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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邹承鲁曾经列举了一位学术界人士，说这位先生在３０年间发表了１５００篇论文，平均每周一篇，其人就是什么事也不干，专门抄论文，也来不及，真令人不可思议。
外国人也不会更有道德，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对英国19８６年至２００５年间进行的２１项学术不端行为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有七分之一的研究员知道同事有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比如伪造科研成果，大约４６％的科学家报告说，自己某些同事在学术研究中的行为“值得质疑”，比如“有选择性地”报告研究数据、迫于研究资助方的压力修改研究结论等。
日本的美女研究员更是出名，制造假数据和图像的论文险些去评选诺贝尔奖，是个想骗学术经费，又不慎遍过头的例子。
当然，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管理的就更松了。亩产万斤的卫星故事还没有过去多久呢，为了“科学进步”，为了节省时间和研究经费，研究员迫于政治人物的压力伪造科学结果也是常见的情景。
不过，皇帝的新衣没有拆穿的时候是新衣，拆穿了就是丑闻了，亩产万斤和学术不端皆是如此。
杨锐也不确定李鑫是否会真的学术作弊，但是，轻工业相关的论文也是很难的，会有很多的计算，很多的物理和化学，比写寒假作业的任务量要多的多，而且毫不客气的说，不是每个研究员的计算水平都过关的。
李鑫今年三十多，也就是50年代出生，小学和中学基本是在革命中度过，这种情况下，他能完成研究生教育，显然要付出常人数倍的努力，或者，常人数十倍的资源。
杨锐也不找人帮忙，自己在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条目下，找李鑫的论文。
北大的图书馆整理的很好，这花费了杨锐一些功夫，但他还是找到了三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三个中文期刊中。
研究生三年，发表三篇论文，这是挺不错的成绩了，怪不得李鑫想继续做学术。
杨锐倒是点了一下头。后世的研究生大多是从二年级开始做研究的，只有比较厉害的，又遇到厉害的导师，才能从一年级开始，所以，后世的研究生，三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以得到一篇SCI论文为目标。
80年代的研究生其实更晚一些，他们往往需要在研一的时候补课，研二的时候上课，好在不用找工作，总有一年半左右的研究时间，三篇论文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杨锐将三本期刊借出来，先大致的翻了起来。
80年代的国内期刊评价体系是很混乱的，只是期刊数量还少，总体显的高端。
李鑫的论文位置都不错，三篇都是非晶态金属的实验论文。非晶态金属其实就是金属玻璃，在80年代属于热点研究，读博继续研究，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方向。
然而，当杨锐具体读起了论文的时候，却发现了其间的问题。
三篇论文中的两篇，用的数据都是同一次实验。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有些实验费时费力费钱，成功率也小，好不容易做出来了，肯定想要充分利用。
不过，利用的方式也很多，深入研究并引用前文是最正当的程序，可另一方面，一旦引用了前文，本篇论文的独创性就大打折扣了，遇到严苛或不认真的审稿人，被驳回的几率很高。
比如PCR的发明人穆里斯，他的首篇PCR论文发表于《自然》，之后的深入研究重做了新的实验，却因为没有说明与《自然》发表的论文的不同，而被《科学》拒绝，最后只能去了《酶学方法》。
为了减少被拒的几率，很多论文作者就不会引用同实验的前文。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不受待见，但确实存在。
审稿人也不是每篇论文都看过，每篇论文都记得，即使发现了被拒，其实也没有多少麻烦，审稿人又不是学术警察，即使多嘴说上两句，也不会怎么样。
只有少数国家，才会有严格的学术管理，可即使如此，学术这么高端的东西，学者都那么忙，想要真正的严格管理，也是很难做到的。
而且，许多学者也不畏惧惩戒，大不了辞职去私营公司工作好了。便是80年代中国这样的环境，一名水平普通的研究员，或许会在北京混的不好，但只要愿意离开北京，全国尽是可去之处，仍然会有很多的地方企业来招揽的，所以，比起学术不端那软弱无力的惩戒，把握眼前，将职称和名气快速提高变的更划算了。
李鑫显然也走了一条小捷径。
他没有引用自己前面的论文，从而令自己的第二篇论文变成了一篇全新的论文。
杨锐仔细的读了它们，很快明白了为什么。
李鑫的两篇文章，根本是雷同作。
这可比两篇文章用一个实验过分的多。
确定了此点，杨锐才掏出纸笔，默默的计算起来。
一会儿，李鑫的两篇论文的秘密就呈现了出来，无非是数字游戏罢了。
第一篇论文讨论成功率，第二篇论文讨论失败率，第一篇论文做函数曲线，第二篇论文用表格代替。
不仔细看的话，还会以为他是过度使用，仔细一看，其实就是把一篇论文重写了一遍。
