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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仁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因此，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在骨子里，民众也不认为这种人应该得到周到的帮助，人们更多是出于制度的完善才去做那些“善行”的。
姜疙瘩：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
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农村饭，两点半”，这已经算是早的了。饭刚端上桌子，一个干瘦的老头就从外面走了进来，手和脚都黑漆漆的，沾满了煤屑，一进门，便高腔阔调地喊道：“咋，不到中午，可都吃饭了！”哥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没有过多话语。父亲也一反常态，不甚热情。
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姜疙瘩吗？几年不见，显老得厉害，腰已经驼了，眼睛也混浊不堪，头后面的疙瘩更突出了。哥哥让了座，但没有让他吃饭。姜疙瘩干坐了一会儿，一边说着一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一边拿眼睛巡视着四周，他好像已经不认识我。停了一下，姜疙瘩突然对哥哥说：“志子，昨晚喝酒不是剩个瓶底吗，拿来叫爷喝了。”哥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从桌子底下摸出一瓶酒，果真有个瓶底。哥推让说太少了，姜疙瘩认真地说：“可不能拆整瓶，我要一点儿就行了。”大约有一两多酒的样子，姜疙瘩一饮而尽，抹了抹嘴，咂巴了几下，问哥几点了，哥说两点了，姜疙瘩一惊一乍地：“哎呀，日他妈，可真晚了，你九奶奶肯定等急了。”蹬上他那辆破烂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责怪哥哥对姜疙瘩不够热情。父亲和哥哥都笑起来，说对姜疙瘩可不敢热情，对他这么冷淡，他还几乎天天来，天天都是如此要酒喝。如果你哪天热情得过了头了，他保准会中午来，晚上来，有时甚至半晌正干活，他都会跑来要酒喝。来了不要多，就要喝剩下的瓶底，所以，家里每天都给他备有瓶底酒。这段时间没来，也是因为我们的九奶奶在跟他闹气，要回娘家，他在家守着九奶奶呢。
其实，“姜疙瘩”并不姓姜，而是姓梁，他是我们的本家，没有出五服，已经六十多岁了。按照辈分，我还应该叫他九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问父亲和村里的几个老人，大家也都想不起来。至于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怪名字，大家倒是都禁不住笑起来，因为从侧面看，他的后脑勺极端的不规则，凹凸不平，的确很像老姜的形状，即使从正面看，也能看到他后面突起的“山峰”。
记忆中的姜疙瘩也是这么瘦，只是腰不驼，神情也没这么疲倦，嘴里整天哼着小调曲什么的，偶尔，还扯着嗓子唱几句信天游。从来没听说过他的父母，家里也只有一间东倒西歪的破土屋。他常年在外面流浪，但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村里。自己也不做饭，东家蹭一顿，西家蹭一顿，如果哪家改善生活，他总是及时出现在那里。他眼里有活，又有力气，因此，大家并不嫌他白吃。每逢我家蒸馍的时候，姜疙瘩就哼着小曲来了，他当仁不让地揽下揉面切面的活儿。他会两只手同时揉面，只见那手一绕一绕地，时而扬得老高，时而在案板上快速地移动，像玩魔术一样，很快，两个圆圆的馍便出来了。他揉出来的馍总是特别香，馍一揭锅，那突然蹿出的香甜味道，简直馋死人了。当然，中午，姜疙瘩肯定在我家吃饭，他一口气能吃三四个，心疼得我们直跳。那时候多穷啊，面粉都是量着吃的，他一顿饭就吃了我们全家三天的面粉口粮。
姜疙瘩回乡是当年村里的特大新闻，几年之后，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当时的情景。据说，那天下着小雨，村里的单身汉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公路旁，朝着过往的女人抛着媚眼，说些莫名其妙的黄色笑话，间或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通。如果有女人走过，他们就“嗷嗷”大叫。黄昏的时候，雨停了。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嘎”地一声停在了大家面前，先下来的是姜疙瘩。只见姜疙瘩穿着西服，还打着歪歪斜斜的领带，接着走下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准确地说，她是被姜疙瘩一手挽着、一手托着腰下来的，“这是我老婆。”姜疙瘩得意地向昔日的同类们介绍。不用说，当时那帮傻瓜们目瞪口呆。这女人长得很清秀，光洁的脸，梳着长长的辫子，只是个头稍有些小，屁股硕大，腿短而粗，但是一看便知是个老实过日子的女人。姜疙瘩咋咋呼呼地叫大家帮忙从车上搬东西，那天中午，姜疙瘩在镇上大摆宴席，又是甩烟，又是敬酒，吆五喝六的。
后来听说这女人还是西安市的市民，大家都说姜疙瘩是骗人家过来的，他的年龄那么大，相貌又奇丑无比，怎么能让一个光鲜的女子乖乖地跟他回来呢？有一些好事之徒向村支书告状，一句话被顶了回来：“有本事你也领回来一个。”
