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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则由埃克斯壮本人处理。尼德曼是达格与米亚命案的嫌犯，但并未提及毕尔曼律师。此外，埃克斯壮还得侦查并起诉涉嫌犯下一大串罪行的莎兰德。
他解释说，有鉴于哥德堡当天发生的多起事件，其中包括莎兰德的父亲波汀遭射杀，他才决定公开这项信息。召开这场记者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想澄清已经在媒体圈散布的谣言，他自己就接到好几通关于这些谣言的电话。
“根据最新得到的消息，我可以告诉大家，波汀的女儿目前因涉嫌杀害父亲而在押，她与今天早上发生的事件无关。”
“那么凶手是谁？”《回声日报》的记者喊着问道。
“今天下午一点十五分向波汀开枪致其死亡，随后企图自尽的人，已经确认身份。他已经七十八岁，一直在接受末期癌症以及因癌症所引起的精神疾病的治疗。”
“他和莎兰德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此人显然是根据自己偏执的妄想而单独行动的悲剧性人物。国安局最近也对此人展开调查，因为他写了许多信给知名政治人物与媒体，信中语气明显很不稳定。就在今天早上，多家报社与政府机关也收到他威胁要杀死波汀的信。”
“警方为何不保护波汀？”
“信是昨晚才寄出的，因此寄达的时间正好与命案同时，根本来不及反应。”
“凶手叫什么名字？”
“在通知他的家属之前，我们不会公布这项信息。”
“他是什么样的背景？”
“据我了解，他原本是会计师兼税务律师，已经退休十五年。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但从他寄出的信中可以看出，如果社会大众多一点关怀，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了。”
“他还威胁其他人吗？”
“我得到的信息是有的，但我无法告诉你们任何细节。”
“这对莎兰德的案子有什么影响吗？”
“目前没有。我们有波汀亲口向警员陈述的口供，也有大量对莎兰德不利的鉴定证据。”
“那么波汀企图杀害女儿的报告呢？”
“那个也在调查中，但确实有很明显的迹象显示他企图杀害女儿。目前我们能肯定的是，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悲剧家庭，成员彼此强烈仇视的案子。”
柯特兹搔搔耳朵。这时他发现其他记者也都和他一样振笔疾书。
毕约克听说索格恩斯卡医院枪击案的新闻后，几乎惊恐得难以自制。整个背疼痛不已。
他花了一个小时才下定决心，接着拿起电话，想打给住在拉赫尔姆的昔日保护者。无人接听。
他细听新闻，听见一段记者会内容摘要。枪杀札拉千科的是一位七十八岁的税务专家。
天哪，七十八岁。
他又试了一次古尔博的电话，仍未接通。
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不安的煎熬，再也无法待在租来的斯莫达拉勒避暑小屋。他感到脆弱且不受保护。他需要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于是收拾了衣物、止痛药与盥洗用具。因为不想用自己的电话，便跛着脚走到杂货店打公共电话到兰梭特旧日灯塔改建的旅馆订房。兰梭特地处偏远，应该不会有人上那儿找他。他预定留宿两星期。
他瞄了一眼手表，要赶上最后一班渡轮就得快一点，因此忍着背痛尽速回到小屋。进屋后，他直接到厨房确认咖啡壶已切掉电源，接着到门厅拿行李。此时他的目光无意间扫到客厅，不禁吓了一跳，立刻停下脚步。
起初眼前的景象令他迷惑。
天花板的灯不知被谁给取下，放在茶几上，改吊了一条绳索，正下方还摆了一张平时放在厨房的凳子。
毕约克望着绳圈，实在不明所以。
接着听见身后有声响，膝盖竟不由自主地打颤。
他缓缓转过身去。
有两个男人站在那里，外表看起来像是南欧人。他还来不及反应，他们便已从容上前紧抓他的双臂，将他抬离地面带往凳子。他试图反抗，一阵有如刀刃般的刺痛窜过背脊。他感觉到自己被举放到凳子上，几乎整个人都瘫软了。
陪同乔纳斯的是一个绰号法伦的男子，此人年轻时是专业窃贼，后来及时改行当锁匠。罗廷耶最初在一九八六年雇用法伦为小组工作，那次的行动需要强行进入某个无政府组织的领袖家中。此后便不时会征召他，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类行动逐渐减少为止。当天一早，克林顿再次找上法伦分派任务。法伦每工作十分钟，便可净拿一万克朗的酬劳，但他也得发誓不向行动目标窃取财物。“小组”毕竟不是犯罪集团。
法伦并不清楚克林顿代表谁，但应该和军方有关。他看过杨·库卢写的书，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在被老雇主遗忘这么多年后还能重披战袍的感觉真好。
他的任务是开门。他是闯空门的专家。尽管如此，还是花了五分钟才撬开布隆维斯特住处的门锁。接下来乔纳斯进入屋内，法伦则在楼梯间等候。
“我进来了。”乔纳斯对着免持听筒手机说道。
“好。”耳机传来克林顿的声音。“慢慢来，跟我说你看到什么。”
“我现在在门厅，右手边有一个衣柜和衣帽架，左手边是浴室。剩下是一个开放空间，约五十平方米。右手边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美式厨房。”
“有没有书桌或是……”
“他好像是利用餐桌或坐在客厅沙发工作……等一下。”
克林顿等着。
“对了，没错，餐桌上有一个活页夹，毕约克的报告就在里头。看起来像是原件。”
“非常好。桌上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吗？”