这当然比重做一次实验简单的多，说不定还能省下实验经费来吃几顿好的。
“要是举报的话，至少是一个内部丑闻了。”杨锐想了想，将三篇期刊收起来，准备借出去再看，这自然是他在图书馆的又一特权。
前面仔细看过的两本期刊收起来了，杨锐拿起第三本期刊的时候，却是突然想到：这货成功了一次，怎么又写了一篇完全不同的论文？如果论文是真的，怎么不再重复利用一次？
所谓狗改不了吃屎，李鑫现在用的手段，还是比较新鲜的技能，好不容易学会了，只用一次也太可惜了。
杨锐于是坐了下来，重新翻开第三篇论文，细细“品鉴”。
作为一名中国研究生，必须要有鉴别真假论文的能力，尤其是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数据和结果，能不用就别用，否则就是把自己的论文建筑在沙子上。而若是自己准备论文造价，那更是如此，你不能把沙子建筑在沙子上，那样塌的太快了。
与后世的造价手段相比，李鑫的手段就传统和经典的多了。
杨锐很快从他实验数据里，发现了一条漂亮的实验线。
太漂亮了，以至于与论文完美结合。
“看来得找个人把这个论文重做一遍。”杨锐脑筋一转，就想到了魏振学。
……
第317章 重做试验
“你要我做金属玻璃的实验？”魏振学只听杨锐说了一半，就叫了起来：“我是做化学的没错，可咱不做这个啊，你也是搞研究的人，不能看见化学的项目就让我做吧，我不做。”
“不是让你做出来，是让你重复试验，检查它的数据，你不觉得数据太漂亮了？画出来的曲线几乎和经典曲线一样了，数据处理都快省下了。”同样的实验，数据好看的解释起来就简单，说服力更强，数据不好看的就需要用数字和计算来解释了，难度更高，说服力更弱，这就好像车辆走匀速直线运动好计算解释，车辆要是走堵车运动，计算解释肯定比堵车本身要烦的多。
研究员追求漂亮而经典的曲线，这是最好的实验数据，然而，现实的实验大多数都是不好看的数据组成的，经典曲线可遇而不可求，尤其是国内目前的实验条件，你不能指望筛眼比黄豆还大的筛子下面只有芝麻。
魏振学被杨锐转移了视线，低头重看论文，一会儿说：“是挺漂亮的……但我也不是研究这个的！我想做化合物合成，不想做金属玻璃。”
“搞研究做实验的，哪个不是边学边做的？你先把金属玻璃的实验做出来，以后我资助你搞化合物合成。”
魏振学被说的有些心动了，问：“那我就照他论文的模样重复一遍。”
“只重复一遍不行，你必须做出结果来，或者证明这个结果做不出来。”杨锐停了一下，道：“对外的话，你就以这篇论文为比较，做一个延伸论文，如果结果证明李鑫的论文确实可行，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投稿发表好了，算是给李鑫增加一个引用。如果结果证明李鑫的论文不可行，你就以自己的论文受到了影响，向杂志社和李鑫的单位投诉。”
杨锐现在只是怀疑，他也不能肯定李鑫的论文就一定造假。人家万一是真的走狗屎运，做出了漂亮曲线呢？
魏振学又看了作者的名字和单位地址，说：“重做论文也不好做呢，我以前搞煤化工的，和轻工不一样。”
“我知道，可你不能继续做重工吧，总要转一个方向。”
“我想做化合物合成。”
“化合物合成这个方向当然好，我不反对，现在是想找你先做这个实验，是你帮我忙啊。”
“我想做化合物合成。”
“化合物合成的设备还没到不是？你闲着也是闲着，做这个实验，不耽搁功夫。”
“我想做化合物合成。”
杨锐的脸都绿了：“咱们不说化合物合成行不？”
“这个实验用的仪器，咱们实验室没有，全部买下来，少说得二十多万。”
杨锐松了一口气，说：“我想办法给你借。”
大部分的实验仪器是专业的，不做该领域的实验，以后都可能用不上，而且，仪器也不是电器，掏钱就能买到，订货的时间往往长的令人发指。
魏振学想了一下，点点头说：“材料也要几千块。”
“这钱我出了。”这是逃不脱的钱，要重做实验就得花钱，往往还得多花钱。
因为对方做出了结果，实验就结束了，你得证明做不出结果，当然得要多做实验。所以，重做论文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因为检查和重复论文往往比直接做出来还难。
比如号称中国最牛化学所的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就曾经有过博士生造价的丑闻，她的院士导师不得不派出数名博士生，用了半年时间，花费巨资才确定了造假的事实。
当然，人家是高智商的高端造假，用院士的话来说，是把30分的成绩造假成了90分。李鑫的论文水平在那里放着，如果造假了，也不可能像是人家那样高端。不过，要证明此点，至少得比李鑫的论文水平高端一点，才能做到。
这也是无数研究者前仆后继的造假而未获惩戒的原因之一。造假的成本很低，而证明造假的成本却很高。
魏振学有段时间没好好做实验了，新的实验室建成才没多久，好的项目所需的经费也不少，杨锐都没开工，他自然也没有东西可做，本人是饥渴难忍。
思来想去，魏振学道：“你让我重做这个论文可以，但你得让我做第一作者。”
杨锐莞尔：“别第一作者了，这个项目全是你的，除了时间上的要求以外，我不做别的要求。”
“真的？”
“千真万确！”杨锐心想：你就是让我做第一作者我也不做啊，学术打假这样的名声，好听不好玩。
魏振学却是一下子高兴了。
他写的论文不多，给杨锐做助手期间，跟杨锐混出来的多是第二作者，实际上，杨锐给出的第二作者都寥寥无几，必须是魏振学深入参与过的论文，才会给他第二作者的名头。
而作为研究者，每个人都希望写着自己名字的论文越积越多。
第一作者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