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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段对话都是在爱莉卡代表一方，亨利与马丁代表另一方的情形下进行讨论。没有人问过布隆维斯特的意见。
当天深夜，布隆维斯特将头枕在爱莉卡胸前，直视她的双眼。
“这项协议，你和亨利讨论多久了？”
“大约一个星期。”她笑着说。
“克里斯特也同意？”
“当然。”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我到底为什么要和你商量？你辞掉发行人的职位，丢下编辑同仁和董事，然后跑来住在森林里。”
“所以就活该被当成白痴对待。”
“没错，”她说：“你就是活该。”
“你真的生我的气了。”
“麦可，你离开以后，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孤单无助、遭受背叛。我从来没有这么气你过。”她用力抓起他的头发，将他往床上推去。
星期天爱莉卡离开海泽比时，布隆维斯特还在生范耶尔的气，因此尽量不想遇见他或他家其他成员。于是星期一，他搭了巴士到赫德史塔，在城里晃了一下午，逛图书馆，进一家糕饼店喝咖啡。晚上他上电影院看先前一直没时间看的《魔戒》。他觉得半兽人很天真、很单纯，与人类不同。
这趟出游的终点站是赫德史塔的麦当劳，然后他赶搭最后一班巴士回海泽比。他煮了咖啡，拿出一本讲义夹，坐到餐桌旁，一直看到凌晨四点。
布隆维斯特看的数据文件愈多，许多关于调查的问题便愈显得奇怪。这些问题并不是他自己的革命性发现，而是长期以来——尤其是闲暇时间——一直萦绕在警探莫瑞尔心中的问题。
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当中，海莉变了。这种改变或许可以解释成每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多少都会经历的转变。海莉渐渐长大。然而，同学、老师与几位亲人却都作证说她变得内向、沉默寡言。
两年前，这个原本活泼的少女开始和周遭每个人保持距离。在学校里，她还是会和朋友在一起，只不过——根据某位友人形容——表现得有点“不带感情”。这句话让莫瑞尔感到不寻常而记录下来，并进而问了更多问题。他得到的解释是海莉不再谈论她自己、不再闲聊八卦，也不再向朋友倾吐心事。
海莉是个如一般孩子所定义的基督徒——上主日学、晚祷、参加坚信礼。最后一年期间，她似乎变得更虔诚，除了读《圣经》还定期上教会。可是她并未去找海泽比岛上的牧师、也是范耶尔家族的友人法尔克，反而在春天里，转向赫德史塔一间五旬节教会求助。但她对五旬节教会的热衷并未持续太久，短短两个月后，她便离开教会，开始读起关于天主教信仰的书籍。
是青少年对宗教的迷恋吗？也许吧，但范耶尔家族中从未有人有明显的宗教信仰，因此难以判定她是受到何种刺激。她信仰上帝的原因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她父亲在前一年溺毙。莫瑞尔最后下的结论是：海莉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令她困扰或影响她的事。他和范耶尔一样，投注大量的时间与海莉的朋友谈话，试图找出她可能透露秘密的对象。
其中有一丝希望寄托在哈洛德的女儿阿妮塔身上。她比海莉年长两岁，一九六六年在海泽比岛上过暑假，大家都觉得她们俩很要好。可是阿妮塔并无可靠的信息可提供。那年夏天，她们一块进进出出，一块游泳、散步，一块讨论电影、流行乐团与书籍。有时候阿妮塔去学开车，海莉也会跟着去。有一回，她们从家里偷了一瓶酒，尽情地喝了个醉。她们俩也曾在岛上最顶端戈弗里的小屋内待了几个星期。
关于海莉内心的想法与感受始终无法获悉。但布隆维斯特却留意到报告中有一矛盾之处：关于她心境变得孤僻的讯息主要来自她的同学与部分家人，至于阿妮塔则根本不觉得她内向，他特别记下来，以便找时间与范耶尔讨论。
另外有一个问题比较具体，莫瑞尔投注的精力也多出许多，那就是海莉的记事本中有一页内容颇令人吃惊，这本册子装订得很美，是她失踪前一年收到的圣诞礼物。海莉在前半部逐日记下约会、学校考试、家庭作业等等事件、此外还有大半篇幅可供写日记，但海莉写得很零散。一开始她倒是有心，一月里写了许多短文记录自己在圣诞假期间遇到的人和看过的几部电影。后来便未再写私人的事情，直到学期末她似乎——这端赖于如何解释日记内容——开始暗恋某个始终未提及姓名的男孩。
真正令人不解的是记录电话那几页。她依照字母顺序，整齐清楚地列出亲戚、同学、部分老师、几名五旬节教会成员与其他明显属于她交友圈的人的姓名与电话。但就在电话簿最后一页——那是空白页，没有特定的字母顺序——有五个名字和电话，三个女性名字和两个缩写：
玛格达——一三二○一六
莎拉——三二一○九
R。J。——三○一一二
R。I．——三二○二七
玛丽——三二○一八
“三二”开头是六十年代赫德史塔的电话号码，“三○”开头则是离赫德史塔不远的诺宾的号码。问题是当莫瑞尔与海莉的各个友人联系时，竟无人知道这些人是谁。
第一个号码主人是“玛格达”，起初似乎有点希望。他们追踪到位于公园路十二号一家缝纫用品店，号码登记在玛戈特·隆德马克名下，她母亲的名字正是玛格达，偶尔会到店里帮忙。但玛格达已经六十九岁，并不知道海莉是谁，也没有迹象显示海莉曾来过店里或买过店里的东西。她对裁缝不感兴趣。
