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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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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二十三章 四民柱石论

    “今中土既有历年造购之兵轮,又有新增之铁甲、快碰、蚊子等船,并自造巡海快船,宜酌以铁甲以为坐镇,有炮台以为依附,有海口以握要冲,有蚊船以为救应,巡海之船,拟分南洋北洋两大支,无事则梭巡东洋、南洋、印度洋及美洲、非洲、澳洲、欧洲各岛、各埠。由近而远,逐渐游历以练驾驶、习水道、张国威、护华商。有警则北南互为声援,敌窥一路,则守者拒之于内,巡者击之于外;敌分窥各路,则避实击虚,伺隙雕剿。或三路同出,使敌疲于接应;或彼出此伏,使敌无隙可乘。至各路攻守机宜,必籍内地电线互通消息,乃能联络一气。如此而敌犹敢轻犯者,鲜矣。倘现在各船尚未足数,宜竭力购足,俾得成军。仿造快船、碰船、蚊子船各数艘,以备临阵补阙、应猝之用。论者曰:如此布置,非费千百万金不能有成,目下帑项未充,费何从出?不知天下大势,须筹全局。敌之敢于窥我者,以我力之未足也。试观从前海疆有事,一役之费动辄一、二千万金,而百姓之损失尤多,国威之摧挫不少,又何益也?今乘无事之日,筹赀自固,使敌不敢生心,国计民生均受其益。移有事时之用项于无事之时,未雨绸缪,保全于无形者实大……”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或曰:现下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何曰非能?商市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商术至今日而愈巧。泰西诸国,每有国用不敷之时,便借贷于钱商,以济水火,事毕偿还本息,故时能转危为安,此为‘借米为炊’之法,彼国可用,我何不用之?……”

    听到这些在后世也称得上是“振聋发聩”之言,林逸青不由得肃然起敬。

    而林义哲的奏折内容,现在竟然出自一位日本艺伎之口,更令他震惊不已。

    “诗织,你可知道,林文襄这个折子里面,说的最好的,是哪一处?”伊藤博文的问话将林逸青的思绪拉了回来。

    “当是这‘桌‘腿’’之论。”如月诗织象是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掩口吃吃一笑,回答道。

    “诗织为何发笑?”伊藤博文好似猜到了如月诗织想起了什么,笑着问道。

    “就是这‘桌‘腿’’之论啊……”如月诗织笑道,“‘亲王狗吃屎、尚书嘴啃泥、‘侍’郎倒栽葱’,乾国小儿皆唱为笑谈,‘春’亩先生还记得么?”

    听了如月诗织的回答,伊藤博文放声大笑起来。

    林逸青听到“亲王狗吃屎、尚书嘴啃泥、‘侍’郎倒栽葱”这句歌谚,心中奇怪,他知道这当中应该是有故事的,是以没有多问,而是凝神静听。

    “林文襄这个折子,最厉害的地方,便是以‘士农工商’四民喻为国之桌‘腿’,缺一不可,真是绝妙文字!”伊藤博文道,“乾国的那班腐儒书生,又是辩驳不得,而一二亲王大臣为反对林文襄予商民之平等地位,竟然亲身去试四‘腿’长短不一之椅子能否坐稳,真是愚不可及!”

    听到这里,林逸青明白了过来,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林义哲整治这些顽固派的办法,其实也有不少,只是效果也就是折辱他们一番,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着实为难了这班人一回,这些人本不认同洋人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乾国兴办洋务,从此少了一大阻碍。”伊藤博文叹道,“那时我还以为,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意他又能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他是真正的天下奇才!可惜生在乾国,而不是日本!”

    “士农工商,排列有序,视商为贱业,古以有之,而‘欲’兴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陈腐之见不可!”林逸青也感叹道,“而要破除成见,何其难也!谁知林文襄竟能做到!今日回想起来,仍觉不可思议。”

    林逸青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熟悉近代历史的他知道,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那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太久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

    附:《翁叔平日记》:

    “光旭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敬邸、纯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驳诘。……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长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坐,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坐,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坐,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坐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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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二十四章 管子为矛

    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中,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当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最早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便是管仲!

    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后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至今。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意,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其实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其一,是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当时的齐国,坐拥最强国力,但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其二,便是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中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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