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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盆”“面盘”之类的，可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过去，箍桶匠还是相当吃香的一个职业。只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箍桶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狭窄了。因为，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按上了专门的卫生间，还有谁会用“脚盆”洗澡呢；塑料盆既价廉物美还更好用（木制的“脚盆”“面盘”使用的时候稍微长点，原本合缝的木板和木板之间就难免会有所松动，因此就必然会出现漏水的现象。一般老化的木制“脚盆”“脸盘”在使用之前必须得先用水泡上一泡，这样，在木板被谁涨浮之后，盛水的时候，它们才不至于漏水。），哪还有人会费心费力地请箍桶匠打造“面盘”呢？
就现在，我们村上，我所能知道的箍桶匠就只剩一个，而且现在他也已经改行到外地打工谋生去了。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之下，一个符合环保理念的职业就这样面临上了消亡的危险，这也不知道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我们家装整猪的那个“脚盆”还是很久之前打造的，不过好在现在只是临时用来盛放一下整猪，所以也就不需要预先用水先浸泡一番了。
将整猪整羊以及活鱼供奉到父亲的冰棺之前，然后在又一次的鞭炮、烟花的轰鸣声中，我们一个接一个恭敬磕头行礼。当然，在整个过程之中，三舅都一直在焚化黄纸。至此，整个送“整猪”“整羊”的仪式才算是最终完成了。
第232章 特殊职业
供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先人享用。当然，吃饭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在仪式完成之后，并不会立刻将整猪、整羊撤离。等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自会将借用的羊头上的红花撤去，然后再包个红包把羊给人家还回去。红包其实也就是个象征性的意义，因为，供奉的乃是去往另一个世界的人，在带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农村，这毕竟是不吉利的。用红包冲一冲，就可以将其中的晦气给冲化掉。因此，我们这里，在归还因白事所借之物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都会包上一个红包。哪怕只包个一元钱，也是必须要包个红包的，否则，必然会引起别家的不快。
在有人归还活羊的同时，整猪也得赶紧处理处理了。因为，那时的天气还是有些热的，已经宰杀了的猪如果就那么一直放着的话，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一定会变质。做家宴的，非常熟练地将整猪进行分割。最终留下来的就只有猪头和猪尾巴。将猪尾巴横着放到猪嘴之中，就被再次放到冰棺之前，继续担任起供奉的大任来。猪头和猪尾此刻所代表的就是整个一头猪。在白事事情上，很多方面往往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猪头和猪尾所代表的这只整猪，就会长时间被放置于冰棺之前，以便让父亲慢慢享用。
收到通知之后，只要没什么特殊得实在跑不开的事情，那么一众亲朋好友在今天晚饭之前就一定会赶到我家。当然，也有少数离得较远的会提前过来。我记得，我母亲的一个姨姐（对姨娘家女儿的称谓），就是上午过来的。在一阵震天动地的嚎啕大哭（母亲也陪着又数哭了一回）之后，她就被母亲安排着剥大蒜去了。因为，今晚是正宴，宴席中势必会用到大量的蒜头这个佐料。
虽然中午也来了少部分亲戚，但午饭也只是由婶婶做了大概七八道简易的菜。其实，正是因为今晚即将是正宴了，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很多事情要忙活，众亲戚和帮忙打杂的邻里们对午饭的简便也自会表示理解。
午饭过后，家宴上的人就正式过来开工了，除了上午我们自己将活虾用盐水稍许煮过一下之外，其它的就几乎全都是在做家宴的指导之下有序地进行着。因此，在宴席的准备方面基本就没我们家人什么事儿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轻松。
上午，我们在忙活整猪整羊的事情的同时，就已经为父亲购置了“家堂”。家堂一般有两种意思，一为家中的堂屋，二指安放祖先神位的屋宇，现多借指祖先的神位。这里的家堂，肯定与神位无关，但也不是指现实中的堂屋。我们这里的“家堂”，实际上是对第一种意思的延伸。在封建迷信思想中，到了另一个世界，也是需要生活的。因此，这里的“家堂”，实际上就是用纸和竹竿扎成的屋子的模型。那是两层楼的小洋房，洋房里面的日常生活用品（电视、床铺、凳子、桌子之类的）一应俱全。很明显，这个“家堂”就是为父亲到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而准备的。
现在，我们这里在办白事的时候都流行找军乐队。这里的军乐队有点类似于白事司仪的角色，但又不完全类似。他们除了担当白事司仪的那份职责之外，还兼顾着其它很多活计。当然，这些活计的兼顾，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赚钱。
既然他们是以军乐队命名，那么他们主打的就是奏乐，在整个白事的仪式之中，凡是需要哀乐的，他们就会经过简易的配合演奏出相当粗糙的哀乐来。这也许就是军乐队最大的市场了。在我们这里，跟父母那样好面子的人大有人在。即便是办白事，很多人也希望搞得人尽皆知，搞得风风光光，搞得让人竖起大拇指。正是因为那点虚荣心，所以军乐队就越来越红火，也越来越有市场。现在，但军乐队这份职业就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
