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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维斯特可以清楚地想象那几天在范耶尔宅院里上演的情景。前几个小时肯定因为桥上事故而混乱不已——因为无法招来支持人力，也因为大家多少都认为这两起不幸事件发生在同一地点且几乎是同一时间，当中必定有所牵连。当油罐车被拖走后，莫瑞尔警探走到桥上，以便确认海莉没有在意外的转折下成为车下亡魂。布隆维斯特发现这是警探唯一不合理的举动，因为车祸发生后，确实有人在岛上看到失踪的女孩。
经过慌乱的二十四小时后，他们对于情况可能忽然出现好结局愈来愈不抱希望，反倒是逐渐出现两种理论。尽管悄悄离岛确实很困难，莫瑞尔仍不肯忽视她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他决定发出全面通告寻找海莉，并下令赫德史塔的巡警仔细留意这名失踪女孩。此外他也派出一名刑事组同仁去讯问巴士司机与火车站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任何人见过她。
一再收到否定的报告后，海莉遭遇不幸的可能性开始升高。最后这个理论便主导了接下来几天的调查工作。
据布隆维斯特看来，在她失踪两天后，大型搜索队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效率。组织搜索行动的是有过类似经验的警员与消防队员。海泽比岛上的确有一些几乎无法到达的地点，但毕竟只是小小的区域，一天下来便已完成全岛的地毯式搜索。一艘警船和两艘志愿加入的彼得松游艇也尽可能地搜寻环岛水域。
第二天，搜索行动依然继续，但人力减少了。这次出动巡警再次扫视特别崎岖难行的路段，和一个被称为“要塞”的地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建的一群小型防御工事，如今已弃置。当天他们也找过小洞穴、井、蔬菜储藏窖、附属建筑物和村里的阁楼。
搜索行动于女孩失踪第三天停止时，正式记录内容透露出沮丧的意味。莫瑞尔当然还不知道，其实当时他的调查已经到了尽头，后来再也没有突破。他很困惑，也努力地想找出下一步该怎么做，或是该到什么地方搜索。海莉仿佛从人间蒸发，而亨利也从此开始了长年的磨难。
第九章
一月六日星期一至一月八日星期三
布隆维斯特看资料看到三更半夜，主显节①这天很晚才起床。范耶尔的屋外停了一辆海蓝色新款沃尔沃。就在布隆维斯特伸手握住门把的同时，有个男人也正好开门出来，两人几乎撞在一起。那人似乎在赶时间。
① 主显节（Epiphany Day），纪念耶稣基督向外邦人（东方贤士）显现的日子，为每年一月六日。
“有什么事吗？”
“我找亨利·范耶尔。”布隆维斯特说。
那人眼睛一亮，随即面带微笑伸出手来。“你想必就是来帮亨利整理家族史的麦可·布隆维斯特，对吧？”
他们互相握了手。看来范耶尔已经开始散播布隆维斯特为何来此的“官方”说法了。那人相当肥胖——无疑是长坐办公室与会议室的结果——但布隆维斯特一眼就看出相似之处，他的脸和海莉十分相像。
“我是马丁·范耶尔，”那人说道。“欢迎来到赫德史塔。”
“谢谢。”
“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好像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过我。”
“温纳斯壮……在这屋里不太受欢迎。”
“亨利提起过。我还等着听后半段的故事。”
“他几天前跟我说聘请了你。”马丁笑着说：“他说你很可能是因为温纳斯壮才接下这份工作。”
布隆维斯特略一犹豫后决定说出实情。“那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老实说，我需要暂时离开斯德哥尔摩，而赫德史塔就在适当时机跳出来了。至少我是这么想。我无法假装那件官司没有发生过。而且无论如何，我都得入狱服刑。”
马丁点点头，表情忽然转为严肃。“你能上诉吗？”
“这么做一点好处也没有。”
马丁瞄一眼手表。
“我今晚得到斯德哥尔摩，所以非快点走不行。我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再请你过来吃饭。我真的很想听听那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亨利在楼上，你就进去吧。”
范耶尔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茶几上摆了《赫德史塔快报》《工商日报》《瑞典日报》和两份全国性的晚报。
“我在外头遇见马丁了。”
“他正赶着去拯救帝国。”范耶尔说：“要咖啡吗？”
“好的，谢谢。”布隆维斯特坐下来，一面狐疑范耶尔似乎很开心。
“报上提到你了。”
范耶尔将其中一份晚报推过来，翻开那一页的标题是“媒体短路”。执笔的是一名专栏作家，曾任职于《财经杂志》，一向以幸灾乐祸地嘲笑每个热衷于某议题或是惹祸上身者而闻名。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环保斗士，一个也跑不了。这位作家似乎并没有自己拥护的单一信念。如今在温纳斯壮案结束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向布隆维斯特开炮，将他形容成一个大白痴，而爱莉卡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媒体花瓶。
有谣言传闻：尽管《千禧年》的总编辑是个穿迷你裙、会在电视上闹别扭的女权主义者，杂志社却已濒临瓦解。几年来，该杂志的存续全仰赖编辑们成功营销的形象——年轻记者采取调查式的报道，揭露商界丑闻。这套宣传伎俩对于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听到这类讯息的年轻人或许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却靠不住。小侦探布隆维斯特最近已经体会到了。
布隆维斯特打开手机，看爱莉卡有没有来电。没有留言。范耶尔一言不发地等着。布隆维斯特察觉到老人是想让他打破沉默。
“他是个笨蛋。”布隆维斯特说。
范耶尔笑了，却又说：“也许吧，但他却没有被法院判刑。”
“没错，而且永远不会。他从未说过什么有创意的话，老是搭着顺风车，然后用最苛刻又不至于惹祸上身的言词对人落井下石。”
“这些年来我树立了不少敌人。要说真正学到什么教训，就是绝不打必败无疑的仗。不过，也绝不能让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遥自在。等待时机，等你有力量的时候加以反击——即使你已无须反击也一样。”
“谢谢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现在我想听你谈谈你的家族。”他将录音机放在两人中间的桌上，按下录音键。
“你想知道什么？”
“我已经看过第一本讲义夹，关于失踪与搜索的资料，但里头提到太多范耶尔家的人，我需要你帮忙一一介绍说明。”
