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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买办是汉奸，不如说是皇帝的托儿，搞来一笔笔的钱和人质。但是假如一国的经济全部由买办或者官督商办为主导，这也不行。全由买办主导的经济结构相当于皇帝陛下变作了列强的总督，完全替他们商人赚钱、替他们工厂消灭失业率了，国家的血会被抽光。
而官督商办主导的经济则相当于国家民间经济失去所有活力，这种经济结构不是必死，但只适合普鲁士或者日本那种极端讲究秩序和尊卑的文化，需要绝对的权威和皮鞭。对于宋国原来猴性十足、不劳而获为荣的儒家传统文化而言，这种结构会导致民间经济停滞乃至倒退，而官督商办经济彻底变回官吏经济。
这种情况在清国已经发生了：清国为了自强放开了一段时间的民间引入西洋科技办厂，清国人也不是傻子，能人很多，一时之间，民间百花齐放，什么纺织厂、火柴厂、洋钉厂都起来了，但随着其清廷主导的官办洋务运动开始，私营企业数目反而急剧减少。
发展一般的企业，被大官企挤垮了；发展好的企业，则被清国官吏巧取豪夺了，不同意官家入股？别说你企业会死，你自己都会家破人亡。而以上这两种软弱的极端依靠国外的经济结构，也会让列强商人胃口越来越大，从赚大钱变成把所有钱都赚走，弄不好兜里装满宋国金银的列强商人们会在议会里叫嚣对软弱的宋国要求越来越多，乃至发动征服战。
长得肥交点保护费不是错，但是长得肥，却连个防卫自己的角或者獠牙都没有，那就是一头家养的肥猪，总有一天被人煮了。因此在国家经济层面，海皇需要买办商人这些“骗”来财富、科技、经验的“托儿”，但不能全靠着“托儿”骗，那样迟早有一天会被“全球警察”们给端了老巢，黑金充公。
海皇还需要自己本国的本土商人，这伙人天然就是列强商人的死敌。很有意思的是：本土商人往往都是在自由竞争领域努力，然而在经济领域，他们都是彻底的排外者并且坚决反对全面自由竞争，希望建立经济壁垒，自己独霸东亚市场，起码独霸宋国市场。
因此他们在外交上甚至有点不切实际的强硬，老盘算着现在就和列强谈判各种不平等条约中的经济条件，起码要收回100％关税制定权来吧？宋国实力肯定没到这种地步，因此他们的观点总是被买办一方嘲笑，被讥讽为只会放嘴炮、表演自己多爱国的戏子，根本屁用没有。
然而虽然不切实际、虽然弱小，虽然真的表演性质很重，但这伙人就是海皇眼里：水牛的头上角、野猪的嘴外獠牙、乃至臭鼬的屁囊，用来在全球丛林经济领域保卫自己。当买办们催肥宋国这头小瘦牛后，那么牛角就应该长出来啦！
当然假如某日，本土商人可以与实力强大的列强商人平起平坐或者实力相拟之时，那时买办必然被比成小老鼠，就无所谓买办与本土商人之分了。不过在这种时刻，宋国必然实力也跻身列强之列，这种情形可能还会很久远。此外买办还有一项优点是皇帝求之不得的，就是他们不仅可以引入资本和科技以及商业经营管理体制，他们还引入西方基督徒文化中的法治观念。
某些靠列强狐假虎威自己单干的买办自然没有这种功能，但是就是在列强在宋国开办的大企业、大洋行里的宋国买办在为洋人老板赚钱的时候，也不得不秉行洋人公司的经营文化和法治观念，遇到商业竞争，公司不给他行贿贿金，或者给不足，他就竞争不过本土那些流氓，但是却对内幕知根知底，立马转头上报，然后宋国外交部往往收到列强领事的抗议涵文。
也就是说这是在经济领域，西方基督徒公平竞争文化以及法治文化对宋国传统满清文化的冲突，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冲突。毕竟宋国刚刚开国十几年，本土商人即便信基督了，但是文化里也不得不屈服于实力强大的传统文化，做起生意来，行贿、送礼、走后门、拉关系无所不为，反正就是求捷径和藐视诚信和践踏别人自由的不劳而获。
所以宋国商人在清国简直如鱼得水，什么生意和项目都手到擒来，原因无他：清国文化鼓励他们这种不公义行为。然而这种胜利却让皇帝忧心忡忡，因为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华文化圈，而是急于强大起来与具有封建和商业文化底蕴的“新秦国”日本及老牌列强沙俄决一雌雄，并非搞定肥猪清国就万事大吉，相反搞定清国就等于在二十年里要背包袱和沙俄、日本斗。
皇帝忧心的是：宋国商人在贪腐横行的清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的另一边，是他们在法律森严的欧美国家的商业经营无法雄起，即便是宋国人在欧美，也只能从事毫无创造和智商含量的体力服务业。美国聚集区“宋人街”主业还是餐馆和熨烫衣服，乃至于鸦片馆和赌场，一遇点严格执法和智商竞争，他们立刻就被外国竞争者打得和屎一样。
而法治文化从根本上只能来自于耶稣基督信仰： ①不怕神则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对自己同类是优点，但遇到种族文化层面，无所畏惧的种族简直是屎一样，人家团结一心的种族是刺猬，他们无所畏惧则是刺倒着长，自己扎自己的肉，自然一盘散沙。
②基督教是一个灌输法治观念的宗教，旧约里的十诫就是基督徒宪法，新约里的耶稣简直如律师一样智慧：当年犹太人想陷害耶稣，带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来见耶稣，问怎么办。
