟，大家都还处于大一阶段，许多基础课还是就着高中的基础在讲，杨锐在专业方面不知超脱了几代，用不着特意表现，都会在课程上表现出超过同龄人的学习水平，何况他还比普通学生刻苦一些。
只交了两次作业，教基础生物的唐集中教授就注意到了杨锐。
北大生物系是非常牛气的院系，创建于1925年，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生物专业。当然，时间早不是牛的理由，牛的主营是它在建国以后，合并吸收了北大燕大和清华三所大学的生物学精英，由此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的生物专业。
到了1983年，30年前的合并红利虽然消耗的差不多了，但北大生物系的底蕴还是留了下来，具体表现就是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均有教授主讲。
这是非常夸张和令人艳慕的，虽然在恢复高考之初，愿意给本科生授课的教授非常多，但在全系统教授授课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两名大师授业，其实就已经幸福在云端了。
以大师启蒙的好处，说之不尽。幼儿时期有资格接受大师启蒙的普通人少之又少，但当一个人步入大学的时候，其实正是重塑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再启蒙时期，大师授业，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就一名科研猿来说，这几乎是它进化成人的必由之路。
向前一步是科学家，向后一步是科研民工，学界的金字塔，远比商界和政界来的残酷。
教基础生物的唐集中教授，算得上是半个大师。就国内的生物学研究来说，唐集中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历届的生物重点工程，年逾50的唐集中也总是有份参与。
但是，自80年代以来，生物学正在飞速的发展，对经费、仪器和效率的要求节节攀升，譬如正开展的如火如荼的全基因组测序，给一只果蝇做全基因组测序，启动资金就要数百万美元之多，作为国内生物界大牛，但尚未进化到大牪的唐集中教授，就显的有些力不从心了。
当然，他还是竭力申请了近百万元的经费，重组自己的实验室，力图参与明年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建设计划。
尽管科研工作很忙，唐集中还是很用心于日常的教育工作，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除此以外，唐集中和其他教授一样，也有拉壮丁的习惯。
在这方面，唐集中的主要目标是大四和大三的学生，每年的新生季，也都是教授们寻找补充兵的季节。
杨锐是唯一一个被叫到办公室的大一新生。
不似交头接耳的大四生，谁都不认识的杨锐默默的打量着周围环境。
红色的大张写字台，垒着四五叠的资料，却又倒塌了一半，像是年久失修的城墙。
窗的两边都是书架，不到一人的高度，就用三合板和木条订起来，歪歪斜斜的，毛刺乱炸，粗糙的像是民工的脚手架。
“看来，科研经费还是不够用呢。”杨锐暗自嘀咕一声，如果是有钱的教授的话，书桌可以混乱，怎么都会买一个过得去的书架吧。
穷教授可从来不是什么好称谓。助教可以穷，因为在给教授打工，讲师可以穷，因为在给教授打工，副教授也可以穷，因为在给教授打工，如果教授也穷的话，团队可就没有希望了。
没有钱搞科研，就像穷人盖房子一样，你可以用少少的钱和多多的聪明才智盖一个充满意境的篱笆小屋，但你不可能在没钱的情况下弄出亭台水榭和琼楼玉宇。
不谈一个实验室的设备和基建成本——在极端情况下，研究员可以趁着深夜借用别人家的，但做实验，你最起码得买得起材料吧。
就生物系的各种实验来说，一只小白鼠总得几毛一块的，若是想用特殊型的小白鼠，比如某种基因缺失的，一只就得几百上千块。试药用的大猩猩更贵，几万美金都是人家支持科研了。当年北大的陶其敏教授，就是因为买不起大猩猩，于是用自己的身体试了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万幸成功，并因此挽救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人，功莫大焉。
但是，这毕竟不是一种常态，杨锐想做的功能基因组，也不是用这种方法能解决的。
而这种纯学术的研究，杨锐也不可能用自己的钱去投入，至少不能全部用自己的钱去投入，何况，百万美元的资产，在中国是个富翁，丢在研究池里，也就是咕嘟咕嘟两声罢了。
“得想个办法拒绝了。”杨锐听着身边几位极为振奋的讨论，已然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
第273章 科研金字塔
“唐教授。”
“唐教授来了。”学生们纷纷打招呼。
唐集中教授的满头银发，梳成很有特色的分头，身形微胖，气质出众，看起来像是过期的老年歌手似的。他腰里夹着厚厚的一叠东西，有装满了草稿纸和试卷的文件夹，也有整本的书籍，因为数量太多，以至于要一只手夹，一只手扶。
他将东西乱糟糟的放在书桌上，于是原本就狭窄的办公区域就更可怜了。
