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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亨利正忙着应付几名亲戚？”
“房间里除了亨利还有四个人：他哥哥葛雷格、一个堂姐的儿子名叫马纽斯·休格兰，以及哈洛德的两个孩子毕耶和西西莉亚。不过这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假设海莉察觉有人侵占公司公款——当然，这纯粹是假设，她可能已经获知好几个月，甚至曾经和当事人谈论过。她也许想勒索这名男子，也可能为他感到难过，为检举他感到不安。她可能突然之间作出决定，并告知凶手，于是凶手绝望之余便杀了她。”
“你认为是个男的？”
“书上说杀人犯多半是男性。不过范耶尔家族中有几个女人是地道的祸首，这倒也是真的。”
“我见过伊莎贝拉了。”
“她就是其中之一，但还有其他人。西西莉亚有时也非常刻薄。你见过莎拉·休格兰了吗？”
布隆维斯特摇摇头。
“她是亨利的堂姐苏菲亚·范耶尔的女儿，而且真是个不讨喜、不体谅人的女士。不过她当时住在马尔默，就我所探查到的事实，她并无杀人动机。”
“这么说她不在名单之列。”
“问题是无论我们如何牵强附会、如何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动机、这才是重点。”
“你在这个案子上费了很大工夫。你记不记得有哪条线索是没有追踪到底的？”
莫瑞尔咯咯一笑。“没有。我花费无数时间调查此案，就我记忆所及，没有一条线索不是追到底却仍徒劳无功的。即使在我升官调离赫德史塔之后也一样。”
“调离？”
“是的，我并不是赫德史塔人。我是在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八年间在那里任职，后来升为警司便调到耶夫勒警局直到退休，但即使到了耶夫勒，我还是继续追查。”
“我想亨利应该从未放弃过。”
“确实如此，但那不是主要原因，关于海莉这个谜，至今依然令我着迷。我是说……是这样的：每名警员都会有自己未解的谜团。我还记得我在赫德史塔的时候，年纪较大的同事们常在饭厅里谈论蕾贝卡的案子。尤其有个名叫托腾森的警察——他已经去世多年——更是年复一年不断回头追查那个案件。只要他有空或放假，只要当地的地痞流氓稍有一刻平静，他就会拿出资料研究。”
“也是关于失踪女孩的案子吗？”
莫瑞尔有点惊讶。接着他发现布隆维斯特只是想在两者间寻找关联，这才露出微笑。
“不是，我不是因为这样才提起的。我想说的是警察的灵魂。蕾贝卡案发生时，海莉都还没出生呢，案子也早已过了追诉期。约莫在四十年代，有个女孩在赫德史塔遭到攻击、强暴后被杀害。这并不是特别不寻常。每个警员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总会碰到类似的刑案，但我说的是那些你挥之不去、调查时又感到焦躁不安的案子。这女孩死得很惨。凶手将她捆绑后，把她的头压进壁炉里还在冒烟的灰烬中。我们无法确知那可怜的女孩过了多久才死去，她又忍受了多大的痛楚。”
“太可怕了！”
“是呀。简直有虐待狂。她被发现后，托腾森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警探。尽管从斯德哥尔摩请来多位专家，命案始终没有侦破，而他也一直放不下这个案子。”
“我可以理解。”
