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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感觉都是在有如穿行在刀山火海中，这就因为他们会看见我，我会遇到他们。
这天，我一走出我们院子，走到外面的大路，就听到一群已经聚集在茶壶嘴像是专等我来的人里的一个汉子怕半条沟有人没听见地叫喊道：
“张小禹，又有大作问世没有？有了就向我们大伙儿宣布，好叫我们欣赏！”
一伙年轻人听了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他们的大笑让我身上坚强地控制着的颤抖更厉害了，因为他们的笑容不是美好的而是十分丑陋的，而善意的笑是不可能丑陋的。
一位上了点年纪的“权威人士”在人堆中正色地、语调不高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效果地说：
“你们还看不出来？他的文章是在犯上！”
这位“权威人士”的话一出口，人群有了几秒钟的沉默，跟着人们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要是他真犯了这条罪，那……”
“从古到今，犯上可都是最大的罪啊！连杀人放火都比不上它！”
“杀人放火都可以赦免，而且还要看是哪种性质的杀人放火，有些杀人放火不仅不会治你的罪，还会给你鼓励和表扬，树你为英雄。再说了，杀人放火也只是哪个做事哪个当，不会连累别人。但犯上在哪朝哪代都是不会赦免和轻判的大罪，还要连坐，诛连九族！”
人群里上了点年纪的人纷纷就“犯上”发表看法。我看到是，他们关注的我的作文，从开始就是为了到时候能够把“犯上”这罪名加在我的作文头上，而现在是这个把“犯上”罪名加在我的作文头上的时候到了。
“犯上”这个词令我不寒而栗。它的意思我多少是懂的，从我懂事那天起在听他们说这个词，说犯了“犯上”这个罪的结果会有多么可怕。耳濡目染，他们对“犯上”有如下观念已经被我深入灵魂地体察到了：“犯上”有轻有重，轻的就是和队长或支书那样的人物顶撞，重的就是和“中央”、“组织”、“国家”、“人民群众”那样的存在过不去，不奉它们为一切和高于一切的一切、为神、为绝对和永恒，但不管是轻是重，“犯上”都是不可能得到轻饶的大罪，在轻的“犯上”面前，调戏妇女、小偷小摸、为人不正等等，都可以不是过错，但“犯上”一定是过错，在重的“犯上”面前，杀人放火，哪怕杀得血流成河，都可以不是罪，但“犯上”一定是不会被饶恕的大罪；“犯上”是唯一不可能得到轻饶的大罪，是罪中之罪，万罪之首，这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而且对“犯上”也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把“犯上”定为永不可赦免的大罪，罪中之罪，万罪之首，这是因为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新时代、新社会还更是这样的，这个新时代、新社会之所以“新”、之所以比以前的所有形式的社会都更进步、更伟大、更正确的社会，就在于“犯上”比以往所有时代、所有社会更是罪中之罪、万罪之首。
他们说我的作文是在“犯上”，那种语调和口气，是在把我的作文的“犯上”归结为重的那种“犯上”才可能有的语调和口气。他们这个势头一来，我就相信我看到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为了有今天，就为了把这个罪名加在我的作文头，而我呢，在写第一篇作文的时候，就预感到，不，知道我必然会有今天和接下来的那一切和一切的一切。
那个上了点年纪的“权威人士”以无比严正的态度和语气说：
“我们应该把他的文章给大队领导看到了，他的文章一出来，就这个在说好，那个在说好。可是，你我这些人哪个有资格说一个人的文章好不好？只有领导干部才有这个资格和权力。要是大队领导说他的文章好，那大队领导就一定会上交到公社领导手中，公社领导那也一定会说好并一定会上交县委领导手中……这样一层层往上交，直到交到中央领导手中，中央领导自然也一定会说他写得好，并一定会向全国人民发布，要全国人民都来学习，都来说它好。只要大队领导说他写的文章好，那结果就会是这样的，也只会是这样的，其他的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是大队领导干部都不说他的文章写得好，那我们就应该认为它有问题了，那就应该是另外一种立场和态度了！”
“权威人士”这么一说，很多人发出近乎歇斯底里的笑声，其他的人则似笑非笑。这时候我正好已经走到了他们身边，大家都在笑，但没有人看我一眼，连里面的孩子也没人看我一眼，就是我走过站在人群外围的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身边也没人看我一眼，而她们脸上也都面戴讥笑，本能地在开始幸灾乐祸了。当然看得出来，他们当然不会，也用不着把我的作文交到大队领导干部那里去，他们这么说和这么笑，就已经把我的作文定为“有问题”，从此除了保持沉默的，对我都会是“另一种立场和态度”了。
放学回到家里后，爹就对我神经紧张地叫道：
“你已经开始处于围攻之中了，你还没有看到？从现在起，你应该在你所谓的写作文中彻底改变你自己了！现在还不算晚！”
我怎么可能改变自己，还彻底改变自己？所以，等我又有还是那样的作文出来后，就像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沟里的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了，齐刷刷地射过来。一出门，远处就有人高喊：
“张小禹，你到我这儿来，把你又新构思的文章给我背出来！让我比哪一个都先欣赏到！”
一“权威人士”高坐在人群中，人群对他如众星拱月，他对我显得颇为和蔼、亲切地扬手道：
