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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的中国是没有网络的，就是能上网，你也找不到多少中文讯息，理所当然的，掌握着最快的信息渠道的是报纸，而报纸，每天更新着国内外的要闻，知识的深度明显不够。
书籍的深度是足够的，杂志介于书籍和报纸之间，但是，不管是传播报纸、杂志还是书籍的成本都是很高的，即使住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你也不能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
事实上，哪怕是不考虑买书的成本，80年代人也是买不到书的，因为市场上就没有这么多的书，新华书店人满为患，读者排队缴费的场景，在80年代实在普遍，却是后世中国人再难经历的。
更加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传播，而在于内容本身。
以管理学为例，中国有几十上百万家的企业，有上千万名企业管理人员需要知道如何管理，至少，知道市场经济下，优良的管理是怎么样的。
然而，截止80年代中期，中国是没有一本真正的管理学著作的，沿袭至今的苏式管理学书籍已不合时宜了，外国的管理学著作，要么太过于深奥，不能适应平均学历只是中学的国企管理人员，要么就是被翻译的乱七八糟。
最终，风行于80年代的管理学著作，发行上百万本，造福于数十万国企管理人员的管理学著作，是《艾柯卡自传》——艾柯卡曾经是福特汽车的总经理，以总裁身份加入了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并让克莱斯勒扭亏为盈，赚到了超量的利润。
虽然是很厉害的一名企业家，但是，以自传为管理学教程，可以想象80年代知识的匮乏，简直与拿着《三国演义》当军事教程一样无稽。
历史就是如此的无稽。
其实，80年代的中国人，也看到了自己的窘相，奈何时间有限，翻译人员有限，想要大批量的介绍国外的著作，却是任何出版社也做不到的事。
正因为如此，大学生和懂英文才如此之重要。
如果一个单位有接受了四年完整教育的大学生，最起码，这个大学生是用了大量时间扫过学校图书馆的，知道到哪里找资料，或者最好知道些皮毛——虽然只是些皮毛，也是没看过秘笈的基层干部们想破头也经验不出来的。
若是能独立翻译英文著作，那自然更是上升到了一个量级，任何央企如果能招揽到这样一名学生或职员，尽可以自己建立起行业秘笈，甚至创立一个行业标准都有可能。
对于华锐的员工们来说，医药代表是什么，老实说，并没有什么概念。
经过了培训，才是渐渐的清晰起来。
如此两日，再没有人谈逃课云云。
到了第三日，杨锐上台，教室内更是热闹。
孙明哲来的稍晚一些，就见不止有来培训的医药代表，他认识的国医外贸的海处长等人，还有一些不认识，却明显是官员或国企领导的中老年人，混迹其中。
孙明哲往前走了几步，来到陈博年身边坐下，低声问道：“今天怎么来这么多人？”
“知道杨锐要讲什么课题吗？”陈博年低声反问。
“什么？”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
“什么？”
“这就是题目，杨锐的题目，《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够大吧？”陈博年说着呶呶嘴，道：“前两天给咱们带项目的教授，都坐那里呢。”
孙明哲一惊：“外国教授还听杨锐的课？”
“人家是世界级的。”
“这样子……”
“还有厉害的呢。”陈博年又说着示意另一边，小声道：“政务院和卫生部的。”
“咦，你认识？”
“声音小一点。”陈博年拉了孙明哲一把：“我认识个鬼啊，戴部长开会前说的，就怕咱们不小心得罪了人家。”
孙明哲望着低头记笔记的多名政务院和卫生部人士，突然捶了自己胸口一拳头。
拳头很硬，心好痛。
第1175章 昂贵的爱好
讲课是一件很消耗精力和时间的事情，对于杨锐这个级别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到，自己的课程的后续影响。
普通的教授，站在课堂上，可以挥洒自如，可以随意的生发，可以随意的讲述随意的课程，但是，站在一个学科顶端的学者，就不能如此随性了。
这倒不是说，杨锐就不能挥洒自如了，但是，他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被人记录下来，并做进一步的生发和研究。
“杨锐赞同XX的理论。”
“杨锐对XX持否定态度。”
“杨锐重视XX多过XX。”
如果一名学者站在了某个学科的顶端，他就会感受到这样的风浪。
所谓出口成宪倒不至于，但是，人们借此作为论据，或者猜测杨锐的科研方向，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种风浪，会随着杨锐本人的高度的升高而变大。
正因为如此，许多第一阶或者第二阶的学者，都是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的，公开讲课几近于无。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是不在乎这些的，以至于常年公开讲课或演讲，但他们说错了话，以至于影响到了声望，最终影响到了科研经费的获取，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总的来说，聊些没营养的笑话是没问题的，可是，一旦讲课，那就得珍之重之。
像是杨锐，他现在甚至不好用其他人编写的教材了。
否则，除了让教材撰写者踏上青云之路，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若是教材有误，甚至教材撰写者在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重大问题，锅都有可能让他背一半。
因此，虽然是给华锐的销售员工们讲课，杨锐依旧是要自己撰写教案，仔细勘合。