这是一个巨大陷阱：当时犹太国家已经被罗马统治，作为被统治民族，失去审讯杀人权，没有对罪犯实行死刑的权力，所以耶稣后来被判处十字架死刑是罗马官吏做出的判决，而不能由犹太人自己打死耶稣。这样一来，假如耶稣说：用石头打死那妇人吧他犯了罗马罪；假如耶稣说：不要打死她又违反本族摩西的律法。
但是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过来拿第一块石头砸她。”犹太人愣了好久一个一个都走了，耶稣又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其实就是未来法律的程序正义。因为案件本身程序就是违法的。
按摩西律法来讲：（1）行淫的妇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然而不能光砸死她一个人，必须男女平等，还要把和她行淫的男子一并打死，也就是说行淫罪的石刑必然要杀一男一女或者两个男人两人犹太人只带来一个女人要求行刑本身就是违背律法的了。
（2）使用第一个石头砸罪犯的人，按律法来讲，不能是随便什么人，而必须是证人。也就是你看到了、听到了两者行淫，你逮住他们了，你要拿第一块石头砸人。因此耶稣要求“谁无罪谁就第一个砸”这个要求本身有双重涵义。
一是证人；二是没有违反律法要求的证人。假如证人砸了妇人，但他没有带来行淫的男人，这就是有罪；因为程序不正义，本案子根本没有无罪的证人，意即无人有证人资格：你哪只眼看到有妇人可以自己和自己行淫。
（3）耶稣并非说妇人有罪或者无罪，而是说：对于该案不定，那就是说因为案件程序本身违反摩西律法，缺乏有效证据和行淫案中必有的第二个罪犯，故而当庭释放。
一部《圣经》大体如此，言之有物，涵义深刻，蕴涵了目前欧美法律准则、人文精神，所以《圣经》可以哺育也必然哺育法治文化，对于基督徒而言：头顶有上帝、心中有宪法（爱神爱人两大原则）、手中有法律（《圣经》）。
不过宋国基督徒文化初起，没有欧美长久的文化积淀和圣经世俗化的法律和道德准则积累，而法治文化在海皇眼里看得较重，因为一个腐烂的文化，必然诞生一个腐烂的社会，一个腐烂的商业赚再多钱，也是替别人存的，沙俄、日本、乃至于英法美会轻而易举的拿走你这无力而腐朽的僵尸身边陪葬的金币。
法治文化从根本上要从《圣经》而来，而法治文化引入和不同语言的翻译解码，最直接的经手人和翻译者传播者，就是目前的宋国买办商人。因为买办是宋国人、长着黄脸皮黑眼珠，但却必须按西洋那一套行事，他可以很轻松的把自己的见解和体会，用中文朝着自己同胞传播。
就比如钟家良很快就成为西学政治学问引入的“大拿”一样，因为他的产业和列强商人紧密分工，谈的生意动不动就变成英国政府和宋国朝廷面对面了，所以最先听到过议会，最先体会过洋朋友因为议会的嚣张，最先艳羡过控制议会的商人权势滔天，因此在观念上一路领先其他大亨，并以此受宠。
换了本土这群大亨，谁在乎议会？以郑氏兄弟为例，天天算计的就是皇帝对我看法如何、陆军哪个山头可以利用、海军谁和我有关系、拿下李鸿章这个单子需要多少送多少钱等等。本土商人虽然非常有活力，但是基于传统文化，不具备体会、宣传基督徒文化的能力。
以美国建国为例，是美国商人认为英皇侵害了他们“无代表不纳税”的文化（或者就是权利），以致于拿起枪来美国开国；那么放到宋国本土商人那里，固然他们也许也会不满意自己被多收税了，但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因为枪打出头鸟嘛。他们希望别人替自己出头替自己去死，自己数钱就好。
而且他们背地里会去找税吏或者英国总督，给一点贿金，减少自己的税金，官吏和商人都得利了，那么税金谁出，只有真正依法办事的有道德的商人出。而长期的相比“聪明人”多交税金，会极大的削减“有道德的傻蛋”的竞争能力，很快，这种文化就会灭绝“有道德傻蛋”，只剩下“无法无天绝对自由的聪明人”蹦跶，而前者的毁灭会连带道德一起毁灭。
然而正是这群“有道德的傻蛋”开创了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利坚合众国，换了宋国那群“无法无天绝对自由的聪明人”，他们将还是大英女皇永远忠心的奴隶。海皇不喜欢“聪明人”在商界成为主流，原因很简单，这种文化起来，将喂肥官吏和奸商，扼杀“傻蛋”，自己的地盘上经济活力下降，送礼就行的话，谁还研究创新和品质？
这会导致海皇自己腰包空虚，经济竞争力衰弱之极。并能从商业烧到吏治、教育各个方面，全面腐蚀国家的各个层面，以致于在未来可能面对沙俄、日本乃至清国都得“转进”了。那样宋国将从蛰伏发展等候一举鲸吞天下的有志青年变作一个“裱糊这里，裱糊哪里，祈祷别人别来打我就行”的穷比垃圾。
因此海皇基于对强敌乱世的恐惧，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业，以猴王的奸诈精明残忍，却拼命和猴群文化战斗，甚至将自由党宗旨定为“消灭自由”，他明白以猴群在“传统之下理解的自由”绝对不是西洋舶来的“基督徒的自由”，而其实就是他们偷换概念后猴子自己“传统的自由”，而传统的自由屡次把这个种族带入“绝无任何自由”的可怕之地，虽然不在乎猴子死活，但谁叫自己是猴群养殖场场长呢？
所以两党各有用处，各有利弊，对于海皇而言：民主党代表国家短期关键利益，是利国利民，必须存在，以国内文化的演进来衡量是否让他们得势；自由党代表国家长期关键利益，是利国利民，必须在自己设置的轨道上强力发展，同样以商业文化去满清化的程度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