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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虽然没有军队的履历，也晓得所派的四个师团在陆军的分量，谁都不敢做出放弃四个师团的决定，那个责任太大了！
不等大隈重信表态，加藤外相再次发言，“难道陆军就是在不明敌人力量的情况下打仗的？难道陆军就是这样对天皇负责的？三倍于我军？就算我们增兵三个师团，难道中国人不会继续增兵吗？”
这个诘难很刁钻，算是打到了陆军的要害。当初就有人提出华军兵力装备等问题，但陆军信誓旦旦地说，曾经击败过俄国的陆军是何等的勇武，一个日本兵足以打五个中国兵！现在怎么就忘记了当初的夸口？
“不要纠缠旧事了，”大隈重信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因山东之败已经完结，“关键是不能丢掉四个师团！我们现在可以动员几个师团？”
这就不只是兵员问题了，更涉及钱和武器，当即有人回答首相的问题，“就现有库存，最多再动员一个师团上去！”
军队是人类组织中最为复杂的团体，人的因素之外，武器、服装、装具、马匹、粮草都是必须考虑的，而且要考虑到后续的接济。尤其是在境外作战。自日俄战争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后，**年来日本一直过着紧缩财政的日子，军工厂开工不足，能力萎缩，供应四个师团出征就基本吃光了库存，即使再动员一个师团也困难重重了，陆军省的人再无能，也知道些国情。
国家由和平时期转入战争需要时间，需要周密的组织安排。别说国家没钱，即使财政富裕，要将钢铁、火炸药、木材转为士兵可以使用的武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那就动员一个师团！”大隈重信做了决断。
奏报天皇是必须的，在继续增援避免出现派遣军全军覆没之事上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于是。派出了第11师团增援山东……但继续动员却做不到了。
参谋本部做了兵棋推演，认为增援上去的11师团并不能挽救派遣军的危局，甚至连被合围于高密的第3师团也救不出来，更别说是第18和第6师团了。冷静下来的参谋本部担心中国会在南满动手，计算兵力对比，南满只有第5和第12两个师团，但华军兵力却高达四个师！日俄战争唯一的收获就是获得了一个港口和一条铁路，如果丢掉旅顺和南满铁路，就真的将日本打回原形了！
从目中无人到畏敌如虎，日本陆军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来了个大转弯。
似乎是要证明参谋本部的判断。在日本援军登陆的那天。华军对最弱的一股日军动手了，不到两天时间，18师团部及23旅团全军玉碎，神尾光臣中将自尽殉国。华军一下子解放出来大批的兵力。逼得救援师团主力的24旅团转身而逃。丢盔弃甲一路败退龙口。在第一舰队的舰炮火力支援下勉强站住了脚。第6师团算是被抛弃了。
而被寄予无限希望的第11师团登陆之日就遭受了当头一棒，大批华军飞机猛烈轰炸了滩头登陆点，导致了缺乏防空经验的第11师团先头部队43联队伤亡惨重。至少有三百伤兵直接被送回了军舰，第11师团尚未接敌就让人家将士气打到了冰点。而同日，华军对高密包围圈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第3师团的求援电报雪片般飞到派遣军司令部，寺内正毅一筹莫展。东面是严密布防的华军第1师和第6师，在第11师团到达之前，遭到严重损失战力下降至少一半的第9师团完全是取守势的，哪里能救得了第3师团！
后续部队受资金和装备的困扰难以为继，前方又打成这个样子，剩下的只能是求和了！尽管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一帮中级军官还在大叫大嚷扩大动员加速军工生产，甚至威胁谁敢投降或者求和就要诛国贼清君侧，但陆军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山东攻略算是彻底失败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第6和第3师团救出来了，无论用什么办法，决不能再出现18师团的悲剧了。
当初出兵中国并非无人反对，西园寺公望就是明确反对乘火打劫的重量级元老。现在仗打输了，自然给了反对派极好的武器。西园寺公望当即觐见天皇，强烈要求撤换大隈重信，重组内阁并断然从中国撤军。
其实大隈重信是西园寺线上的人，西园寺提出撤换大隈是为了给另一个主战的大山头山县有朋好看。
西园寺身后站着势力逐渐强大的政党集团，他们是以山县有朋为首脑的藩阀政治的最大对手。西园寺公望并非亲华人士，他之所以反对与中国开战，完全是为了日本。只能说西园寺这一派对新中华及对日本政治经济形势有着比山县一派更清醒实际的认识。
近代日本政界的所谓元老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政治概念。它是特制接受明治及大正天皇诏敕，享有“元勋优遇”待遇并负有“匡辅大政”之责的九位政界耆宿，即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
根据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元老和枢密院、内大臣、军部、内阁同属天皇的辅弼机关，但这部宪法对元老的权限和职责却没有任何规定。这样，元老就成为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超宪法的存在。