“来来来，你过我们这里来一下。我们要听听你这几天又在构思什么新文章。在你还没有动笔写之前，也应当向大家、向群众汇报一下，让大家、群众给你提意见！你这也算是把你的思想向我们汇报。你还应该首先相信人民群众，走到人民群众中来。毕竟还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我是什么呢？我是无数沙粒中的一颗沙粒，绝对、永恒的凝固和静止。我是虚无，一切对于我也都是虚无和不存在的。所以，我朝他们那里那么看了一眼就直梗梗地走过去了。
他们那儿一片沉寂。但一个人大声喊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的好骄傲啊！不想想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我完了，我知道我必完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承受着怎样的寒冷，怎样的恐惧，怎样的颤抖。我外表如铁，但实际上我每天每时都行走在刀尖上。我的作文引发的事端现在只能说是刚开始，但我已经看到它是我又一个必须面对和穿越的新的刀山火海，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穿越过它，我能走多远，我也不去想它，只当自己是虚无地走进这个看不到它的尽头的火海之中，我认为我别无选择。
在饭桌上，爹好像对不知该多么让人紧张的事一般地问我：
“今天，你张良国爷爷叫你过去向大家汇报一下思想和你的作文的新构思，他们给你提提意见，说你理都没有理就走过去了？”
爹的语气中充满了尖刻的冷嘲热讽，那意思分明就是：看你不听我的话，现在开始遭报应了不是？“张良国爷爷”们是你得罪得起的？他们很多，多得无数，比无数还要多，哪一个都是你得罪不起的，而你不听我的话他们的哪一个你都是要得罪的，不听我的话你就看你将会是怎么个死法吧！
沟里的孩子们开始对我不规矩起来了，他们一看见我就全都是一脸怪笑，喊出让人心惊肉跳，让人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话，就好像有幕后人教唆他们和指使他们似的：
“张小禹！□□的！你二天要当作家啊！”
“未来的大作家来了！”
“张大作家出门罗——”
他们称我为“作家”或“未来的大作家”，可绝不仅仅是在嘲笑我。我们这个地方，穷乡僻壤，但是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字眼却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人人都对这几个字眼耳熟能详，是因为有一东西深入到了他们人人的灵魂之中，反映在他们个个随时随地的言行举止中，这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人，只有两条路，要么死无葬身之地，死得比耗子还难看和可耻，死得连一撮儿灰都没有它的容身之地，要么就是当爹所说的那种“抬轿子”、“吹喇叭”的人，而当这两种人，实际还不如他们当穷农民的。有一个顺口溜在他们中间十分流行，他们在我六七岁看出了我所谓的“聪明”时，就把这个顺口溜用在我身上了——“我是领导干部的狗，守在领导干部的大门口，领导叫我咬谁就咬谁，叫我咬几口就咬几口”。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人，在他眼中要么就是这种“狗”，充其量也就比穷当农民的强，要么最可耻下贱地灭亡，还不如当这种“狗”和当农民的。孩子们冲我喊“作家”、“大作家”，就是这个意味，他们毫不掩饰他们就是这个意味。
有一天，我一出门，就感觉到我的作文“有问题”、“有大问题”，有“思想、政治立场上的问题”的说法已经在沟里传开了。
我走过茶壶嘴，听到一“权威人士”正在当众评论我的一篇作文，虽然我不会停留，可还是听见了一句半句：
“他把世界——我们的世界写得一团漆黑……”
我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定罪，也为这个定罪而怎样寒怵啊！
这天，一位“权威人士”把我拦截在大路上，和蔼可亲地、也远近的人都能听得见地教导我，教导我了老半天。
这个“权威人士”说，我的作文的确有一定的基础，反映了我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搞好了我将来会有一定的前程，不是一般的孩子可比的。但是，马克思教导我们，对什么问题我们都要一分为二地看。我的作文有好的一面，应该肯定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应当批评教育的一面。这不好的、坏的一面就是我的作文的思想倾向是不对的。我的思想倾向的问题就是我无论是作为一名作者、一位未来的作家，还是仅仅一个刚开始写作文的小学生，我都没有站到应该站到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立场上。我的作文表面上是在写好人好事，是按老师和书本上教我的写，而实际上是在展示、发挥纯粹我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主观思想。
在我们世界里——“权威人士”继续说——一位作者，作家，包括未来的作者和作家，也包括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包括所有人，只要他写作，他就应该站到大家的、集体的、群众的、人民的、国家的立场上写，而不应该站到自己个人的立场上写，对大家、集体、群众、人民、国家的这个立场有一点儿偏离都是不对的，危险的，都是在对大家、集体、群众、人民、国家不负责任，也是在对自己不负责任。而站在大家、集体、群众、人民、国家的立场上写，就是从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内容都首先要听大家、集体、群众、人民、国家的，他们叫我写什么就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