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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卡又转回来面向泰勒波利安。“这么说，我戴耳环还在身体某个私密处刺青，你也觉得我会对自己造成危害？”
潘格兰忍不住窃笑，但最后将笑声转化成清喉咙的声音。
“不，当然不会……刺青也可以是社会仪式的一部分。”
“你的意思是莎兰德不属于这个社会仪式的一部分？”
“你自己也看到了她的刺青奇形怪状，还几乎遍布全身。这并非正常的物恋或身体装饰。”
“比例多少？”
“你说什么？”
“刺青占身体多少比例就不再是物恋，而是精神疾病？”
“你扭曲了我的话意。”
“是吗？那么为什么你认为在我或其他年轻人身上的刺青，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仪式的一部分，而用来评估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时就变得危险呢？”
“身为精神科医生，我必须纵观全貌，刺青只是一个指标。诚如我先前所说，我评估她的状况时必须考虑到许多指标，而这只是其中之一。”
安妮卡沉默了几秒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泰勒波利安。接着她用非常慢的速度说道：
“可是泰勒波利安医师，你从我当事人十二岁，即将满十三岁的时候开始绑她。当时她身上一个刺青也没有，不是吗？”
泰勒波利安沉吟不语，安妮卡又接着说。
“我想你应该不是因为预料到她将来会开始刺青，才绑住她的吧？”
“当然不是。她的刺青和她一九九一年的情况无关。”
“那么我再回到最初的问题。莎兰德是否曾经伤害过自己，以至于必须将她绑在床上一整年？比方说，她有没有拿刀或刮胡刀片之类的东西割过自己？”
泰勒波利安似乎一度没有把握。
“不是的……我是用刺青来举例说明自戕行为。”
“我们刚才已经达成共识，刺青属于一种正当的社会仪式。我问你为什么将她绑了一年，你回答说是因为她会危害自己。”
“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危害自己。”
“有理由相信。所以说你绑她是因为某种猜测啰？”
“我们作了评估。”
“同一个问题我已经问了差不多五分钟。你说在你照顾我当事人的两年当中，她被绑了一年多的原因之一在于她的自戕行为。现在能不能请你举出几个她在十二岁时自戕的例子？”
“例如这个女孩极度营养不良，部分原因就是她拒绝进食。我们怀疑她有厌食症。”
“原来如此。她有厌食症吗？你也看到了，我的当事人至今都还是骨架异常瘦小。”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得长期观察她的饮食习惯。”
“你已经观察了两年的时间。现在你是在暗示你混淆了厌食症和我当事人天生瘦小的事实。你说她拒绝进食。”
“我们有几次对她强迫喂食。”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她不肯吃东西呀。”
安妮卡转头问当事人。
“莉丝，你在圣史蒂芬的时候真的不肯吃东西吗？”
“对。”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王八蛋在我的食物里加了精神病药物。”
“原来如此。这么说泰勒波利安医师想让你吃药。你为什么不吃呢？”
“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药，吃了会变迟钝，无法思考，醒着的时候老是昏昏沉沉。那个王八蛋又不肯告诉我药的成分。”
“所以你才拒绝吃药？”
“是的。后来他开始把药加进食物里面，所以我也不再吃东西。每次只要食物里加了什么东西，我就会绝食五天。”
“所以你只好挨饿。”
“不一定。几个医护人员会偷偷塞三明治给我，其中还有一个会在深夜给我食物。这是常有的事。”
“这么说你认为圣史蒂芬的医护人员是知道你饿了才给你食物，以免你挨饿吗？”
“我为了精神病药物和这个王八蛋抗争那段时间是这样的。”
“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
“他想给我下药，我不肯吃。他开始把药加进食物里，我就绝食。他又开始强迫喂食，我就把食物吐掉。”
“所以说你有非常合理的绝食原因。”
“是的。”
“不是因为你不想吃东西？”
“不是，我老觉得饿。”
“自从你离开圣史蒂芬之后……饮食正常吗？”
“我饿了就吃东西。”
“我们可以说你和泰勒波利安医师之间发生冲突吗？”
“可以这么说。”
“你被送到圣史蒂芬是因为你朝你父亲泼汽油，使他身上着火。”
“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对我母亲施暴。”
“你曾经向任何人解释过吗？”
“有。”
“向谁？”
“我告诉过审讯我的警察、社工、儿童福利人员、医生、一个牧师，还有那个王八蛋。”
“你说‘那个王八蛋’指的是……”
“那个人。”她指着泰勒波利安。
“你为什么这么叫他？”
“我刚进圣史蒂芬的时候，曾试着向他解释一切经过。”
“泰勒波利安医师怎么说？”
“他根本不想听，说是我在幻想，还把我绑起来作为惩罚，直到我不再幻想为止。然后他又试图强迫我吃精神病的药。”
“胡说八道。”泰勒波利安说。
“所以你才不肯跟他说话吗？”
“我满十三岁那天晚上起，就没有再和那个王八蛋说过一句话。我被绑在床上。那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安妮卡转向泰勒波利安。“听起来我的当事人之所以拒绝进食，是因为不想吃你强迫她吃的精神病药物。”
“也许她是这么看的。”
“那你怎么看呢？”
“我这个病人异常难对付。我坚持认为她的行为显示她会危害自己，但这或许是解读的问题。然而她很暴力，也表现出精神异常的行为，毫无疑问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她是在企图杀害父亲之后才来到圣史蒂芬的。”
