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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美元，足够一家财团发起不要脸攻势了。
历史上，西斯特公司在推出PCR仪半年左右，就受到了杜邦的骚扰，再半年以后，诉讼骤起。这是因为PCR技术首先在病毒测试领域发挥了作用。
就像杨锐做演讲时，选择了艾滋病作为突破口一样，声称PCR能够复制目前尚不能复制的艾滋病病毒，PCR的特性，让研究者们首先将之聚焦于病毒测试中。
在PCR技术以前，直接测试病毒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要测试一个人是否被病毒传染——要么测试感染者的抗体，要么测试培养样本。
假设怀疑某人被流感或禽流感传染，或者怀疑某只猪被猪瘟感染，要验证就要在两个办法中选择其一。如果选择测试感染者的抗体，某人可能要被感染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抗体，若是禽流感或者猪瘟的话，显然会产生很大的成本。
那么采用第二种方法，测试培养样本，很不幸，培养样本也需要好几天——如果能够进行。
PCR却不同，PCR不需要培养，因为它能够直接不断将病毒倍增。培养样本的目的，原本就是希望病毒自己增生，然后对大量的病毒进行测试，PCR直接倍增病毒的DNA或者RNA，简单易行，节省时间，有了PCR仪以后，整个过程还是自动化的，节省了研究员大量的时间，在疫情爆发阶段，这一点有多重要，毋庸置疑。
杜邦首先看到了PCR技术的前景，或者说，杜邦首先感受到了PCR的革命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毫不犹豫的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武器本身是没有情感的。
杨锐甚至可以从脑海中的文献里，找到杜邦对西斯特公司发起的诉讼，因为这是一场经典案例，是小公司保护自身利益，击败大公司的范例。
这里所说的小公司，是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市值过亿美元的西斯特公司。比起巨无霸的杜邦公司，它当然是一家小公司。
即使如此，西斯特公司在诉讼中也没少花钱。
杜邦起诉的理由，是他们认为PCR技术的原始发明人，应当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诺贝尔奖得主霍拉纳。早在1971年，他就发表了有关PCR技术原理的论文。杜邦因此提供了此君的两篇论文和一份诺贝尔奖得主七十年代的证词。
作为对抗，西斯特公司提供了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证词，在历史上，这同样是经典案例的一部分，双方都以学术权威作为武器，以证明自己的论点，毕竟，律师和法官都不懂学术，只能参考学术权威的观点。
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出场费，是很贵的。
辩护律师的唇枪舌战也很贵。
如果杨锐拿到了捷利康的分红，他出得起出场费，也请得起律师。
然而，杜邦公司显然想更省事一点。
一时间，杨锐竟有山穷水尽的感觉。
“问题很严重吗？有什么能帮忙的？”郭威郑重的问。
“很严重。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杨锐颇有些茫然。
“说来听听。”郭威拉着杨锐坐在沙发上，又给他泡上热茶。
杨锐想想，没有说太具体的内容，只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道：“杜邦可能想要我的PCR技术，他们斩断捷利康给我的红利，让我资金枯竭，继而提起诉讼……在美国打官司的成本很高，我没有钱，律师就不会帮我打官司，而这种专业的专利诉讼，没有律师，没有好律师和律师团都是很难赢的，最终，如果他们起诉成功，我可能要丢掉PCR的专利……”
“但PCR是你发明的。”
“是，但要在法庭上证明，必须要律师给我证明，优秀的律师团做这种事。”杨锐的准备工作已经做的很充分了，他相信，只要有不错的律师团，他很容易就能赢下官司，但如果没有律师团的话，想赢就太难了，杜邦甚至不用打官司，不断的申请各种禁止令，不断的申请各种法律文件，杨锐或者杨锐请的廉价小律师就要疲于奔命了。
最终，杜邦用不着等法庭的宣判，活活拖死杨锐即可。大型医药公司，或者任何大型跨国企业，都没少做这种事。
郭威沉稳的思考，一会儿道：“说来说去，就是缺钱。”
“缺很多钱。”
“如果你觉得划算，那就先想办法找钱，实在不行，找北大或者外交部帮忙。”
“我们说的可是美元，北大和外交部哪里有钱帮我。”杨锐苦笑两声，却是慢慢的有了想法，道：“也不是完全不行。”
“你说哪里？”
“不是北大或者外交部。”杨锐摆摆手，近乎自言自语的道：“不管杜邦是幕后主使，还是捷利康有什么想法，都不影响我原先的计划，还是先找钱，唔……说不定，幕后主使是杜邦，比捷利康还好点。”
郭威问：“为什么？”
“现在还不好说，我要试试看。”杨锐转头要走，又站住了，道：“郭叔，今天的消息很重要，你要帮我保密，一点都不能泄露出去。”
“好。”
“一点点都不能泄露出去，弗兰奇算是够朋友了，杜邦在没有发起诉讼之前，估计也有些保密准备的，至少不会让国内知道，您这边再帮我保密，我就有多一点的空间挪移了。”杨锐再三说明。
郭威严肃起来：“我守口如瓶，另外，在英国的留学生，我也会叮嘱他的，你放心，他如果敢说出去，他就别想再拿公费了。”
“谢谢郭叔。”杨锐像是地下党离别似的紧紧握住郭威的手，匆匆而去。
第634章
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于杜邦公司，杨锐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震惊、畏难和恐惧。
去年收入400万美元的杨锐，和去年收入超过14亿美元的杜邦公司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作为一家从工矿转型到化学，从化学延伸到生物领域的巨无霸，杜邦旗下光是科学家就有10000多人。