第二个“莎拉”的号码属于一个托瑞生家庭。这家人住在铁道另一边的威茨坦，成员包括安德斯、莫妮卡和两个还未上学的小孩约纳斯和彼得。这个家中并无叫莎拉的人，他们也不认识海莉，只是看过媒体报道她失踪的事。海莉与托瑞生家之间唯一薄弱的联系就是安德斯是屋顶工人，几星期前曾到海莉的学校铺设屋瓦。因此理论上他们也许碰过面，但认真想起来实在不太可能。
追查另外三个号码也同样没有结果。注明“R。L”的号码三二○二七确实属于一个名叫罗斯玛丽·拉森——缩写RL——的人，不幸的是她早在几年前去世了。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冬天，莫瑞尔警探花费极大精力，试图找出海莉写下这些名字与号码的原因。
有一个可能性是她用个人的暗号写下电话号码，所以莫瑞尔试着去忖度一个少女的心思。由于“三二”系列的号码明显代表赫德史塔，他便开始重组剩下的三个号码。但无论用“三二六○一”或“三二一六○”都找不到玛格达。继续玩着数字游戏的莫瑞尔发现，只要对数字玩够多花样，迟早会找出某些和海莉的关联。例如，他将“三二○一六”的后三个数字各加上一，得到“三二一二七”——这是弗洛德在赫德史塔的办公室电话。然而这样的关联毫无意义，何况他一直没有想出一个能同时适用五个号码的密码。
莫瑞尔开始扩大调查。例如，这些数字可不可能是车牌号码？在六十年代，车牌号码包括两个代表所属郡的字母代码，外加五个数字。结果还是一条死胡同。
接下来警探将注意力转到名字上头。他取得了赫德史塔所有名叫玛丽、玛格达、莎拉以及名字缩写为RL与R J。的人的名单，共有三百零七人，其中二十九人确实和海莉有所关联。例如，她班上有个男孩叫罗兰·雅各布森，缩写R J。。他们两人不熟，自从海莉上预备学校后便未曾联络。而且与电话号码并无关联。
记事本中的电话号码之谜至今未解。
她第四次与毕尔曼律师见面并未事先约定，而是不得不与他联系。
二月第二个星期，莎兰德的手提电脑在一次意外中弄坏了，意外发生得毫没来由，让她气得直想杀人。当时她骑摩托车到米尔顿开会，把车停在停车场的一根柱子后面。当她将背包放在地上，给车子上锁时，一辆深红色的萨博开始倒车出来。她背对着那辆车，但听到背包里喀喇一声。那名驾驶丝毫没有察觉，不知情地开上车道出口。
背包里装的是她那台二○○二年一月制造，拥有二十五G硬盘和四二○兆内存，并配备十四寸屏幕的白色苹果600笔记本电脑。她买的时候，这是苹果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莎兰德的电脑总会升级到最新、甚至最昂贵的配备——电脑设备是她消费清单中唯一一项大宗。
打开背包时，可以看到电脑盖板裂了。她接上电源转换器，试图启动电脑，却连一点死前的嘎嘎声也没有。她把电脑送到布兰契尔卡路上的提米麦耶稣计算机维修店，希望至少救回硬盘里的一点东西。把弄了一会之后，提米摇摇头。
“对不起，没救了。”他说：“准备办一场风光的葬礼吧。”
失去电脑很令她沮丧，但损失并不重大。莎兰德拥有它的这一年来，与它维持极良好的关系。所有文件她都有备份，家里也还有一台比较老旧的苹果台式电脑，和一台五年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可以使用。但她需要一台快速、现代化的机器。
她的目标当然是挑最好的机型：新款苹果PowerBook G4／1。0GHz，铝壳，配备具有单指令多数据极速引擎的PowerPC 7451处理器、九六○兆内存和六十G的硬盘。此外还有蓝牙装置和内置的CD与DVD）刻录机。
最棒的是它有笔记本电脑里首度出现的十八寸屏幕，除了NVIDIA绘图处理器之外，分辨率更高达1440x900像素，震撼了个人电脑拥护者，也让市场上其他所有商品望尘莫及。
就硬件而言，这可说是手提电脑中的劳斯莱斯，不过真正吸引莎兰德非买它不可的原因，却单纯只是因为键盘有背光，即使在漆黑之中仍可看到字母。就这么简单。以前怎么从来没有人想到？
她对它一见钟情。
价格三万八千克朗，含税。
这才是问题所在。
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向麦耶稣下了订单。她的电脑商品都在那儿买的，所以店家给了她合理的折扣。她计算了一下。损坏的电脑保险费可以支付一大半金额，但新电脑的价格较高，还要一笔保费，因此仍短缺一万八千克朗。她在家里一个咖啡罐里藏了一万克朗，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心里暗骂毕尔曼，她还是咬牙打电话给监护人，想向他解释说她需要钱应付一笔意外支出。毕尔曼的秘书说他当天没有时间见她，莎兰德则回说只要花他二十秒开一张一万克朗的支票。最后秘书要她当天晚上七点半到他的办公室来。
布隆维斯特或许没有调查刑案的经验，但他觉得莫瑞尔警探的调查作业非常慎重。看完警方的报告后，该看范耶尔自己做的笔记了，其中仍不断出现莫瑞尔的名字。他们后来成了朋友，布隆维斯特不禁好奇莫瑞尔是否也和那位企业龙头一样沉迷。
依他看来，莫瑞尔不太可能遗漏什么。警方的报告中不会发现解谜之钥。所有想象得到的问题都问过了，所有线索——其中有些甚至荒谬而牵强——也都追查了。他没有仔细看过报告中的每字每句，但愈深入了解，后续的线索与情报便似乎愈模糊不清。在他之前那位专业的调查人员与其经验丰富的团队即使漏失了什么，他也不可能发现，如今面对问题的他又该采取什么方法？最后他想到唯一合理可行的路，就是试着找出相关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