就如同红事司仪一样，有了军乐队，那主家人就得一切按照他们的指挥行事。那种如同提线木偶的感觉，可不是我所喜欢的。当然，更主要的是，我非常讨厌军乐队那种市侩的嘴脸，他们会借着“孝顺”的名头压榨着你不断给他们钱。其中，有一项非常特殊的服务，就是“替哭”。所谓“替哭”，即是由军乐队中人代替孝子边哭边数说。当然，这种“替哭”一般都是价格不菲的，一次就动辄上百元。哭的次数多了，他们就会多出数百甚至上千元的收入。因此，他们往往会鼓动主家之人接受这样的服务，否则，就会讽刺你不孝顺。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预先已经放出这样的口风，那就是我们家不请军乐队。可惜，为了赚钱，军乐队可谓无孔不入。由于我的态度明确，所以他们的委托人就直接找到了姐姐。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这凡是有子女的，哪有人家不请军乐队的？委托人跟姐姐说，这军乐队一般都是有女儿请的，如果你家庭条件差些，那么不请还情有可原，但你可是有正当工作的，大家都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都不请军乐队的话，那么左邻右舍的会怎么看你？你父亲的后事就这么一次，可不能舍不得钱，否则谁能保证人家背后不叱责你不孝顺？
其实，这倒也并非危言耸听，如果姐姐在人家话说到这种程度的份上还坚持不肯请军乐队，那就必然会被许多人背后戳脊梁骨了。舆论的压力是巨大的，姐姐终于没能顶住那巨大的压力而妥协。最终，姐夫和姐姐还是决定请军乐队了。
事情已经定下来了，而且现在，这些几乎全成了姐姐一家的事情，我自不好再多说什么。但，最终我还是跟委托人交代了又交代。一，我们家绝不搞“替哭”这一套；二，除了预先讲好的军乐队的价格之外，绝不能再额外要钱。否则，在事情完结之后，我定然会不讲情面地坚决阻止姐姐付款。
第233章 玄不玄乎
我的话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那委托人最终保证，整个过程之中，只有两次是必须要给钱的。既然姐姐已经跟人家都谈好了，那么我自不能太过分。在对方已经妥协了情况之下，我再次强调，每一次每人只给五元钱，给了之后，就不能再要。委托人在认为我也已经妥协了情况下，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下午，就开始陆续有亲朋好友过来了。这样的大事，自然少不了礼尚往来，因此，每个前来的亲朋都是带着礼金而来的。虽然我们这里有“红事不开头，白事不收尾”的说法，但亲朋们在来了之后，并未急于登记礼金。因为，起初的时候，我们还没能安排好账房先生，就是他们想登记，也找不着地儿。
按照惯例，我自然还是一直守候在父亲身旁。每当有亲朋过来，其实不管有没有地方登记，都不会影响到他们对父亲的祭拜。祭拜，也是每个到来的亲朋好友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只要有人祭拜，我就都要下礼，并在坛子内点燃黄纸。来的人越是多，我就越是走不开。因此，自父亲安然地闭上双目之后，陪伴在父亲身旁时间最长的就属我了。
下午，自第一位亲朋过来，我就注意到了没安排账房先生的问题。一来，我的职责就是寸步不离的守候在父亲身侧，因此根本就没办法走开；二来，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来担任账房才比较合适。我虽然一直在盘算着如何解决账房的问题，但由于这两方面的障碍，所以一直没能找到解决之法。
接近傍晚时分，我们家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奔丧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一位是母亲的姨弟（对姨娘家比自己年龄小的儿子的称谓），他在跪拜之后，就坐到我的身旁，有一句没一句的跟我闲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就听到“啪”的一声。原来是放在冰棺之前的活鱼从水罐里蹦了出来。那时，我正在点黄纸，因此母亲的姨弟就上前一步，将那条正四处乱蹦的鲫鱼给逮起来再次放到水罐之内。这个条鲫鱼就是在供奉整猪整羊的时候给放到冰棺之前的。既然是活鱼，那就不是用来供奉的。
当然，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即便是不供奉整猪整羊，那这条活着的鲫鱼也是必须要有的。当时，我们并未准备活鱼，在即将开始供奉之时，还是我家后面的一位非常热心的老大爷临时为我们抓的。农村，虽然经济落后，但却民风淳朴，热心帮助别人的大有人在，而且这样的帮助往往都是不图任何回报的。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住在物质生活富裕但却为人冰冷的高楼大厦里面的城里人，未必就会比我们村里的人生活得温馨。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母亲给鱼钱的时候，那位老大爷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老大爷说，这条鱼他自己都没花钱（老大爷不知道的是，这样的野生鲫鱼在城里菜场上的价格可远比人工饲养的鲫鱼高得多了），又怎么好要我们家的钱呢？后来，在母亲强调这种事（白事）是必须要收红包的情况下，老大爷才万般不愿地取了五角钱。
活鱼的具体作用，我并未深入考察。在我的理解之中，它似乎是用来寄托灵魂的。因为，最终，这条鲫鱼并没有被放生，而是在父亲落葬的时候，被安放到了木棺之下。这条鱼，就成为了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个非常不幸的活祭品。不过，我觉得，当时抬棺材的人这么做，似乎并不是将它看成祭品的。从他们小心翼翼、生怕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