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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让年轻人参选：中国传统标准的成年人只是十六岁，那其实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弱智年纪，只懂理想，不懂实际，是一群还没长成人的暴力猴子。因此年龄采用基督徒的传统，二十五岁以上为成年人，候选人要更老一些，三十岁方有资格。二、无恒产者无恒心：因此不能让贱民来参与国家大事，即便是选举人必须是体面人，有一定财产。三、不能让不信耶稣的人成为候选人：因为海宋以神立国，以圣经为至高宪法，无信仰者都是一群猴子，只会组建满清一般的猴山体制。
第三点说得坐在旁听位置上的钟家良不停的拽自己领结，冷汗和热汗直流，坐在他前面圆桌上的宋德凌扭头看了看他，一脸的坏笑。最后会议议定的有投票权的资格如下：1男性；2年满二十五岁；3居住投票地点两年以上；4年纳四块银元的直接税，或拥有一佰元以上的不动产；5通过小学前学历认证，即认识圣经《四福音》所有简体字，认识阿拉伯数字并会百以内的加减法，会唱国歌（哑巴可以免去此条）；候选人与选举人资格相同，不动产规格提高到伍佰元；必须年满三十周岁。
不得候选资格者：1非基督徒；2褫夺公权者；3抽鸦片者；4精神病者；5文盲者；不得投票资格者：1褫夺公权者；2抽鸦片者；3精神病者；4文盲者；此外：现役军人（暂定）、行政司法官、神职人员均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年内就职官督商办、官产中的各级职员均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一条就堵死了鸦片行业、造船局、铁路公司这些寡头企业，但是钟家良只是冷笑，他早就布好局了，从两年前皇帝召集朝廷官员开始研究各国政体开始，他已经可以轻松绕过官产行业不得参选这条禁区了。选举采用国际流行的小区加复选，即以府为单位，每个府按人口算定议员数目，然后选出超额十倍的候选议员，这些候选议员在府互选，才能选中得中议员者。
但是设定为试点地区的议员选举不在府之列，这些议员可以选，选举资格一直有效，直到进行全国或者全府大选，也就是讲佛山议员即便当选，也不一定能开议会，要一直等，等到皇帝同意全国选举之时，他们才会以议员身份直接进入府议会，这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一辈子都没机会。
但钟家良不在乎，钱就好像他的军队，有钱就有人为你效命，听他号令被他布局的人虽然可能竹篮打水，虽然可能浪费青春，但是钟家良这个大帅并不在乎，他只要胜利，哪怕仅仅是胜利的希望。
佛山选举，全大宋，乃至这块土地上第一次选举议员一开始，钟家良布下的棋子就勇猛无畏的冲出战壕，纷纷报名成为候选人。这些人都是两年前从钟家良产业里分出去的，身份都是清白，和鸦片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了，但都是他的手下或者他的亲戚。
按照钟家良的指导，他们召集人手，挥舞写着自己名字的大旗在佛山闹市招摇过市，随时会停下马车，踩到车顶对着好奇看热闹的人群说些他们自己也不理解什么意思的演讲。这些都是钟家良听从他国外洋人参谋的建议来的，但是很快钟家良就发现根本没用。没用是因为他高估敌手了，佛山根本没有敌手。
富人们不懂选举是干嘛的，即便弄懂了，也抱着“枪打出头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那功夫扯淡不如自己有空赚钱”的中国人态度，根本不会参选。而且整个大宋富人圈里都流传一个传言：“皇帝让我们选举，还要统计财产，完全是为了收税！”财不露富嘛，结果富人别说报名当候选人，就算统计选举人的时候，也往往讲：“我没钱！”“我文盲！”即是说别说竞选了，连选票都躲着走，投票都不会投。
有些教会学校里的学生和去过海外的人倒是很有兴趣，但是他们往往太年轻，根本不到参选资格的三十岁。这些五零后的年轻人虽然艳羡西方弟兄的民主制度，但目前的社会中坚不是他们，而是从二零后到四零前的老东西，都是从满清文化中成长起来的。
结果佛山第一次选举极度凄惨，该地选民共有一万两千人，真正投了票仅仅二千三百人，这个城市因为皇帝重视，一口气在各处设立了八十五个投票所，一个投票所仅仅收到了九十六票，这是全城最高的了；其他的十票八票不等，有六十处竟然各得一票，估计是某个路人闲的难受进去投了玩玩。很顺理成章的，最重视选举的钟家良鸦片团伙大获全胜，只要报名当候选人的，没有选不上的。
初选得胜，十选一的复选更是轻松，很多其他候选人一听对方是钟家良的人，稍微一说，就老老实实的把票投给了他们，很简单啊，多条朋友多条路嘛，人家志在必得，我何必挡人家路，况且这议员又不知道能值几个钱，哪有给钟老爷帮个忙实利大。其他的人也好对付，私下里请顿饭，十元买一票，没有难办的。
真是死心眼的，都是在洋人那里留过学的家伙，不过已经孤掌难鸣，初选得胜的人大部分都投了钟家良的手下，他们那点坚持算什么呢？所以复选之后，佛山第一批议员，全部是钟家良的人！就是在这次选举中，铁路黑帮干将方秉生受到了钟家良的赏识。
005、东莞奇兵