“海莉就是我的蕾贝卡，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甚至无法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但我始终无法放手。”他停下来想了一下。“刑警也许是世上最孤独的行业。被害人的朋友会难过、绝望，但迟早——几星期或几个月过后－——会回到原来的生活。最亲近的家人花的时间会长一点，但大多数人多少都能从悲伤与绝望中复原。可是未破的凶杀案却会不断折磨人，到最后只剩一个入夜以继日地想着受害者：那就是负责调查的警员。”
范耶尔家还有另外三人住在海泽比岛上。亚历山大住在一栋翻新的木屋里，他是葛雷格的儿子，生于一九四六年。范耶尔告诉布隆维斯特，亚历山大目前在西印度群岛尽情享受自己最喜爱的休闲活动：玩游艇、消磨时间，完全无所事事。当年亚历山大二十岁，那一天他也在。
亚历山大与母亲叶妲同住，她现年八十岁，是葛雷格的遗孀。布隆维斯特从未见过她，她多半都躺在病榻上。
第三名家人是哈洛德。第一个月期间，布隆维斯特连一眼也没看见过他。哈洛德的住家离布隆维斯特的木屋最近，所有窗户都挂着黑色窗帘，显得阴沉不祥。布隆维斯特有时经过屋前，仿佛看到窗帘略有波动。有一回他深夜正要上床时，发现楼上某个房间发出微光。窗帘中间有个缝隙。于是他就在黑暗中站在自家厨房窗口，对着那灯火看了二十多分钟，直到受够了才抖着身子上床。到了早上，窗帘又恢复原样。
哈洛德好像一尊隐形却又无所不在的幽灵，以不现身的方式影响着全村的生活。在布隆维斯特的想象中，哈洛德愈来愈像《魔戒》中那个邪恶的咕噜，躲在窗帘后面窥伺四周，并在自己构筑的洞穴中从事不为人知的勾当。
每天都会有一名家庭护理人员（通常是年长妇人）从桥的另一头来探视哈洛德。她会带着几袋食品杂货，跋涉过厚厚的积雪来到他门前。当布隆维斯特问起哈洛德，尼尔森只是摇摇头。他说自己曾主动想帮他铲雪，哈洛德却不想让任何人踏入他的宅院。只有一次，那是哈洛德回到海泽比岛的第一年冬天，尼尔森开着拖拉机清除所有车道的积雪时，也顺便进去清院子的雪。不料哈洛德以惊人的速度冲出屋外，不断地吼叫、比手画脚，直到尼尔森离去方休。
可惜的是尼尔森无法清除布隆维斯特院子里的雪，因为大门太窄，拖拉机进不去，只能以人工的方式铲雪了。
元月中旬，布隆维斯特请律师查一查他何时得去服那三个月的刑期：他很想尽快了结此事：没想到入狱比他想象的还容易。经过短短几星期的讨论，法院下令布隆维斯特在三月十七日，到厄斯特松德外围、安全管理松散的鲁洛克监狱报到。律师安慰他说刑期很可能会缩短。
“那好。”布隆维斯特回答的语气并无太多兴奋。
他坐在厨房餐桌旁抚摸着猫，这只猫现在每隔几天就会到布隆维斯特家过夜。他从尼尔森夫妻那儿得知猫的名字叫乔文，没有特定的饲主，只是在各家之间转来转去。
布隆维斯特几乎每天下午会和他的雇主碰面，偶尔简单聊几句，偶尔则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
对话内容经常是布隆维斯特提出一个理论，然后范耶尔加以否决。布隆维斯特尽量想和自己的任务保持一定距离，但有时候却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沉迷一于女孩失踪的谜团中，
布隆维斯特向爱材卡保证自己也会想出向温纳斯壮宣战的对策，可是来赫德史塔都一个月了，他还没打开过将他送上法院被告席的档案。相反地，他会刻意将事情搁置一旁，因为每当一想到温纳斯壮和自己的处境，他便会陷入沮丧与倦怠。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和那个老人一样，就要疯了。他的专业声誉己毁，而复原的方式就是躲到穷乡僻壤的小镇上追逐鬼魅：
范耶尔看得出来布隆维斯特有些时候有点失衡。到了一月底，老人作出一个连他自己也感到诧异的决定他拿起电话，拨到斯德哥尔摩。对话持续了二十分钟，主要都在谈论布隆维斯特。
爱莉卡几乎花了一整个月才平息愤怒。一月底某天晚上九点半，她打了电话给他。