这是一家自己就雇得起第一阶的学者，玩得起顶级实验室的公司。
而且，杜邦公司背后还有杜邦财团，那是全美排名前十的大财团，威力无穷，能够影响美国政治生态。
不过，杨锐很快还是冷静了下来，最起码，他强行抑制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就像是每一名坐在高考考场上的学生，若说畏难，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理由来畏难——考不好怎么办这样的问题，问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至少想过三遍以上。
然而，畏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杨锐强迫自己，先从好的角度想问题。
最好的理由，很快出现在杨锐眼前：当年的西斯特公司赢了杜邦的官司！
甚至可以说是轻易解决了官司。
关于西斯特和杜邦的关系，由于是著名案例，不少科技史里都曾涉及，杨锐从脑海中翻出它们，贪婪的阅读，以免自己去胡思乱想。
西斯特公司推出PCR仪不到一年时间，杜邦公司就将西斯特告上了法庭，不像是很多漫长的专利官司那样，旧金山地方法院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将这个案子审理结束，西斯特公司大获全胜。
这说明，西斯特公司赢的堪称轻松！
而赢了官司的西斯特公司，他们掌握的专利壁垒并不比杨锐现在的厚实，事实上，他们能够依靠的就是两个主要专利，他们在耐热聚合酶方面的专利甚至还有漏洞，以至于日后再次引起诉讼……
但不管怎么说，西斯特公司能赢，说明杨锐也有可能赢。
当然，西斯特公司也是一家资产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它还是一家美国公司，并在科学界掀起了不小的声浪——这家随着里根政策而崛起的生物公司，得到了许多生物界人士的同情，而巨无霸的杜邦公司在公众眼里从来都是邪恶的。
杨锐一边思考，一边在随身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首先是要筹集律师费，有足够的律师费，就有可能在法庭上堂堂正正的打赢杜邦，杜邦的筹码有限，他们能够拿出来的，不过是几篇70年代的论文，完全不符合学术界对专利权的认定，因此，只要能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又有律师费，杨锐赢面很大。
想到此处，杨锐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筹钱”和“堂堂正正”两个词。
追求“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可能并不能堂堂正正的追求得来，杨锐将此放在后面，眼睛还是盯着筹钱两个字看。
没有钱，是打不起官司的。
与加尼卡公司的交锋，让杨锐深切的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公平的价格。
本杰明是最能体现美国公平的律师，他不是最好的律师，但他在美国顶级律师行列，请到本杰明这样的律师，就意味着公平的天平不会向另一方面倾斜，大家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然后依靠证据来说话。
为了让天平不歪的价格，是每小时2500美元。
一个和解官司，本杰明与他的团队的计费时长超过了40小时，加上其他费用，最终收费超过10万美元，从和解金里拿走了三分之一还多，这还算是没上法庭的价格。
而为了看天平歪不歪，杨锐还需要自己的公司律师和参与了专利注册的香港律师岳庭，这两坨人的价格合起来，大约是每小时1000美元。
同样在这个和解官司里，他们又要分走将近三分之一的钱。
最终，杨锐自己落手的和解金还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没有公司律师和香港专利律师们拿的多。
这还算是诉讼胜利了，而且是快速胜利了。
要是进入庭审，本杰明每场的收费是4万美元，一分钟的庭审也是四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穷人请的免费律师总是强迫他们认罪，因为免费律师不愿意上庭，准备太繁，变数太多。
作为标杆，95年的辛普森杀妻案，耗时九个月，产生了5万多页的庭审记录，而辛普森的梦幻团队，收费1000多万美元。
这就是堂堂正正的诉讼的价格。
杨锐估计，最起码需要100万美元，才能支持自己与杜邦的官司，200万美元则会安全的多。
正好是捷利康欠下自己的分红费。
“杜邦算的真准。”杨锐吁了口气，又在笔记本上写上“成果鉴定”四个字。
打官司也不是全拼钱的，他多准备一点证据资料，就能多一点的把握。
西斯特公司与杜邦的官司，最后打成了学术官司，在学术界，这是有名的案例，律师固然重要，但律师和法官，最终还得听专家证人的，专家证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学术问题上，自然只有学者们互拼的份，没有律师们反诘的资格。
84年的中国，学术水平堪忧，但也不是没有亮点的，杨锐取代西斯特以后，这就变成了国际官司，国内有没有后盾，想来还是有些区别的。
杨锐按捺住心情，重新看了一遍自己的笔记本，然后打电话买了去平江的机票，准备从平江转车回家。
在北京就算能找到钱，找到的也是人民币，美元还是要想办法从辅酶Q10的工厂找补。
打完电话，杨锐返回学校，找到刘院长申请提前考试——这自然只是过场，刘院长大笔一挥，道：“你今年期末面试通过了。”
杨锐多问一句：“符合政策吗？”
“怎么不符合，你的学术成绩在美国都得到了承认，更别说今年还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这样的学生还要强制参加期末考试，我们难道都是老古板吗？”刘院长说着自个儿乐起来了。
杨锐实在没有心情聊天打屁，感谢了刘院长以后，再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