当时佛山大选议员，钟家良固然亲临佛山城坐镇指挥，而在他指挥下替他在烈日下前冲后突的不是洋药行会的精英，而是铁路行业的方秉生。从刚开始的站在太阳底下发传单，用大喇叭在市民看疯子一般的眼神里喊口号，到后期和每一个初选得胜的非钟家良集团的人私下里接触、收买选票，全是方秉生领着一伙人在做。他干得很不错，钟家良记住了他。
为何方秉生这位铁路新贵会替钟家良鞍前马后的跑八竿子打不着的选举呢？当时整个宋右铁电公司的高层全围着钟家良打转，老大翁建光不必说了，为了套关系，生生在钟家良家附近买了个别墅窝着，就为了能经常和钟家良见面；方秉生作为老大的心腹马仔更不必说了，天天就在钟家良家里蹲着，恨不得把从管家到买菜厨娘的差事都抢了。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为了钱。
铁路修建绝不是难事，不过就是苦力的体力活，在美国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贯通美国大干线的中国劳工已经证明了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很善于修铁路；技术根本不是难题，开山过河而高技术施工的时候有洋人工程师指导；从铁轨到机车都是进口，也不需要铁路公司费心；主要就是这工程太过巨大，乃是吃钱的老虎，每公里耗资四万两白银。
当年宋右铁电起家的电报线工程总耗资不过二十万两银子，这点钱修铁路只够修五公里，也许连算上郊区的海京城都不能贯通！所以宋右公司修建铁路，不怕工程难、不怕死人、不怕刁民以各种名义阻碍工程，就怕没钱！而朝廷经常没钱，没钱就停止工程呗。所以从一八六零年到一八七零年间，整整十年间，宋右铁电公司，这个全大宋，全汉文圈，乃至全东亚“最大”的铁路公司，仅仅修建了海京—东莞—惠州－－河源—龙川—赣州这条五百公里的铁路干线。
工程干干停停，等着朝廷给钱，等着公司高层找各路富豪哭爹喊娘筹款，等着底层职员不发工资发铁路债券强迫推销，等着各路外国骗子去全球劝购宋右铁路债券，甚至发动一群手下在原来总督府门口举着牌子要求立刻和满清开战，理由是报纸报道清国外交官在大宋皇宫习惯成自然的吐了一口痰，为啥？开战有战争赔款啊！
“要是不缺钱，老子早把铁路修到北京城去了！”这是翁建光的口头禅。但即便如此，五百公里铁路，光修建工程款就有两千万两白银，而且不算宋右铁电在修筑中得到的利润，在修筑完成开始运营之后，铁路的运营利润对投入比例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七点五，也就是说海赣线每年收入高达一百五十万两纯银！
刨去外债和内债平均百分之六的年利息，考虑到债务利息是税前计算，不必给朝廷交税，那就是说即便还在还债期，铁路年入也有三十多万两的纯利润！这还是仅仅在宋右铁电刚起步、不熟悉不精通铁路管理运营的前提下！这区区五百公里铁路就把宋右铁电推到了大宋新贵的高度。
相比宋右，其他两家铁路公司加起来也不过修了一百五十公里，连广东省都没修出去。在完成海赣铁路后，朝廷又没钱了，“铁河计划”无限延迟，除非宋右自己筹款。而这账目很容易算，只要能借到复合年利利息在百分之七之下的债，有多少就借多少！借多少就修多少路，有赚无赔！
因此整个铁路公司在尝到铁路甜头之后，全变成了一群红眼的恶狼，除了刨土修路之外，天天干的事情就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好像一群骗子那样想尽各种法子找钱。但这是修铁路啊，又不是修厕所，谁能一次筹那么多的款，国际债券市场是朝廷在管，而且被几个铁路强国垄断，就瞅着大宋想修建铁路，就故意对大宋联手抬价，利息畸高，朝廷觉的不能当冤大头被洋人玩，坚持不借；而国内别说几个鸦片、布商首富就算钱庄的敛财能力也撑不起铁路修建这种银海的事业啊。
朝廷说了：我们没钱！你找到钱你就修，我们支持你；说得容易，去哪找那么多银子去？没有钱只好暂停，翁建光天天仰面长叹。而最近两年满清不敢来找事了，气得翁建光跳脚骂娘，骂满清软蛋，来打我们啊，打了你就得掏战争赔款，皇帝还不得分给我们一块？
大债主法国据说准备和普鲁士叫板，拿破仑三世也缺钱，天天催逼海宋付清早些年的贷款本息，气得皇帝在皇宫里骂娘，而翁建光听说之后，更是跳脚骂娘，骂普鲁士混蛋，这种穷比小国居然找我们大债主魏国的麻烦，还要和强魏法兰西打仗，简直和满清一样弱智，你妈找死啊！害的都没钱借贷了！
这时候，大宋的贤者西学大师钟家良有了新办法，他联合一群富商，成立了紧随官办银行后的第一家私营银行“宋商银行”，注册资本就有一千万银元，折合八百九十万两纯银。本来钟家良就是宋右大股东，翁建光听说西洋银行可以大量筹款放钱后，更是黏住了钟家良，不是天天，而是每时每刻的撺掇宋商银行购买铁路债券，原本还称钟老师，最近一年都改口叫钟大哥了，两人好得穿一条裤子。
这不，听说选举是民间百姓选，虽然根本不知道选举是干嘛的，但是翁建光立刻推荐自己的心腹方秉生，他对钟家良说：“大哥，这选举既然是对付百姓的，我们是行家。我手下的小方专门对付各种刁民：有穷的，有富的；有文盲，也有文化人；有没权没势的，有有权有势的；有信耶稣的，有信玛利亚的，还有专门下地狱的，真是行家里手。反正我们最近没钱修铁路，都赋闲在家，不如我让小方帮你搞这玩意去，多个人手总是好的嘛。”
钟家良自然同意，他其实想让这个天天提着一个装满债券计划的公文包赖在这里的眼镜家伙离开自己宅子，方秉生虽然也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