“有几本书。维涅的回忆录、艾瑞克的《秘警的权力斗争》。还有另外四五本类似的书。”
“有电脑吗？”
“没有。”
“保险箱呢？”
“没有……我没看到。”
“慢慢来，要作地毯式的搜索。莫天森回报说布隆维斯特还在办公室。你戴了手套吧？”
“当然。”
埃兰德趁着和安妮卡两人都刚好没有讲手机的空档交谈了一下，随后走进莎兰德的房间，向她伸出手自我介绍，并打招呼问她感觉如何。莎兰德只是面无表情地瞪着他看。他于是转向安妮卡。
“我需要问几个问题。”
“好。”
“你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
安妮卡说出了与莎兰德反锁在浴室之前，自己所见所闻与反应。埃兰德斜觑莎兰德一眼，又将目光移回律师身上。
“所以你很确定他来到这个房门前？”
“我听到他试图压下门把。”
“这点你非常确定吗？人在害怕或兴奋的时候很容易有幻想。”
“我确实听到他在门外。他看见了我，还举枪指着我，他知道我在这个房里。”
“有什么理由让你认为他是有计划的吗？也就是事先就打算也要对你开枪。”
“我不知道。他拿枪瞄准我时，我立刻头往后缩，将门卡住。”
“这是明智的做法，把你的当事人带进浴室更加明智。这些门太薄，他要是开枪，子弹会直穿而过。我想知道的是他攻击你是为了私人原因，或者纯粹只因为你在看他而起的反应。你是走廊上最靠近他的人。”
“除了两个护士之外。”
“你是否觉得他认识你或是认出了你？”
“不觉得。”
“他会不会在报上见过你？你曾因为几件案子被广泛报道而大出风头。”
“有可能，我不确定。”
“而你从未见过他？”
“在电梯里见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这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交谈吗？”
“没有。我和他同时进电梯，我隐约注意了他几秒钟，他一手拿着花，另一手拎着公文包。”
“你们的眼神有交会吗？”
“没有。他直视正前方。”
“是谁先进电梯？”
“两人差不多同时。”
“他的表情是否迷惑或者……”
“我说不上来。他走进电梯，笔直地站着，手里拿着花。”
“然后呢？”
“我们在同一层楼出电梯，我就来找我的当事人了。”
“你直接就来这里吗？”
“是……不是。其实我先去了服务台出示证件。检察官禁止我的当事人会客。”
“当时这个人在哪里？”
安妮卡犹疑着。“我不太确定。应该在我后面吧。不对，等一下……是他先出电梯，但停下来帮我按着门。我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不过他好像也去了服务台，我只是脚程比他快。护士们应该知道。”
上了年纪、彬彬有礼的杀人犯。埃兰德暗想。
“是的，他的确去了服务台。”他证实道：“他的确和护士说过话，还遵循护士的指示将花留在柜台。你没有看见吗？”
“没有。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埃兰德已经没有问题要问，内心被沮丧感啃噬着。他以前曾有过这种感觉，也学会了把它当成直觉引发的警讯。好像有些什么难以捉摸，有些什么不太对劲。
凶手的身份证实为艾佛特·古尔博，当过会计师，偶尔也担任业务顾问兼税务律师。年纪已经很大。因为疯狂地写恐吓信给公众人物，最近国安局已对他启动初步调查。
埃兰德根据多年经验知道外头的疯子多的是，甚至有些病态狂会跟踪名人，并躲在后者别墅附近的树林里求爱。当他们的爱没有获得回报——当然不会有回报！——这份爱很快就会转变成强烈恨意。曾有些跟踪狂从德国尾随一名二十一岁的流行乐团主唱到意大利，参与她每场演唱会，后来却因为主唱不肯抛弃一切与他们交往而发火。也有些好伸张正义者再三抱怨真实或想象的不公正，有时甚至演变成恐吓行为。另外还有精神病人与阴谋论者，总之是一些能解读凡人世界看不见的信息的疯子。
像这类将幻想化为行动的愚蠢实例不胜枚举。前外交部部长安娜·林德遇刺不正是这种疯狂冲动行为的结果吗？
但一想到有个精神异常的会计师——或不论他是何身份——一手拿花、一手拿枪地晃进医院，再想到他竟然枪决了警方——而且是由他负责——调查的对象，埃兰德巡官实在不敢苟同。死者在官方记录中名为卡尔·阿克索·波汀，但据布隆维斯特指称，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一个背叛苏俄的浑蛋情报人员，也是黑帮分子。
札拉千科至少是个证人，但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也可能与一连串命案有重大关联。埃兰德曾获准向札拉千科进行两次短暂的问话，尽管在这两次谈话中后者坚称自己的清白，埃兰德却丝毫不为所动。
杀害札拉千科的人也对莎兰德，或至少对她的律师感兴趣，试图进入她的病房。
后来他企图自杀。医生们表示他很可能会成功，尽管他的身体尚未接收到停止运作的信息，古尔博能出庭的几率已微乎其微。
埃兰德不喜欢这个情况，一点也不喜欢。但他没有证据证明古尔博还有其他不同于外表显现的开枪动机，因此他决定小心行事。他看着安妮卡。
“我决定让莎兰德搬到另一个房间。服务台右侧连廊上有一间病房，就安全上的考虑，住那里比较好，因为房门刚好正对服务台与护理站。除了你之外，不许其他人探病。没有索格恩斯卡的医生或护士允许，谁也不准进她房间。我还会在她房门外安排二十四小时的警卫。”
“你觉得她有危险？”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有危险，但我想小心一点。”
莎兰德倾听着律师与警员的谈话。安妮卡的回答竟能如此精确、清楚又巨细靡遗，令她十分讶异。而律师在压力下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