姜疙瘩暂且安身在砖瓦场的破房子里。第二天，他带着自己的老婆，办结婚证，向大队要地，要粮食，又跑遍了自己的本家，要些家具、日常用品，开始扎根过日子了。过了两年，姜疙瘩的女人居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姜疙瘩简直要喜疯了。五十好几的老单身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得个儿子。这时的姜疙瘩，已经差不多把当初带回来的一点钱花光了。他老婆是个好女人，就是不会过日子，好吃懒做。儿子满月那天，姜疙瘩没有摆酒席，而是让老婆抱着儿子，自己提着面袋子，挨门挨户地报喜，“你又添一个爷了”或“你又有叔了”。他的儿子年龄虽小，辈分却极高。大家看他手里的面袋子便明白了，免不了给粮给钱，或把自家小孩穿过的衣服找出来，还给女人讲一些养孩子的常识。有了儿子，姜疙瘩的房子嫌小了，家里也更穷了，他开始找房子，四处找一些零活做。经老支书说合，村里有一户人家长期在外打工，同意让姜疙瘩借住他们家的房子，四间半新的房，姜疙瘩带着老婆孩子住了进去，算是有了家了。
几年前的春节，我回家给母亲上坟，刚一打开老屋，姜疙瘩便一晃一晃出现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便是他的老婆孩子。那男孩俨然又是一个“小姜疙瘩”，果然，姜疙瘩一本正经地给我介绍：“这是你九奶奶和你小叔。”那女人虽不漂亮，但是脸盘还挺清秀的，梳着长长的辫子，尤其是眉宇间的温顺和善良，让人顿生好感。姜疙瘩在屋里巡视了一圈儿，还倚老卖老地骂我几句，摸摸桌子椅子，让我看上面厚厚的灰尘，又把墙上挂着的锄头拿下来比画了一番。“看看，都生锈了，多可惜！”我看他恋恋的样子，便把这些都送给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让老婆扛着锄头，自己拎着桌子椅子，胳膊里夹着我送他的一些零碎东西走了，临走前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坐。看着一家人远去的背影，我禁不住想笑，又有些说不出的辛酸。
第二天我去了姜疙瘩家，姜疙瘩正在门口磨昨天拿走的那把锄头。大概没想到我真会去，看到我，他显得很意外，怔了片刻。醒悟过来后，非常高兴地大声招呼女人，让她给我搬座、倒茶，自己蹲在火炉边，卷着旱烟吸。这时的姜疙瘩非常安详沉稳，颇有一家之主的派头，和平常在外给人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我打量着他们的家，收拾得非常干净，从我家拿来的小桌子上摆着一个小电视，上面还搭着一块红丝绒布。女人坐在床边织毛衣，和平常人家一样，墙上挂着成串的辣椒、玉米、大蒜、农具，温馨，富足，踏实。
姜疙瘩在镇上的一家煤站打煤球，每打一吨给二十块。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上三十多块钱。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早晨五更便爬起来到镇上干活，中午又慌慌张张赶回家吃饭。他从来没在街上下过馆子，只不过添了爱喝酒的毛病，自己又买不起，只好在熟人家混喝。
一天，我在门口闲坐，远远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那不是姜疙瘩的老婆吗？我几步跑过去，喊了一声，果然是我们的九奶奶。她的长辫子已经剪了，车子后面还坐着一个小女孩，噢，又给姜疙瘩添了一个小闺女。小姑娘扎着蝴蝶结，穿着小裙子，头型非常匀称，没有了姜疙瘩的“疙瘩”，九奶奶还在座上支了一把花伞给她遮阳。九奶奶比以前话要多了，不停地叨唠着她的儿子如何不听话，不好好学习，计划生育还追着屁股要罚款，又埋怨姜疙瘩爱喝酒，我听着，心中竟有说不出的感动。
可是他又能撑多久呢？也许这并不是难题，故乡的人世世代代面对种种困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总会过去的。
我在夏天的那一感叹仿佛成了谶言。姜疙瘩年轻的老婆和别人好上了。那人年轻，四十多岁，也是农村的老单身汉，近些年在外面打工，手里有点钱。不知什么时候，俩人混在一起，在农村，像姜疙瘩夫妻这种老夫少妻，女性一般都是别的单身汉调戏和觊觎的对象。老婆一直要离婚，姜疙瘩不愿意，老婆就跟着那个人跑了。冬天的一个晚上，喝醉酒的姜疙瘩被车撞死了。就在往镇上走的那个街道拐角处，拐角太陡，几乎每隔几年就有村里人在那个拐角被车撞死。知道姜疙瘩死了，她老婆回来大哭了一场，料理了丧事。家族里的人告诉她，撞车的人赔偿了两万块钱，放在村支书那里，她想花的时候必须经过家族的同意。后来她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现在，有梁家人商量着把“小姜疙瘩”再要过来，毕竟，那是姜疙瘩的根。但是，要过来谁管？没有人愿意揽这破事儿。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清道哥：我这支书干了一辈子，可自己的家都没管好
清道哥的家，将近四分地，依公路而建。左边不远处是20世纪80年代村子里最大的企业——梁庄煤矿建设有限公司（简称煤建），最兴盛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从这里拉煤，每天运煤的大型卡车来来往往，还有普通农户拉着一串串架子车川流不息。我们小时候放学经常去那个大院子，高耸的黑色煤山，对于我们这群小孩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我们看着巨大的机器在那里吊煤、铲煤，看人们的白毛巾一把下去变成黑毛巾。我们在那里捉迷藏，在煤堆的周边乱蹭。围绕着煤建，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的商业小店：饭店、小干店、百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