相应的学术机构也知道此点，所以，高阶学者的讲课，总是有人愿意千里迢迢的来听，为的就是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讯息。
杨锐名下如今已有三所实验室，且规模都不能算小，论起来，弱小些的院士都不一定有他这个水平的实验机构，另一方面，杨锐刷脸也刷出了档次，因此，杨锐要讲课的消息放出去以后，不说千里之外是否有人愿意来，至少京城是来了许多学者。
当然，所谓的多是相对的，学术演讲，自然不可能像是成功学演讲那样，轻轻松松的凑出几百上千人的阵列。
毕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却只有寥寥几人能接触学术。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这样的命题，光是GMP三个英文字母，就足够阻止大多数人了。
不过，对于听得懂的人来说，杨锐的课程就称得上引人入胜了。
GMP是用来指导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法规，各国各有不同的情况，自然就有不同的GMP制度。
对于尚在探索中的中国来说，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真的是说不清楚的，制定政策的官员不清楚，供官员们咨询的学者不清楚，受GMP制度影响至深的普通民众更是不清不楚。
这种环境下，杨锐敢开课讲授《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这就相当于竖起了一杆大旗，他要是讲的好，自然是云合景从，刷脸刷成医疗领域的明星学者，等于刘玄德加曹操的架势。
但他要是讲的不好，大旗折了，第一个砸死的就是竖旗的人，等于没有铁骑的董卓加经脉尽断的三姓家奴的地位。
就因为风险大，有身份地位的学者都不敢讲，等来等去的，终于是等到了杨锐。
杨锐确实是敢讲。
他有什么不敢讲的，GMP相关的文章和书籍，他接触太多了，他不光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他还知道GMP制度建立之间的过程。
所有这些，杨锐满意的可以继续支持，不满意的可以修正。
他完全可以大胆的讲出来。
以他当下的影响力，也已经有资格这样做了，虽然不见得GMP的制度就会按照他说的来制定，但是，这种话语权是他可资利用的，也是他体现自身价值的一部分。
话语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不是杨锐将CNS全通关，出版了外文的《基因组学》，搞出了诺贝尔奖级的PCR和离子通道相关研究，换一个普通的名校教授来讲这个课题，根本没有人例会。
现在就不同了，知道了杨锐的命题，不止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学术机构，就是主管政策的卫生部和政务院也来人旁听。
华锐制药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意识到了课程的重要，一个个屏息凝视，仔细听讲。
杨锐讲的很洒脱。
“中国目前的药厂规模太小，太过于分散，但是，贸贸然的合并，并不是有效的方法，首先第一步，还是要理顺国内各家药厂的关系，进行统一管理……”
“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讲目前的药厂数量消减三分之一，我认为，这个要求太低了，消减一半，中国的药厂都是太多的。但是，以行政方式消减药厂，太过于粗暴，也会忽视药厂的积极性，应该以GMP为标杆，能够通过GMP标准的药厂，才具有留存下来的资格，否则，就应该予以消减……”
“良好的生产规范，要求的不仅是设备，还有员工的培训，但是，就国内目前的环境，我认为强调设备是最有效和最现实的……”
杨锐讲的内容，并不一定符合现在人的认知，一些内容甚至和卫生部正在设计的政策有所抵触。
但是，身为学者的一个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相当的范围内随意讨论学术问题。
GMP的确是政策，也是学术，这就让学者的影响力在此大大增加。
杨锐希望发挥这样的影响力，在这个方面，他是没什么私心，也不需要有什么私心。论个人享受，杨锐的生活品质已经基本达标了，不仅比后世的京城打工者强，比所谓的金领也要强得多，而且，他是在80年代就得到了这样的生活品质。
到了这种时候，事业和兴趣就是最好的驱动器了。
有的人喜欢清晨醒来，面对大海，听海的声音，杨锐就喜欢半夜醒来看培养箱里的微生物，这属于个人志趣的不同，没什么优劣高低之分。
而在政治生活方面，杨锐对于民主自由什么的，没什么兴趣，了解大型制药公司之后就知道，在法律的重重保护之下，总有些人是超出人类认知的肆无忌惮的，而在另一方面，杨锐又希望制药企业的发展能够更加平顺一些。
终究，人类研究生物，并不是想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动物这样的命题，而是想要对人类自身有更多的认识，如果将这种需求看做是一种爱好的话，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爱好，得多人参与才玩得转。
杨锐就像是一款游戏的自愿宣讲员，极尽巧言蜜语，试图将自己的游戏规则推销出去。
当他说的兴起的时候，讲义都被抛到了一边，内容却是更加详尽：
“在制定我们本国的GMP规范的时候，还要注意配套行业的问题。机械设备制造，材料等相关问题，都需要同步提高。国内的设备、设施、仪器仪表、材料、加工技术、测试器材，以及规格标准等等，都必须满足国外GMP的要求……为什么要满足国外GMP的要求，因为只有通过出口国外，我们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提升本国的产业……”
说到此处，杨锐的眼神都亮了起来，说：“我们设计GMP规范的时候，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药品质量，阻止药害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