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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四个禁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上各有不同颜色，作为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帅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夫所有各约万人左右，统率二十个大五百，以后称为万户府或万夫长。各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同时也是原来的贵族领地。大将以下各级官员，都是由当地的大小贵族担任，世袭其职，但须经王廷的任命。所有士兵都登记造册，由朝廷掌管，全**队由兵马都元帅统率，调动以赞普的金箭为凭。
据藏文史籍《五部遗教》、《贤者喜宴》等记载，改编后的兵力总计402400人，这与《新唐书·吐蕃传》中吐蕃“胜兵数十万”的记载相吻合。
吐蕃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为有利于生产，繁荣经济，松赞干布从唐朝的均田制中得到启发，他结合当地的社会实际，施行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均田制。根据自由民在吐蕃社会所处的重要地位，他下令，首先把王田和一部分国家财物（如牲畜）分给了贫苦的自由民，“开拓荒地，划分良田牧场”，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与畜牧业，并制定了“绿册”，登记平民的户口和耕地面积，随土地而固定赋税。
土地分配之法还曾推行于奴隶中，耕种王田的每户奴隶可按劳动力的多少分配一份土地，也立有专门的户籍册，并规定了所使用的土地及担负的租赋与劳役。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与社会安定，吐蕃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
畜牧业上，饲养的牲畜以牦牛、马、羊为主，亦杂有猪、狗等家畜。春、夏季逐水草而居，秋、冬季节有固定的草场。“牛羊蕃息，蹊径皆满，”吐蕃王朝征收的“牛腿税”从侧面也反映了牧业发达的程度；农业上，此时已有了较高的生产水平，培育和引进了新品种，农作物以青稞、小麦、荞麦、豆类为主。在耕作技术上，一般采用“二牛抬扛”式的犁耕，农田相连，人民以“高地蓄水为池，低地于河中引水灌溉……开辟阡陌”并“广开田亩，兴修水利，沟渠纵横。”这些比以前都大大地进步了；商业、手工业得到了发展，淬火和磨砺技术的掌握，冶金业水平的提高，为干戈风云、驰骋疆场的千军万马ti gong了足够的铠甲刀箭等。吐蕃商队的足迹，踏遍了中亚细亚各国，创造了高原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松赞干布在文化方面的建树，最为人称颂的是创制文字，派吐蕃子弟求学长安和崇奉佛教等项。从前，吐蕃没有文字，“其吏治……结绳齿木为约。”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古昔并无文字，乃于此王（松赞干布）之时出现也。
根据吐蕃对外关系、生产发展及治理朝政的迫切需要，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派出以吞弥·桑布扎为首的16名贵族子弟到天竺（印度）等地留学，研究梵文和西域各国文字。经过反复的比较，采取笔划简单明确、易于书写的不同形体，创制了有30个字母的藏文拼音文字（都是辅音），又利用辅音重叠或在辅音上添加一定的符号构成复辅音。另外又设计了4个元音符号，加在字母的上下，用来拼写藏语。
藏文创制后，松赞干布不但身体力行，自己专心学习了4年，而且他号召大臣们学习藏文，特别规定青年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学业好的还要给以奖励。他又命吞弥·桑布扎撰写了《文法根本三十颂》，以韵文歌诀说明主要的文法规则，包括8种“格”和虚字的使用法，作为学习藏文的教科书（尽管有人对吞弥·桑布扎一人创制藏文之说持有异议，或者说是众多无名英雄的集体劳动成果，但藏文的创制的确是在松赞干布任吐蕃赞普时完成的，这一点一直为众所公认）。由此，吐蕃的民族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
松赞干布在位时，选派了一批精通藏文的贵族子弟到唐都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32＇，让他们大量地接受唐朝先进的封建文化。这些人聪慧不凡，许多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唐高宗时的吐蕃使臣仲琮精通藏汉两种文字，辩才无碍，曾为唐人所称道。又如唐中宗时赴唐迎娶金城公主的吐蕃使臣明悉猎与汉族文人对诗，由于其“玉醴由来献寿觞”极为得体，被传为佳话。
吐蕃人原来信奉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役使鬼神”等为其主要huo dong。传说吐蕃先王以苯教治国，直到7世纪时，苯教首领在赞普朝廷中还保持着较高的地位，如大小盟会时告神的巫者即是。松赞干布从泥婆罗、唐朝引进佛教，将佛像、佛经、法物等输入到吐蕃。据载，吞弥·桑布扎回国时也带来了几部佛教经典，以后译成藏文，自此佛教开始传入了吐蕃。松赞干布在吐蕃建立了大昭、小昭二寺以及12座佛教寺庙。不过当时吐蕃人绝大部分是信奉苯教的，即所谓“好咒誓、谄鬼神”，还没有多少人出家为僧。直到赤德祖赞赞普时代（704—755年），佛教才逐渐在吐蕃境内传播开来。
松赞干布对周边各国，采取了睦邻友好的政策。他在位期间，把坚持发展与唐的亲密关系，作为缔造强大繁荣昌盛的吐蕃王朝的基本国策，使吐蕃和唐朝的关系极为和睦，双方之间互敬互助，加强了彼此的友好情谊。尽管后来双方的统治者屡次失和，但两族的传统友谊却一直继续下来，双边使节往来与年俱增，络绎不绝，并在往返的信件中经常提到相互“虽云两国，实若一家”“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