“你真的打算待在那里吗？”她劈头就问。这通电话来得太突然，布隆维斯特一下子竟答不出话来。接着他露出微笑，把身上的毯子裹得更紧。
“嗨，小莉。你应该也来试试。”
“为什么？住在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有什么好？”
“我刚刚用冰水刷牙，补牙的地方好痛。”
“那也只能怪你自己。不过斯德哥尔摩这里也冷得要命。”
“说说最糟的事吧。”
“我们的固定广告商丢了三分之二，没有人想挺身直言，不过……”
“我知道。把跳槽者的名单列出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好好写篇报道。”
“麦可……我算过了，如果再不找新的广告商，秋天以前就得关门大吉。就这么简单。”
“事情会有转机的。”
电话那头传来她无力的笑声。
“你躲在拉普兰地狱里头，没有资格说这话。”
“爱莉卡，我……”
“我知道，又是该做的事就得做那套鬼话，你什么都不用说。没回你的简讯是我不好，对不起。我们重新来过好吗？我能不能去那里找你？”
“随时欢迎，”
“我需要带步枪和射狼的子弹吗？”
“不需要。到时候再雇几个拉普兰人、猎犬队，备好所有装备。你什么时候来？”
“星期五晚上，好吗？”
除了铲过雪的门前小径之外，整个院子覆盖着大约三尺厚的雪。布隆维斯特以批判的眼神盯着铲子好一会儿之后，走过去问尼尔森能不能把爱莉卡的宝马车停在他家。没有问题，他们大大的车库里还有位子，甚至有引擎加热器。
爱莉卡开了一下午车，六点左右抵达。他们小心地互望数秒，然后才彼此拥抱许久。
天黑后除了有灯光照明的教堂外，没什么可看，而昆萨姆超市和苏珊桥头咖啡馆也都正要关门，因此他们赶回家去。布隆维斯特煮晚餐时，爱莉卡在屋里转转瞧瞧，一会儿对五十年代留存至今的体育期刊《记录》发表评论，一会儿又翻阅他工作室里的档案看得入迷。
晚餐吃的是白酱羔羊薄片加马铃薯，配红酒。布隆维斯特试图继续他们稍早的话题，但爱莉卡无心谈论《千禧年》。结果两个小时下来，他们谈的全是布隆维斯特在这里做些什么、和范耶尔处得如何。稍晚，他们去看了床够不够他们俩一块睡。
莎兰德与毕尔曼律师的第三次会面时间重新安排，最后敲定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前两次出面招呼她的是一个散发晓香味的中年女秘书，今天她不在。毕尔曼身上略带酒味。他挥挥手，示意莎兰德坐到访客椅上，然后心不在焉地翻阅桌上文件，过了好一会儿才似乎惊觉她的存在。
接下来又是一场审问。这回他询问关于莎兰德的性生活——一个她根本不想和任何人讨论的问题。
会谈过后她知道自己处理得不好。起初她拒绝回答问题，律师解读成她是害羞、迟钝，或有所隐瞒，因此逼迫她回答。莎兰德知道他不会放弃，于是开始给他一些简短、不带任何色彩，而且应该符合她的心理学特征描述的答案。她提到“马纽斯”——据她描述，是个与她同年、书呆子似的计算机工程师，对她很绅士，会带她去看电影，有时会上她的床。“马纽斯”并不存在，是她边说边杜撰出来的，但毕尔曼却以此为借口一点一滴勾勒出她的性生活模式。你多久发生性关系？偶尔。谁主动，是你还是他？我。会用保险套吗？当然会——她听说过艾滋病。你最喜欢什么体位？嗯，通常是仰躺。你喜欢口交吗？呢，等一下……你曾经肛交过吗？
“没有，屁股被插进去的感觉不太好——不过这干你屁事？”
这是她唯一一次发火。她眼睛始终盯着地板，以免泄漏她的怒气。当她再次抬头时，他隔着桌子对她咧开嘴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她直觉得恶心。潘格兰再怎么样也不可能问这种问题。但话说回来，只要她想找人谈谈，他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