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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斯·约纳森医师金发蓝眼，是瑞典北部于默奥人，已在索格恩斯卡与东方医院工作二十年，先后担任过研究员、病理学者与急诊室医师。他有一项成就令同侪感到惊讶，也让其余和他共事的医护人员感到荣幸，那就是他曾发誓不让自己值班时接收的任何病人死去，神奇的是他果真维持了零死亡率。当然，还是有些病人去世了，但总是死于后续治疗或与他的治疗全然无关的原因。
他的医学观念有时有点离经叛道。他认为医生经常作出自己无法证实的结论，意思是说他们太轻易放弃，又或者在紧急阶段花太多时间去研究病人的问题所在，以便决定理想的治疗方式。这当然是正确的程序，问题是当医生还在考虑时，病人恐怕就要死了。
不过约纳森从未收过脑部中弹的伤员，他很可能需要一位脑部外科医师。要切入脑部的一切理论知识他都懂，但他压根不认为自己是个脑部外科医师。虽然觉得力有未逮，却又顿时发现自己或许堪称幸运。在清洗双手、换上手术衣之前，他找来护士妮坎德。
“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院有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医师，名叫法兰克·埃利斯，他今晚刚好在哥德堡，就住在精英公园大道饭店，他刚刚发表了一场脑部研究的演说。他和我交情不错。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电话号码？”
约纳森还在等X光结果，妮坎德便拿着精英公园大道饭店的电话回来了。约纳森拨了电话，饭店的夜班柜台人员坚持不肯这么晚还吵醒房客，约纳森不得不以一些激烈言词强调情况的严重性，电话才终于接通。
“早啊，法兰克。”听到终于有人接电话，约纳森随即说道。“我是约纳森。你想不想来索格恩斯卡帮忙动个脑部手术？”
“你在唬弄我吗？”法兰克·埃利斯医生已居住瑞典多年，瑞典话说得很流利（尽管仍带有美国腔），但每当约纳森和他说瑞典话，他总是用母语回答。
“埃利斯，我很遗憾错过你的演讲，但希望你能私下为我授课。这里有个年轻女孩头部中弹，子弹从左耳正上方射入。我非常需要有人提供意见，除了你我想不出更好的人选。”
“那么很严重啰？”埃利斯坐起来，双脚跨下床沿，揉了揉眼睛。
“患者二十来岁，只有射入伤口，没有射出伤口。”
“她还活着？”
“脉搏微弱但规律，呼吸较不规律，血压一〇〇/七〇。另外肩膀和臀部也都各中一枪，但这两处我知道怎么处理。”
“听起来有希望。”埃利斯说。
“有希望？”
“如果有人头部中弹又没死，就表示还有希望。”
“我明白……埃利斯，你能帮我吗？”
“约纳森，我今晚和一群好友聚会，一点才上床，酒精浓度肯定很惊人。”
“作决定、动手术的人还是我，我只是需要有人来看看我有没有做错什么。说到评估脑部伤害，就算是醉醺醺的埃利斯教授也比我厉害好几倍。”
“好吧，我去，但你可是欠我一个人情。”
“我会叫出租车到饭店大厅外等你，司机知道让你在哪里下车，妮坎德护士会去接你，为你打点好一切。”
埃利斯有一头乌黑头发，略带几根花白，还有傍晚才冒出来的深色胡碴。他有点像电视剧《急诊室的春天》里的演员。从那身强健的肌肉可以看出他每星期都会上健身房几个小时。他推推眼镜，搔搔颈背，两眼凝视着电脑屏幕上伤员莎兰德脑部的每个角落。
埃利斯很喜欢瑞典的生活。最初是在七十年代末以交换学者的身份来这里待了两年，后来经常往返，直到有一天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院提供给他一份固定工作。当时，他已经闻名国际。
十四年前，他和约纳森在斯德哥尔摩一场座谈会上相识，发现两人都是飞蝇钓迷。他们一直保持联络，还相约去过挪威和其他地方钓鱼，但却从未共事过。
“这样找你来，我很抱歉，可是……”
“没关系。”埃利斯无所谓地挥挥手。“只不过下次钓鱼你得请我喝一瓶克拉格摩尔威士忌。”
“好，我很乐意付这样的代价。”
“几年前，我在波士顿有个病人——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写过这个案例。那个女孩和你这个病人同样年纪，当时她正要走进大学校园，忽然有人拿十字弓射她，箭从左眉外缘射入，直接穿透她的头，从接近颈背正中央的地方穿出。”
“她没死？”
“她来医院的时候像没事一样。我们割断箭杆，扫描她的头部。箭从她的脑直穿而过，不管怎么看，她都应该已经死亡，或至少因为受到巨大创伤而陷入昏迷。”
“她状况如何？”
“她始终意识清楚。当然她确实吓坏了，但完全没有丧失理性。她唯一的问题就只是头骨里插了一支箭。”
“结果你怎么做？”
“我呢，拿起钳子，把箭拔出来，然后包扎伤口。大概就是这样。”
“她活下来，还说出事情经过？”
“她的情况显然很严重，但事实上她当天就能出院回家。我很少看到比她更健康的病人。”
约纳森心里纳闷，不知道埃利斯是否在捉弄他。
“不过，”埃利斯继续说道：“几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也有一名四十二岁的病人，头撞到窗台后马上觉得不舒服，便叫救护车送急诊。我赶到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他只有一个小肿块和非常轻微的瘀伤，但始终没有恢复意识，在加护病房待了九天就去世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他的死因。解剖报告中写的是意外导致脑出血，但对于这样的判断，我们没有人感到满意，因为出血量微乎其微，又是在一个应该毫无影响的部位。但偏偏他的肝、肾、心、肺一一失去功能。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就像是玩俄罗斯轮盘。我想我们永远也研究不出大脑确实的运作情形。”他说着用笔敲敲屏幕，“你打算怎么做？”