唐集中似乎不在乎这个，他默默的走到房间的角落，提起开水瓶，在脸盆里倒了点水，用毛巾胡乱的抹了脸和脖子，舒服的吁了一口气，又打开窗户，坐到书桌前，只露出一个粗短的脖子和脑袋，整个人像是都被书给撑起来了。
做完了这些，唐集中才露出圣诞老人似的笑容，说：“互相都认识了吧，咱们先随意聊聊天，都不用紧张啊。”
杨锐一点都不紧张，他是打定主意不加入唐集中的科研组的。虽然桌面上的资料有中文有外文，且数量极多，说明唐教授本人是有水平的，但是，找不到钱是绝对的软肋，没钱的科研组是做不下去的，或许能做一些简单的研究工作，就像杨锐前世加入的科研组一样，可那不是杨锐想要的。
杨锐希望加入一个大型的科研组，最好是那种有三五个分支小组，每个小组又有独立项目的大型科研组。
只有这样，杨锐才有可能从一个分支小组起步，自己独立获得项目。
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杨锐是一名学生，而一名学生是很难独立领导项目的，不能领导项目就不能在通讯作者的位置上署名，换言之，就不能做大老板，这就让他很难获取相应的名声。
毕竟，国外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可不管你国内的科研结构是怎么样的，他们就看谁是第一作者，谁是通讯作者。
如果是只有几个人做的研究工作，最受看重的位置就是第一作者，也只有第一作者。
但如果是多个人完成的项目，最受看重的位置则是通讯作者，因为它总览全责，是项目能够进行和完成下去的关键。第一作者则是主要执行人，是中青年研究员攀爬高峰的最好路径。
在国内，一名厉害的教授可以领导一个巨大的团队，其规模可以达到研究所的程度。
比如某某院士，他往往可以争取到数亿乃至数十亿元的经费，这比一个普通的研究院都要多了。而为了拿到这笔经费，此院士的下属研究团队的规模，也堪比研究院。
通常来说，一名高端院士最起码会掌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在此实验室内，可以会有两三名长江学者级的教授组建两三个不同方向的研究团队，而每个研究团队，都会有数名水平不错的中青年教授和副教授工作，每名中青年教授和副教授会自由组合成方向不同的研究小组，而每个研究小组下面，还会有数量不等的博士后、博士生和研究生打杂。
用人们更熟悉的话来翻译，院士就相当于房地产公司，下属的长江学者级的教授，就相当于建筑公司，长江学者级的教授则会雇佣普通教授和副教授做包工头，打地基做水电安门窗等等各司其职，而在包工头的下面，博士后和博士生就相当于大工，是主要劳动力，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小工，干体力活。
在这个金字塔结构里，做小工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要努力学技术，争取做大工，做到了大工的博士生和博士后，还有已经毕业就职的小助教和小讲师，就要想办法积累资本，升级或跳出来自己组建科研组，从而成为包工头。
做了包工头就有资格做项目了，比如钟志文的老板富教授，其实就是一名副教授身份的包工头，他最多能要到几十万的经费，就做一些几十万的项目，自己继续积累资本，如同乡镇一级的个人建筑队一样，前期会觉得更自由更有好处，但是很难接触到大项目，更难做大做强。
唐教授属于强一些的包工头，他不仅能要到上百万的经费，而且有教授这样的资质，于是可以接一些较好的项目，甚至分包一些大项目中的小项目，比富教授这样的副教授，先进5年都不止。如果有好机会，唐教授也有可能通过一个项目，就此发起来，不会再有资质上的瓶颈，当然，这样的机会总是不多的，而且风险不小。
长江学者级的教授就很少了，全国满打满算，也不到1000人，分配到各个领域，都要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或者突破性的进展才行。其中厉害些的，已经堪比院士，或者就是等着当院士的候补院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机会或者正在独立运作自己的实验室，申请国家级实验室也不困难。通常来说，长江学者级的教授往往都在拿国家级的经费，比如863计划等等，就是这些大大犇们的囊中之物。
院士组成的科研团队自然是最强的，不过，院士也有强弱之分，就像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强弱一样，低端的大牪跳过建筑公司，直接找包工头以省钱，高端的大犇同时揽下数个项目，然后分给大牪级的建筑公司以赚钱。
人体基因组计划是与新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的三大计划。其庞大项目尽管最初由美国组织，但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又有英法德日中五国，以及后来的欧共体加盟，这令整个计划变成了百年难遇的盛会，而其最初的主导者为诺贝尔奖得主沃特森，也就是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主儿。至于提出人体基因组计划的美籍意裔诺贝尔奖得主杜尔贝克因为逼格不够，只能前往意大利组织该国的人体基因组团队。
历史上，中国一共获得了人体基因组计划的1％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