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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鲜人被定为“鲜户”，种地、开矿、鞍前马后效力，世代不得解脱。而鲜人儒生、军官以及可信的鲜人士兵，则被授以“鲜旗”，他们不仅不背负赋税，还有权献上自己的女儿或者姐妹，借女人这层关系，让儿侄辈沾上满人血脉，由此脱离鲜人身份。
这一套承自八旗，但加以血脉贵贱论的新体系，确立了“满人”、“旗人”、“鲜人”三个族群等级。而在三个等级之外，还另设了一等“汉人”，这一等虽名为“汉人”，真是汉人的却不多。但凡有罪鲜人，旗人，都被降到这一等，跟少数鲜化汉人混杂在一起，沦为最低贱的族类。
“汉人”无偿承担劳役，官府就只保他们不死，几乎就是无刑期的囚徒。同时官府以各种言论抹黑他们的出身，营造出一个“罪族”，让原本居于下层的鲜人等级有了对比，不再觉得自己是最卑贱的一等人。
整套体制看似跟八旗没太大差别，但受英华所开今人世的影响，以及各项治国技术的成熟，这套东西解除了旧八旗制基于各个奴隶主的依附关系，凝聚出一个国家机器，使得往日人对人的奴役和依附，转变为阶层对阶层的奴役和依附，往日八旗制里的“包衣”在建州朝鲜消亡就是一个例证。靠这一项大义，建州朝鲜也算是勉强步入了今人世，国家机器开始能以接近今人世的效率运转。
到永和八年，建州朝鲜靠鸦片种植以及跟辽东的走私生意，不仅养活了一千万人，还建起了一支十多万人的火器军，在其国史《建州大清志》中，永和皇帝被誉为“中兴之主”，就基于这样的“政绩”。
在英华的满人犀利地指出，没有大英放眼全球，根本不想接盘朝鲜这个烂摊子的大背景，没有大英开发辽东，征剿另外两股满人势力的大潮，建州朝鲜早就是满地坟茔，人人相食的地狱了。而这样的言论，建州朝鲜的满人却是充耳不闻，他们早已不把留在英华的满人当本族看，而且建州朝鲜厉行锁国之策，这些言论也不会摆上台子。
“永和中兴”太过短暂，永和八年时，辽东进入开发高潮，贸易更为兴盛，来自英华北方、大韩以及日本等处贸易资本纷纷出手争抢盘子，建州朝鲜再没办法靠地利优势维持贸易优势，国中百物减产，万民呼号，矛盾激化。同时已经成年的永和皇帝就如他的祖辈顺治一样，再也不满八王治政的格局，借机出手夺权，建州朝鲜的第一次权柄之争爆发。
这场政争以爱新觉罗宗室的彻底失败告终，毕竟高起和阿桂掌握了全国七八成兵力，而永和皇帝还依靠高挚等心腹经营了一小股势力，决定性的一击更来自诸葛际盛所代表的官僚体系，原因是爱新觉罗宗室没有领会到诸葛际盛所举血脉大义这块招牌的真谛。
以宗室为核心的一帮满人是彻底的保守派，不仅认真地履行血脉等级制，极大地损害了原本真心实意投靠满人的鲜人群体，同时还严厉锁国，全心备战，不让其他阶层分沾贸易红利。
“治国的真谛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一套有真也有假，把假的亮在外面，真的握在手里，真假互为表里。怎能说什么就直愣愣地做什么呢？这不就跟雍正爷一样了吗？”
诸葛际盛如此教训被软禁起来的前恩主允禄，他果断踩着允禄的肩膀，投向了高起、阿桂和永和皇帝集团，而这也是鲜人儒生集团的选择。
不少宗室出逃英华，宁愿接受英华大判廷的审判，也不愿呆在建州朝鲜，因为下场就只有一个：以病死之名被杀。允禄和其他亲王层级的大人物还没落到这种悲惨境地，但附从他们的部属就不可能幸免了，就算死不了，也被全打为“汉人”，终生服劳役。
永和八年，永琪真正掌政，但这仅仅只是政争的开始。