“这点我们稍后会提到。说到你将她束缚了三百八十一天，你会不会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处罚我的当事人，因为她不听你的话？”
“完全是一派胡言。”
“是吗？我从病历中发现，束缚的日子大多都是在前一年……三百八十一天当中有三百二十天。为什么后来不再继续绑了？”
“应该是病人行为有了变化，变得比较不激动。”
“是不是有其他医护人员认为你的方法过度粗暴？”
“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人对于强迫喂食莎兰德等等事件提出申诉？”
“每个人难免都会有不同的评估，这没什么奇怪。可是后来强迫喂食变成一种负担，因为她抗拒得太厉害……”
“因为她拒绝吃那些会让她倦怠委靡的精神病药物。当她不用药的时候便没有饮食的问题，这样的治疗方式难道不是比采取强迫手段更合理吗？”
“请恕我直言，安妮卡女士，我可是医生。我猜我的医疗经验应该比你更丰富。决定应该采用何种治疗方式是我的职责。”
“没错，我不是医生，泰勒波利安医师，然而我并非全然没有专业知识。我除了律师资格外，也取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学位。这是我专业上必要的背景训练。”
此时法庭安静得可以听见针落地的声音。埃克斯壮与泰勒波利安惊讶地瞪着安妮卡，她丝毫不为所动地继续。
“你治疗我当事人的方法到最后是不是和你的上司，也就是当时医院的主任约翰纳斯·卡尔丁的意见严重分歧？”
“没有，没这回事。”
“卡尔丁医师几年前过世了，无法作证。但在这个法庭有一个人曾经见过卡尔丁医师几次，那就是我的助理律师潘格兰。”
她转过去面向他。
“你能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吗？”
潘格兰清清喉咙。他仍为中风的后遗症所苦，必须集中精神专注于咬字。
“莎兰德的母亲被她父亲痛殴成身心障碍后，无法再照顾女儿，我便被指派为莉丝的受托人。她母亲是永久性的脑损伤，并不断地脑出血。”
“我想你说的是札拉千科吧？”埃克斯壮特意倾身向前问道。
“正是。”潘格兰回答。
埃克斯壮说：“我要提醒你，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极机密的事。”
“札拉千科一再对莉丝的母亲施暴，这几乎不是秘密。”安妮卡说。
泰勒波利安举起手来。
“事情恐怕不像安妮卡女士所陈述的那么显而易见。”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安妮卡问。’
“莎兰德无疑目睹了一出家庭悲剧……某件事引发了一九九一年那场毒打。但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形如安妮卡女士所说持续多年，它可能是独立的意外事故，或是一时失控的争吵。老实说，甚至没有任何证据指出攻击莉丝母亲的人是札拉千科。据我们所知，她是娼妓，所以犯案者也可能另有其人。”
安妮卡讶异地看着泰勒波利安，似乎一时无言以对，但目光随即转为锐利，仿佛要穿透他似的。
“你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她问道。
“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只有莎兰德的说辞作为凭据。”
“所以呢？”
“首先，她们有两姐妹，事实上是孪生姐妹。卡米拉·莎兰德从未作过这样的声明，甚至她否认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真有你的当事人所坚称如此严重的虐待，社会福利报告等档案中肯定会有记载。”
“有没有卡米拉的面谈资料可以让我们看看？”
“面谈资料？”
“你有没有任何证据资料显示确实有人问过卡米拉她家出了什么事？”
莎兰德听到他们提起妹妹，身子不安地扭动起来，同时瞄了安妮卡一眼。
“我猜想社会福利部有存档……”
“你刚刚说卡米拉从未说过札拉千科对母亲施暴，甚至还加以否认。这是很明确的声明。你的信息是从哪来的？”
泰勒波利安静默了几秒钟。安妮卡看出来他发现自己犯了错，眼神也变得不一样了。他可以预料到她想引导他说出什么，但却避不开这个问题。
“我好像记得警方的笔录里提到过。”他终于说道。
“你好像记得……我自己可是想尽办法要找到关于札拉千科在伦达路严重灼伤那起意外事故的笔录，结果只找到现场警员写的简要报告。”
“有可能……”
“所以我很想知道辩方无法取得的警方报告，你又怎么能看到呢？”
“这我无法回答。”泰勒波利安说：“我是在一九九一年你的当事人企图谋杀她父亲之后，为她作精神状态鉴定的时候看到那份报告的。”
“埃克斯壮检察官看到过报告吗？”
埃克斯壮局促不安地捻着山羊胡。现在他知道自己低估了安妮卡，然而他没有理由说谎。
“是的，我看过了。”
“为什么辩方无法获得这些数据？”
“我不认为它和这次开庭有关。”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怎么能看到这份报告？我问警方时，他们只告诉我没有这样的报告存在。”
“报告是由秘密警察写的，是机密。”
“原来是国安局写了一份关于一名妇人遭受重伤害的报告，并决定将它列为机密。”
“那是因为犯案人……札拉千科。他是政治难民。”
“报告是谁写的？”
沉默。
“我没听到回答。标题页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是国安局移民组的古纳·毕约克写的。”
“谢谢。我的当事人说一九九一年有个古纳·毕约克和泰勒波利安医师一起假造她的精神鉴定报告，这是同一人吗？”
“应该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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