据粗略统计，自贞观八年（634年）至会昌六年（846年）的212年内，双方遣使来往达到200余次之多，平均近1年就有1次。为了便利交通，吐蕃境内进一步完善了驿站制度，“百里一驿”，驿有“量顿官”，对唐使“接待殷勤，gong ying丰厚。”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远征辽东返回。松赞干布立即派禄东赞入长安上奉表文，并献用黄金铸成的金鹅一只，“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作为吐蕃对唐友好的表示。
《新唐书》记载：（松赞干布）使禄东赞上书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丽恃远，弗率于礼，天子自将度辽，隳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使臣王玄策应差赴西域途中在中天竺被劫，所携财物被抢一空，王玄策前往吐蕃寻找援兵。松赞干布闻讯立即派出精兵千余人，又请尼婆罗出骑兵7千多人协助，由王玄策指挥，击败了中天竺劫贼，虏其王执献长安，再次体现了蕃唐间的互助友好关系。
如吐蕃人原来“以毡帐而居”，穿毡裘衣，此后不少人“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了。“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唐代诗人陈陶的这几句诗，正是对蕃唐和亲后，公主入藏对吐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赞颂和真实写照。同样，吐蕃派遣青年到唐朝读书，吐蕃妇女流行的椎髻、赭面，以及吐蕃社会传统的马球游艺等，也传到了中原地区，为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太子李治继位，他授于松赞干布“驸马都尉”之职，封爵“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对唐朝新君继位当即上表效忠朝廷，致书唐朝宰相长孙无忌表示：如果在朝廷内部或外部有人想借太宗新丧和高宗新立之际而发动叛乱，他将亲自点兵赴难，共同讨伐叛贼。并献金银珠宝15种，请置太宗灵前。唐高宗李治对松赞干布的忠心大为欣赏，特加封他为“賨王”，下令雕刻松赞干布的石像，与其他业绩昭著的王公将相的石像一道列于唐太宗墓陵旁边，以示对他的最高奖赏。
文成公主历经千山万水到达逻些后，吐蕃人民欣喜若狂，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热烈地迎接这位象征汉藏民族深切、亲密情谊的赞磨（王后）。
文成公主知书识礼，博学多才，笃信佛教，她作为汉藏民族团结友好的先驱，将中原文化传播入藏，对于增进汉藏民族的亲密团结，促进中原和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据西藏民歌流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带去谷物3800类，牲畜5500种，工匠5500人。尽管这些数字无疑有夸大、言过之词，但是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内地平原地区诸如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等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学知识，皆陆续传到了吐蕃。使当地人民的衣、食、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松赞干布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最广为人知的藏王。
松赞干布的一生，功绩卓著，他统一了西藏，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促进了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沟通了与内地唐朝的友好关系，推动了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松赞干布为加强与巩固政权，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迁都拉萨并建造布达拉宫；把西藏划为六大行政区域；推广佛教；创制文字；与唐王朝联姻，迎娶文成公主，并建成大昭寺、小昭寺；统一席量衡制度；鼓励众民开垦荒地；保护水利资源；开山修路以促进贸易，等等。这些对发展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藏族历来十分敬重松赞干布，他不仅被视为观音的化身，而且是有口皆碑的三**王之一，另两位法王是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
当时的臣民，这样称赞文治武功的松赞干布：上有首领如弃苏农赞（即松赞干布）之深沉，下有大臣如东赞（即禄东赞）之贤明，为首领者替天行道，为大臣者泽被大地，权位威严，治理有方，外蕃咸服，内政修明，黔首黎民，尊卑有次，征敛有则，居处受益，春秋有序，心愿有偿，强横则囚，顽抗是惩，凌犯者抑，善良者彰，贤明称赞，勇武蒙恩，为官称职，为民淳朴，普皆利乐。吐蕃昔无文字，松赞干布此时始命制定；建立法律官服，权别大小，职分高低，奖励忠贞，惩处悖逆。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评价：举凡吐蕃之一切纯良风俗，贤明政事，均为此墀松赞王者（松赞干布）之时出现也。＇38＇
7世纪，松赞干布的大臣吞米桑波扎创建藏文后，首次在古卡尔玛日宫殿向松赞干布讲授藏文。松赞干布很快学会，并应用自如，先后撰写了三部著作（说法不一）。其中一部著作早已失传，另一部由于当时落后的印刷技术和经历的长远历史，到阿底峡大师时期，基本已残缺不全，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