“我还希望你告诉我呢。”
“让我听听你的诊断。”
“好吧，第一，这似乎是小口径的子弹，从太阳穴射入之后，卡在大脑约四厘米深处，紧贴着侧脑室。那边有出血。”
“你要从何着手？”
“套用你的话，拿起钳子，将子弹从它穿入的途径取出。”
“好主意。我会用你手边最薄的钳子。”
“就这么简单？”
“不然还能怎么办？如果把子弹留在里面，她或许能活到一百岁，也可能有风险，说不定会造成癫痫、偏头痛等等病症。我最不建议的做法就是在她脑袋钻洞引出血水，等一年后伤口都愈合了再动手术。子弹并不在主要血管附近，所以我会建议你把它夹出来……不过……”
“不过什么？”
“子弹我倒是不太担心，她到现在还活着是个好预兆，表示她也挨得过子弹取出的过程。真正的问题在这里。”他指指屏幕。“射入伤口四周有大大小小的骨头碎片，我能看到的至少就有十来片数毫米长的碎片，有些嵌在大脑组织里。你一不小心，她就可能丧命。”
“那是不是和数字与数学能力相关的大脑部位？”约纳森问道。
埃利斯耸耸肩。“胡说八道。我不知道这些特殊的灰色细胞有什么用。你只能尽力。你来动手术，我会在你后面看着。”
麦可·布隆维斯特抬头看看时钟，凌晨三点刚过。因为手被铐着，觉得愈来愈不舒服，便稍微闭一下眼。他实在是累坏了，却靠肾上腺素支撑着。他重新睁开眼睛，狠狠地瞪了警察一眼。托马斯·鲍尔松巡官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他们此时坐在离诺瑟布鲁不远处一座名叫哥塞柏加的白色农舍内的餐桌旁。布隆维斯特就在不到十二小时前，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关于此地发生的惨剧，他没有否认。
“白痴！”布隆维斯特骂道。
“你给我听好了……”
“白痴！”布隆维斯特又骂了一次。“我警告你，他真的很危险。我说过你得把他当成活的手榴弹处理。他至少徒手杀死了三个人，身体壮得像坦克一样。而你竟然当他是个周末晚上的醉汉，只派几名乡下警察去捉他！”
布隆维斯特再次闭上眼睛，暗想着今晚不知还会出什么事。
他在午夜刚过时找到莎兰德，见她伤势严重，连忙找来警察和救援人员。
唯一顺利的一件事就是他说服他们派出直升机，将女孩送往索格恩斯卡医院。他详细描述了她受伤与头部中弹的情形，救援队中有个聪明的家伙听懂了。
尽管如此，塞维直升机空勤队派出的“美洲狮”号还是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抵达农舍。布隆维斯特已先将两辆车驶出谷仓，并打开车头灯照亮屋前田野间可供降落的区域。
直升机组员与两名医护人员以专业的态度按照既定程序处理。一名医护人员负责莎兰德，另一人照料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也就是当地人所认识的卡尔·阿克索·波汀。札拉千科是莎兰德的父亲，也是她的天敌。他原本打算杀死她，但没有成功。布隆维斯特在农场的柴房里发现他时，他脸上被划开一道很深的伤口——很可能是斧头砍的——一条腿也受到重创，不过布隆维斯特并未费心去检视。
等候直升机之际，他尽可能地救助莎兰德。他从衣柜取出一条干净床单，剪开做绷带。她头部射入伤口处的血已凝结，他不知道该不该缠上绷带，最后只是让布条松松地套在头上，主要是避免伤口接触到细菌或尘土。不过他倒是以最简单的方式，为她臀部与肩膀的伤口止了血。他在屋里找到一卷绝缘胶带，便用这个来封住伤口。医护人员表示，就他们的经验而言，这是一种崭新的包扎法。此外他还用湿毛巾尽可能替莎兰德擦去脸上的尘土。
他没有回到柴房去照顾札拉千科，老实说他根本不在乎那个男人，但还是用手机联络了《千禧年》杂志的总编辑爱莉卡·贝叶，告诉她当下的情况。
“那你还好吧？”爱莉卡问他。
“我没事。”布隆维斯特回答：“真正有危险的是莉丝。”
“可怜的孩子。”爱莉卡说：“今天晚上我读了毕约克写给国安局的报告。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现在没力气想那个。”布隆维斯特说道。秘密警察的事得等到第二天再说。
他与爱莉卡交谈时，就坐在长凳旁的地板上，一面留意着莎兰德。先前为了包扎她臀部的伤口，脱掉了她的鞋子和裤子，这时他的手不小心碰到丢在长凳旁的裤子口袋，里面好像有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部奔迈T3掌上电脑。
他皱皱眉头，目不转睛地注视这部掌上电脑良久，直到听到直升机接近，才连忙将它塞进自己夹克的内袋，随后又搜遍莎兰德所有口袋。他另外找到一串摩塞巴克公寓的钥匙和一本伊琳·奈瑟的护照，也全都迅速地放进他手提电脑袋的外侧口袋。
直升机降落几分钟后，特鲁尔海坦警局的托腾森与英格玛森驾着第一部巡逻车抵达，接着到达的是鲍尔松巡官，他也立刻掌控全局。布隆维斯特开始向他解释来龙去脉，但很快便察觉鲍尔松是个自大、死板的教官型人物。布隆维斯特说了半天，鲍尔松好像一句也没听进去，自从他到了以后，事情才真正出岔。
他似乎只听懂一件事：现在躺在厨房长凳旁地板上受医护人员照顾的重伤女孩，便是三尸命案嫌犯莎兰德。而最重要的是他得逮人。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