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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扭曲了我的话。”
“但你不知道她性交后是否真的拿了钱。”
“她从未因卖淫被捕。”
“她不太可能因此被捕，因为在我国卖淫并不犯法。”
“呃，是的。以她的情形来说，这和精神官能症的强迫行为有关。”
“你就根据这些未经证实的假设，一口咬定莎兰德有精神病？我十六岁的时候从我父亲那里偷了一瓶伏特加，喝掉半瓶以后醉得糊里糊涂。你觉得我这样也有精神病？”
“不，当然不是。”
“请恕我冒昧，你自己十七岁时不也曾在一个派对上喝得烂醉，还和一大伙人到乌普萨拉市中心到处砸窗子？你被警察逮捕后，一直拘留到你清醒付了罚款才被释放。”
泰勒波利安惊呆了。
“有没有这回事，泰勒波利安医师？”
“有。十七岁的时候往往会做很多蠢事，不过……”
“不过那并没有让你——或其他任何人——认为你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对吧？”
泰勒波利安感到愤怒。那个可恶的律师不断扭曲他的话，还专挑小细节，就是不肯看事情的全貌。还有他自己那幼稚的越轨行为……她又是怎么打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清清喉咙，提高说话的声音。
“社会福利部的报告写得非常清楚，确定莎兰德的生活形态绕着酒精、毒品与乱交打转。社会福利部还说她是妓女。”
“不，社会福利部从来没有说过她是妓女。”
“她被逮捕过，在……”
“不，她没有被捕。”安妮卡说：“她十七岁时和一个年纪大她许多的男人在丹托伦登遭到警察盘问。同一年她因为酒醉被捕，也是和一个年纪大了许多的男人在一起。社会福利部担心她可能从事卖淫，但始终没有提出证据。”
“她和很多人都很随便就发生性关系，不论男女。”
“在你的那份报告中，很详尽地描述了我的当事人的性习惯。你说她和她的朋友米莉安的关系证实了性精神变态的疑虑。为什么她们的关系会证实这种事？”
泰勒波利安没有回答。
“我真诚地希望你不是想说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安妮卡说：“那甚至可能是违法的声明。”
“不是，当然不是。我指的是她们关系中性虐的部分。”
“你觉得她是性虐狂？”
“我……”
“我们这里有米莉安的供词。上面说她们的关系当中并无暴力。”
“他们从事SM性爱，而且……”
“我开始觉得你看了太多晚报。莎兰德和友人米莉安偶尔会玩一些性爱游戏，米莉安会将我的当事人绑起来，给予她性方面的满足。这既不是特别不寻常也没有违法。你就因为这样想把我的当事人关起来？”
泰勒波利安不屑地挥挥手。
“我十六岁还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多次喝醉酒，也尝试过毒品，我抽过大麻，大约二十年前甚至还试过可卡因。十五岁的时候和学校同学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二十岁和一个男孩发生关系，他把我的双手绑在床架上。二十二岁时和一个四十七岁的男人交往了几个月。依你看，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安妮卡女士，你在开玩笑，但你的性经验与本案无关。”
“为什么无关？当我看你那份所谓的莎兰德精神鉴定报告时，如果不看上下文，我发现每一点都和我自己的经验吻合。为什么我很健康而莎兰德就被视为危险的性虐狂呢？”
“这些不是重要的细节。你并没有两度试图杀害自己的父亲……”
“泰勒波利安医师，事实上莎兰德想和谁上床都不关你的事，她的伴侣的性别或是他们如何做爱也不关你的事。但是你却硬扯出她生活中的细节作为依据，说她有毛病。”
“莎兰德的一生——从中学开始——就是一连串的暴力记录，经常无缘无故对老师与其他学生发怒施暴。”
“等一等。”安妮卡的声音顿时有如刮冰刀刮过车窗。“大家看看我的当事人。”
所有人都转头看莎兰德。
“我的当事人在可怕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在几年的时间里，她父亲持续地虐待她母亲。”
“那是……”
“请让我说完。莎兰德的母亲怕死了札拉千科，她不敢反抗，不敢去看医生，不敢去找妇女庇护中心。她受尽凌虐，最后被打到脑部损伤无法复原。不得不负起责任的人，唯一一个早在进入青春期之前便试着扛起家庭责任的人，就是莎兰德。她只能独力肩负起这个重担，因为对国家与社会福利部来说，那个间谍札拉千科比莉丝的母亲更重要。”
“我不能……”
“很抱歉，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摒弃了莉丝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莉丝在学校制造问题，你们觉得惊讶吗？看看她。她又瘦又小，总是班上个头最小的一个。她内向、性情古怪、没有朋友。你们知道小孩通常怎么对待与众不同的同学吗？”
泰勒波利安叹了口气。
安妮卡继续说道：“我可以回顾莉丝在学校的记录，一一检视她出现暴力行为的情况。每次总是因为先受到某种挑衅。我可以轻易辨识出欺凌的迹象。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我很钦佩莎兰德。她比我强。如果我十三岁时被绑在床上一年，恐怕整个人早就崩溃了。但她以自己所拥有的唯一武器反击，那就是鄙视你。”
她早已不紧张了。她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