莎兰德站在空荡荡的走廊，眼睛直盯着“毕尔曼律师”的铜制门牌将近十分钟后，才按了门铃。大门的锁“咔嗒”一声开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们第二次会面，她有不好的感觉。
她并不怕毕尔曼——莎兰德几乎没有怕过任何人、任何事。但话说回来，这个新监护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兰律师温文有礼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类型。但三个月前，潘格兰中风，尼斯·艾瑞克·毕尔曼便根据某种官僚作业顺序接收了她。
莎兰德接受社会与精神病监护十二年，其中两年在儿童诊所时，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今天好吗？”她就从未给过相同答案。
她满十三岁时，法院根据少年保护法，判决将她关进乌普萨拉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这项判决主要是基于她情绪不稳，可能对同学甚至她自己施暴产生危险。
每当老师或任何相关工作人员试图和这个女孩谈论她的感觉、感情生活或健康状况，她总是沉着脸不说话，眼睛死盯着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令人备感受挫。她会交叉手臂，拒绝接受任何心理测验。她对于一切针对她所进行的评估、衡量、制图、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学校功课上——校方可以将她带进教室，也可以把她绑在椅子上，却无法阻止她不听课、不拿笔作笔记。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却没有拿到证书。
正因如此，就连要诊断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难。总而言之，莉丝·莎兰德就是个难应付的人。
她满十三岁那年，法院也决定指派一名受托人来维护她的利益与资产、直到她成年为止。这名受托人便是潘格兰律师，尽管一开始相当艰难，他却做到了精神科医师与其他医师办不到的事。渐渐地，他不但赢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获得些许温暖。
十五岁时，医师们多少认同了她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急切伤害自己的迹象。她的家庭被归类为不健全家庭，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决莎兰德理应从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释放，并透过寄养家庭慢慢重返社会。
这段历程并不轻松。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待了两星期就逃走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也很快便半途而废。那个时候，潘格兰把她找来严肃地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她再继续这样，就会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威胁奏效了，于是她接受了第四个寄养家庭——一对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米索玛克兰森的老夫妻。
然而这并不表示她行为收敛了。十七岁时，莎兰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两次因烂醉而被送到急诊室，还有一次很明显地嗑药。其中有一次她被发现衣冠不整、烂醉如泥地倒在车后座，车子停在梅拉斯特兰南路上，车上还有个年纪大她许多，但同样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后一次被捕是在十八岁生日的三星期前，当时她完全清醒地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一名男乘客的头。她被指控伤害他人。莎兰德声称那个人摸她，并有目击者证实她的说词，检察官便决定不予起诉。但鉴于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执行精神评鉴。由于她仍依惯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不配合检验，国家健康福利部咨询的医师们只得根据“对患者的观察”作出评断。倘若面对的是一个交叉双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的年轻女子，又能观察出什么结果来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断就是她肯定有某种情绪障碍，而且不能置之不理。这份医疗/法律报告建议患者接受封闭的精神疗养院照护。社会福利部门某副部长也表示支持精神病学专家们的结论。
至于她的个人记录，专家们最后的诊断是滥用酒精与药物风险极高，且缺乏自觉。当时她的档案记录簿里充斥着内向、受社会压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恋、病态与反社会行为、合作困难、无法同化学习等等字眼。凡是看过莎兰德档案记录簿的人都可能认定她有严重的智障。还有另一个事实也对她不利，社会福利部门的街头巡逻人员有几次看见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玛利亚广场附近厮混。有一回，她在丹托伦登公园被拦下搜身，当时也是和一个年纪大上许多的男人在一起。社会福利人员担心莎兰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为妓女。
当地方法院——决定她未来的机构——开庭判决此案时，结果似乎早成定论。她明显是个问题儿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专家与社工人员的建议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决。
举行听证会当天早上，莎兰德被人从儿童精神病院——自从旧城区事件后她便被关在这里——带到法院。她觉得自己像个集中营的囚犯：没有希望活过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个见到的是潘格兰，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他并非以受托人的身份出席，而是她的代理律师。
出乎她意外的是，他很坚决地站在她这边，并强力抗议住院的决定。她并未扬起眉毛之类地显露自己的惊讶，但却仔细倾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