随着国家处境不断恶化，以及永琪对军人集团的猜忌，永和十年，新一轮权柄之争再度爆发，这一次是永琪联合高起向阿桂发难。阿桂不仅握有南线四五万重兵，还极力反对“暗开国门”，以解决国家的经济困境。
阿桂主张发动有限度的战争，从大韩那边拿到真正的和约，如此不仅能糊住国中人心，还能改善国家处境，争取将建州朝鲜与英华的关系缓和到相对正常的地步。
这一套方案的核心在于，阿桂认为，建州朝鲜的族争论和血脉论是将自己置于英华死敌的地步，在感情和立场上没什么问题，却不利于实际。建州朝鲜要存续，满人要存族，就得改变策略，着眼于实际。
而永和皇帝和高起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永和皇帝是自以为还能跟英华掰掰腕子，满人天下无敌，遗憾的只是满人太少。高起则认为英华亡满人之心不死，总有一日要覆灭建州朝鲜，族争论和血脉论绝不可废。而出于实际，就该一面维持国中人心，一面暗开国门，跟英华伪以周旋，以利国中贸易。
双方的诉求面上看似差不多，内里实质却南辕北辙。而阿桂手握重兵，建州朝鲜与韩国的贸易往来也都由他把持，更为永和皇帝与高起忌惮。
这场争斗由缓转急，到永和十二年，建州朝鲜真已是满地饿殍，双方的矛盾也被逼着激化。阿桂喊出了皇帝身边有奸臣的口号，威胁要清君侧，而永和皇帝和高起一方一面笼络阿桂的部属，一面减削阿桂的兵权。
就在内战即将爆发时，开城道鲜汉起义缓和了双方矛盾。阿桂领兵镇压，意外地发现起义军骨干是新出现的“大同社”，这个会党的大义根基又来自英华的《人衍资本论》一书，作者是英华大贤李方膺。
这股被称为“大同新义”的思潮，根骨来自墨家的均平大同，可论述却更为详尽透彻。认为人世是按阶级划分，资本阶级垄断一切生利之器，劳工阶级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力。原本该自己所得的酬劳绝大多数都被资本阶级搜刮走，自己所得还不够温饱。
《人衍资本论》原著是在构想未来工坊满天下，工人占人口多数时的情形，而且还认为有西家行的存在，以及天人大义、国宪律法体系、两院制等保障，工人也能开智，可以在不坏一国的情况下为己争利，乃至推动一国化新。同时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并不是固定群体，它只是一层壳，其中所容纳的个体是在时时更新的，未来的隐患在于这些个体会沉滞下来，又如旧世一般，世代延续不替。
尽管有这么多解说，但这不妨碍鲜人儒生转译时，怀着满腔愤懑，将资本阶级替换为满人统治者，将劳工阶级替换为被压迫的鲜人。而《人衍资本论》里所描述的，没有阶级之分的理想国，也被鲜人儒生想象为可以立于人间的天堂之世。
阿桂当时所见的大同新义，还是混合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粗糙之作，但足以让他毛骨悚然，由此更加坚定了转变国体，明开国门，以保满人存族的思想。
永和十三年，阿桂准备以出身不正，血统低贱，却窃据朝堂，挟皇帝为傀儡的罪名讨伐高起父子，可没来得及举兵，就被部下卖了。考虑到他是开国元勋，正牌满人，永和皇帝和高起也不敢杀他，就将他一家囚禁于开城，阿桂就此彻底退出建州朝鲜的权力舞台。
即便置身牢笼，阿桂也没有闭上眼睛，他满腔热血地注视着国中局势的变化，希望能看到满人安然存族的一条明路。
遗憾的是，几年看下来，他只看到绵绵不绝的争斗。