“你今天早上的证词里不断提到幻想。例如，你说莎兰德供称自己被毕尔曼律师强暴是幻想。”
“没错。”
“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
“根据我的经验，她经常幻想。”
“根据你的经验，她经常幻想？你怎么认定她是在幻想？当她说自己被绑在床上三百八十个日夜时，你觉得那是她的幻想，然而你自己的记录告诉我们事实的确如此。”
“这完全是两回事。根本没有丝毫证据证明毕尔曼强暴莎兰德。我的意思是，用针刺穿乳头等如此过火的粗暴行为，她理应会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吧？所以显然并未发生这种事。”
安妮卡转向艾弗森法官。“我事先要求今天要准备投影机……”
“已经准备好了。”法官说。
“请拉上窗帘好吗？”
安妮卡打开她的强力笔记本电脑，连上投影机，随后转向当事人。
“莉丝，我们要看影片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都亲身经历过了。”莎兰德冷冷地说。
“你同意我在这里播放吗？”
莎兰德点点头，目光直盯着泰勒波利安。
“你能告诉我们影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吗？”
“二〇〇三年三月七号。”
“是谁拍的？”
“是我。我用了隐藏式摄影机，米尔顿安保的标准配备。”
“等等。”埃克斯壮检察官大喊：“这愈来愈像耍猴戏了。”
“你要让我们看什么？”艾弗森法官用带点尖锐的语气问道。
“泰勒波利安医师声称莎兰德所供述遭毕尔曼律师强暴一事是幻想，我要让各位看看反面的证据。影片共九十分钟长，但我只会放几个短的片段。我先警告大家这里面有一些令人非常不舒服的画面。”
“你在耍什么把戏吗？”埃克斯壮说。
“只有一个办法能知道。”安妮卡随即开始播放笔记本电脑内的DVD。
“你连时间也不会看吗？”毕尔曼一开门便粗鲁地说。接着摄影机进入他的公寓。
九分钟过后，艾弗森法官敲下木槌。画面上毕尔曼律师正粗暴地将假阳具插入莎兰德的肛门。安妮卡将音量转大，莎兰德的尖叫声传遍法庭，但因嘴巴被绝缘胶带缠住而削弱了些。
“不要再播了。”艾弗森法官以洪亮而威严的声音说道。
安妮卡按下停止键，天花板的灯再次亮起。艾弗森法官满脸通红，埃克斯壮检察官呆坐着仿佛化为石头，泰勒波利安的脸色则惨白如死尸。
“安妮卡女士……你说影片有多长？”
“九十分钟。强暴的过程分阶段持续了将近五六个小时，但我的当事人只隐约还记得最后一两个小时所遭受的暴力。”安妮卡转向泰勒波利安。“其中有一幕是毕尔曼拿针穿过我的当事人的乳头，也就是泰勒波利安医师坚称是莎兰德荒唐想象的说辞。发生的时间是在第七十二分钟，我现在可以马上播放这一段。”
“谢谢，不用了。”法官说：“莎兰德小姐……”
他瞬间失去头绪，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
“莎兰德小姐，你为什么录下这影片？”
“毕尔曼已经强暴过我一次，却还不满足。第一次那个老变态要我替他吹喇叭，我以为这次又是一样。我想我可以留下清楚的证据然后威胁他，让他离我远一点。我估计错了。”
“既然你有这么……有力的证据，为什么不去报警呢？”
“我不和警察说话。”莎兰德口气平平地说。
潘格兰从轮椅上站起来，身子撑靠在桌边，声音非常清楚。
“我的当事人基本上不和警察或任何权威人士说话，更不用说是精神科医生。原因很简单，从她还小的时候就曾经一次又一次试着向警察和社工人员解释札拉千科对她母亲施暴，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她被处罚，因为政府的公务员认为札拉千科比她更重要。”
他清清喉咙又继续说。
“当她终于认定没有人会听她说话，她能保护母亲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结果这个自称医生的混账东西”——他指着泰勒波利安——“写了一份假造的精神诊断书说莎兰德精神异常，让他有机会把她关在圣史蒂芬长达三百八十一天。真是混账！”
潘格兰坐了下来。艾弗森法官见他情绪如此激动颇感诧异。他转向莎兰德。
“你想不想休息一下……”
“为什么？”莎兰德问。
“好吧，那我们继续。安妮卡女士，这段录像要接受检验，我会请专家鉴定其真伪。但目前我无法容忍再看到更多类似的骇人画面。继续诘问吧。”
“乐意之至。我也觉得这些画面骇人。”安妮卡说：“我的当事人多次遭受这种不合法的身心暴力，最该怪罪的人就是泰勒波利安医师。他违反了医生的宣誓，背叛自己的病人。他伙同国安局内部某个体制外团体的成员毕约克，拼凑出一份精神鉴定报告，目的是为了将碍事的证人关起来。我相信本案肯定是瑞典司法史上独一无二的案件。”
“这些指控太过分了。”泰勒波利安说：“我已经尽力想帮助莎兰德。她试图杀害自己的父亲，很明显就是有不对劲的地方……”
安妮卡打断他的话。
“我现在想请法庭看看泰勒波利安对我的当事人作的第二份精神鉴定报告，该报告也是今天的呈堂证据之一。我主张那份报告说谎，就和一九九一年那份一样。”
“这实在是……”泰勒波利安急促地说。
“艾弗森法官，能不能请证人不要一直打断我？”
“泰勒波利安先生……”
“我会保持安静。但这些指控太过分了，也难怪我生气……”
“泰勒波利安先生，在律师问你问题之前请保持安静。继续吧，安妮卡女士。”
“这是泰勒波利安医师呈给法庭的精神鉴定报告。他宣称是根据对我的当事人的‘观察’所作的，理应发生在她六月五日移送克鲁努贝里看守所以后，检查结果应该是在七月五日提出。”
“据我的了解是这样没错。”艾弗森法官说。
“泰勒波利安医师，六月六日以前你是不是应该没有机会检查或观察我的当事人？我们都知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