尽管元老的法律地位虚弱，但在左右天皇意志方面的作用却远远大于枢密院、军部甚至内大臣。特别是明治中期之后，元老一直是日本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从1885年到1901年，10届内阁中有9届由元老亲自出马组阁。这期间元老政治的核心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因此也被称为“伊山”时代。1901年后，元老的职能虽然被枢密院和军部划走一块，但由于他们握有推荐首相的特权，仍然是左右天皇政治决策的中枢，并在幕后操纵政局。第二代元老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分别受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的支持，前者是藩阀势力的代表，后者是政党势力的代表。轮流登台组阁，因此被称为“桂圆时代”。
大正天皇脑子有些问题，完全不能像其父一样真正掌控朝局。依仗的基本是元老们，山东之败给了大正这个脑残天皇以巨大的打击，他当即问西园寺公望，“如何才能从支那撤军？”
当然是谈判解决了。经过御前会议激烈的辩论，主和派占了上风，天皇罢免了大隈重信，委任西园寺公望组阁以收拾残局。山县一派因山东大败失暂时去了发言权，无法阻止政党派的西园寺出面组阁了。
西园寺上台的第一件事便命令已经登陆的第11师团固守阵地，不得主动发起攻击，同时通过外交渠道谋求和平解决山东问题。他们最可靠的盟友当然是英国人了。
军部提出了和谈的底线，那就是中方开放包围圈，允许第6师团自龙口、第3师团自胶州湾撤军。在这个时候，军部，包括文官们都不敢做出更大的让步。
自甲午以来，日本高歌猛进的形势因山东之败被逆转了。
第四节军方
10月30日，朱尔典联合了法俄两国，一同向中国提出了调停山东战事的要求。
中国外交部自然一片欢腾。日本被打的主动求和甚至让受过屈辱的唐外长潸然泪下。只有经历过屈辱的人才懂得其中的滋味。
外交部以最快的速度上报总理及总统，请求决断。因战费问题焦头烂额的方声远自然喜出望外，亲自跑到海晏堂面见龙谦，直言用和谈结束战争是上策。
日本求和是龙谦预料中的事，因此并未展现方声远预料的喜悦神态。龙谦的淡然令方声远自愧不如，自觉就养气工夫比这位武夫出身的总统差了很远。但他不知道，龙谦对日本的了解比他这个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要深得多。此时的日本尚未形成军部一家独大的局面，掣肘军方的政党势力还很强，关键是日本已经因财政问题无力打下去了。
“和谈是可以的。西园寺上台，总要给他个面子。如何谈，我想更多的要听一听军方的意见，召几位大区司令来京吧，海军和航空兵这次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一并参加。”
方声远是反对军人干政的。在他看来，军人的使命就是打仗，仗打完了，也就轮不到他们说话了，“总统，军方肯定不愿意和谈。特别是中央军区。请他们来合适吗？”
龙谦明白方声远与军方有些不睦，“没有关系。决策权不在国防部，更不在总参。没什么可担心的。自古能战方能言和。今天的局面是成千上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当然要听一听军方的意见。更要看看日本人的态度。嘿嘿，打不赢就想和？”
日本人的态度确实转变了。中央军区向总参报告，已经登陆的第11师团并未发起进攻，他们接替了第9师团的防御，态势完全是防御性的。而南北两个包围圈的日军除了零星交火外没有大的动作。总参根据龙谦的指示对中央军区下发了最新指示，严密监视日军，如日军不动，我军亦不动。
跟日本完全不同的是，时间在中国一方。
11月2日。在阴雨霏霏中。龙谦在西苑勤政殿主持了专题会议，研究山东战役的善后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政府系统在京各部部长以上官员，隶属总统的强力部门首脑，国会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及军方主要将领。
军方系统除了国防部、总参、联勤总部等驻京大单位首脑外。各大军区（含卫戍区）的司令官都参加了。其中主持战事的封国柱上将未能到会。只派了副参谋长来京。东南军区叶延冰上将。北方军区石大寿上将，南方军区胡宗玉中将，西南军区蓝心治中将。西北军区吴念中将在接到国防部电令后先后抵京。其中胡宗玉、蓝心治及吴念都是乘坐飞机来京的。航空兵有一款双座战斗机，被司令官们当做了他们的专机。因此受到了国防部长王明远的严厉批评。因为王明远认为飞机存在很大的不安全性。
龙谦为会议定了调子，“我们不是好战分子，愿意用和谈的方式结束战争，但不是无条件。我知道军队系统的同志们是准备打下去的，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而政治并无神秘，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准。和谈符合国家利益，那就谈吧。”
之前，封国柱与龙谦就战争的结果在加密电报里做了充分的沟通，身处前线的封国柱对战局走向是最为了解的，根据他的作战部估算，彻底歼灭昌邑、高密两个包围圈的日军需要准备付出1。5万人的伤亡并需准备各型炮弹3~4万发。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了。封国柱对于弹药供给并不是一无所知，济南库存的弹药已全部吃光，现在的情况是济南军工厂已经全力生产了，炮弹一下生产线便直接运前线。
另一策就是长困久围，将日军被围的两个师团彻底困死、饿死。国防军有完全把握杜绝日军的突围，那样伤亡及弹药消耗均小于进攻解决方式。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其他物资的巨大消耗，光是组织起来的支前队就高达40万人，人吃马嚼，对后勤压力极大。
所以，封国柱代表中央军区同意用和谈解决，但封国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被围日军必须无条件投降并保证所部武器的完好，否则仗就白打了。
龙谦做了开场白之后会场静默，龙谦转脸去看方声远，“方总理，政府系统是什么章程？”
“这个，当然要提条件。感谢国防军打出了令人扬眉吐气的战果，财政部估算了迄今的战费，林林总总加起来高达近亿华元。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