永和十五年，“大同新义”在建州朝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大同社在各地揭竿而起。鉴于上层鲜人与满人一同居于统治者地位，而下层贱民中的“汉人”也容纳了众多异族，各方力量汇聚在一起，使得大同新义开始脱离单纯的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为主。
受族争论的启发，大同新义将人世格局描述为你死我活的阶级之争，李方膺乃至李肆都没有预想到，《人衍资本论》会这么快地成为造反者的指导纲领。
这一波大同社的革命浪潮，不仅致力于推翻官府统治，还开始摸索着建立“大公无私”的人间天国。所有物品归公，男女分营，一切由上级安排，物资供给的配给细致到一根针。
这股革命浪潮由咸镜道而起，短短时间内就席卷邻近三道，兵锋直指平壤，建州朝鲜的统治者们慌得人仰马翻。高起领兵出征，阻义军于咸兴府，局势稍缓。
此时永和皇帝和鲜人官僚集团不得不正视国中危机，开始认真考虑早前阿桂的策略，但高起却悍然以权柄压下此议，还杀了不少跳出来建议跟韩国和英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满鲜官员。
永和皇帝和鲜人官僚集团自此视高起为眼中钉，而当高起将这一次起义浪潮镇压下去后，他也成了被镇压的一方。
对比高起的败灭，阿桂算是幸运者了。永和皇帝之所以能轻易解决高起，是因为高起的两个儿子，高澄和高挚也在争权。高澄自认为是长子，理该继承高家权柄，视自己为高起第二。可高挚却认为自己跟皇帝多年相处，是自己护着皇帝过来的，高家的权柄来自皇帝，他才更有资格代表高家。
高澄坚定站在父亲一方，高挚不知是理念之差，还是权柄之嫉，最终站在了永和皇帝这一边。当高澄被高挚领兵秘捕时，仰天咆哮道：“高挚！你枉为高家子，枉为我胞弟！”而高挚却冷笑道：“这话该我来说才对，谁让你要跟父亲一起挡万岁爷的路？”
当阿桂听说高起高澄父子被圈禁，半月后“病故”的消息时，也忍不住怆然唏嘘。多年前，他与高起携手，将永和皇帝从盛京带到了朝鲜，建起了建州朝鲜一国。而高澄高挚兄弟也一内一外为此壮举立下大功，事迹不仅留于史书，还被写成戏文传唱，为了权柄之争，却落到这般地步。
永和十六年，建州朝鲜的权柄终于落到了永琪和高挚这一对年轻君臣手里，两人也豪情满怀地依照自己的构想，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阿桂作为顾问，虽被放了出来，却还是受两人忌惮，没有给予任何实权。
出于存族大义，阿桂没有抱怨，也没想过报复，还是尽心为建州朝鲜谋划。在他的指导下，建州朝鲜终于开放国门，在面上摒弃了族争论的大义，宣称要与周边各国和平共处，同时拐弯抹角向英华输诚。当然，对内依旧高举既有大义，继续严苛镇压大同社等反叛势力。
建州朝鲜开了国门，各国商人自然就一拥而入了，而英华商人财大气粗，为建州朝鲜上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金钱商货。这三年来，华人别于“汉人”，即便是国中最尊贵的满人，也毕躬屈膝相待，因此就有“一等满人二等满，三等蒙藏四等鲜”的说法，至于最低等的“汉人”，就如天竺的贱民一样，根本不必提。
国门一开，建州朝鲜的局势并不就此风平浪静。受益于开放政策的并非是单纯的满人阶层，而是实际经手来往贸易的满人和鲜人上层。保守派满人由此爆发不满，再度蠢蠢欲动。而受英华商货冲击，活不下去的鲜人“汉人”的反意也更为炽热坚定。
正是看到这样的危险，已经清醒的阿桂带着家人，于永和十八年潜逃到了韩国。
在范浦归的海船上回首往日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