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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就是好抱打不平，看不惯的事儿，就好管，人家叫我“事烦儿”。“吐故纳新”＇4＇的时候，重新选村干部，梁家几门之间斗得厉害。梁光望是咱一个门上的人，为保护他，我早上跑晚上跑，找乡里工作组，想着是家族的事，是一种义气。没有人感谢我，你妈说：“人家老欺负咱，快整死你了，你还跟人家一势，有没有脸？”你妈那次真生气。回你外婆家，我去叫了几次才回来。
1980年9月16日，你妈生病。因为浇地，兴中把咱们的地浇坏了，你妈和他们吵架，兴中把你妈推倒在地，手也弄伤了。你妈连气带摔，中风了。那年你妈虚岁四十岁。然后就是开始背着你妈到处治病。
父亲提到的很多名词，像“统购统销”、“二月黑风”等，我都不甚清楚，但是，父亲却很自然地提起，可见当时的政治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渗透，只不过，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批斗对象”参与当时的政治。想象着父亲为了躲避被抓捕，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烟地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四周一片寂静，炎热的太阳直照着他。那是怎样的心情？他如何度过那漫长而又饥饿干渴的酷暑？从整个村庄来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席卷了整个乡村，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心态及操作方式，却与标准的政治有着根本性的不一样，村庄内部的家庭恩怨、权力斗争、人情近疏都参与其中，它决定着批斗者的心态及被批斗者的命运。最终，对父亲的批判定性被一个老太太经验性的一句话给否定了，也恰恰显示了这场斗争内在逻辑的荒诞性。
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乡村老人，父亲经历了、也参与了中国的当代政治历史。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政治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家庭。他好斗和“爱管闲事”的性情使得母亲和我们整个一家人受到了伤害，父亲的批斗史也是我们一家的受难史。母亲的生病与早逝除了自身身体的原因，跟长年的担惊受怕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指责父亲伤害了母亲，他会非常愤怒地骂我们，认为我们太自私。近几年虽然有点“晚节不保”（父亲终于获得了村庄权力层的认同，颇有点得意地出入于新旧支书家里，享受着大家对他的礼遇），然而，一遇到什么不平事，如村里的财务问题，哪一家被欺负，不管是不是村里的、认识不认识的，他的“活力”马上回来，像年轻时代一样，替人家到处奔波。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在为别人打官司，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总是一堆人在商量事儿。我上初二时，为帮一家人打官司，那家姐弟在我家住了几乎两个月。那时候，家里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还瘫痪在床，父亲生意也不做了，和他们一起去跑，找法官，托人情，和村里几个要好的人在一块儿商量。最终，官司也没赢。提起这件事，父亲又骂起来，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是几十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父亲始终不承认，也不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什么不对。
如果撇开他是我“父亲”的身份来看父亲，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父亲这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人，那些乡村的“刺头”、“事烦儿”、“管闲事”的人，维护着乡村的道德与正义。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见识，对权力、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自觉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
老支书：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
梁清道，梁庄的前任支书，五十七岁，长着一张宽阔的、紫膛色的大脸，眼睛里总是闪着狡黠的光。一个自学成才、优秀的乡村厨师，一个运筹帷幄的乡村政治家，一个出口成章、能随口编顺口溜的乡村能人，一个无可奈何的公公，一个狂热的赌徒。
他给我讲起了梁庄这三十年的政治和权力运作。
农村政策变化可不一样，前进就在这十五年。原来有个顺口溜能说明情况：“队长对队长，走路咔咔响，会计对会计，穿着蓝咔叽。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现在年轻人，你看人家脑子有点差，出门就把钱抓。出门打工不中用拿个万儿八千，中用的挣个三万两万。我埋怨自己退得不早。前几年我退了，领导照顾，让我们家大娃儿也当个村干部，算擦擦我脸上灰。干这几十年，只差把世上酒喝完。日他妈呀，想想差般＇5＇之极。你说有没有退休工资？有，可有，说出来不怕你笑，你问问他们正干着的多少钱，两百块。我退休，一个月六十八块钱，再加上保险，一共一百一十六块。
经济大包干，乡村可完蛋。咱们这个行政村共两千多人，一人一年顶百十元，每年需向乡政府交二十八万元。特产税也要向老百姓要钱，种辣椒、烟叶都要交钱，村里的开支还是跟老百姓要，民办老师的工资、办公费、招待费都是从土地上提取。没有企业，一切来自于土地。一亩地来回报税，不然不够村集体的开支和上缴。刚开始是谁种地谁掏钱，后来即使不种地，你名下的地也得每亩交五十块。有许多家两口子出去打工，干脆不回来了。村干部去要，村民也有抵触，极端的情况就是发生冲突。那时候干群关系最紧张，真是一步步恶化。在村里能给群众说通了，知道这是政府的事，与干部无关；说不通，还有的要自己搭车收费。群众最恶心干部，说：“你们除了要钱，还能干啥？”特别是1997年以后公办老师工资也让基层发，乡里又摊派到村里，老师罢工，村民闹事，乡干部也是急得贷款，去借。政策再延长两年，出现啥情况还不好说。
现在是村村都有外债，多哩，都有几十万，主要欠在提留款和超生罚款上。提留款从来没收齐过，都是村里垫支。超生罚款按人口比例交钱，咱们村每年得交三四万，可是村民常年在外，根本不回来，这也得村里垫支。老百姓也会笑话人，称村干部的工作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听着咱这老脸也是挂不住。
这些主要依靠民间借贷，银行绝对不借。一分八、二分，高利贷，收提留了再还，导致村里债务越堆越多。有些信用社也想贷钱，知道这情况，不贷给集体，必须以个人名义贷。支书只好以私人身份去借贷。几乎每个村都是干部自己抓、借、贷，来完成任务和应付开支。干部背着债，不想干也不行，干着，还能生办法还，不干，这债全成自己的，那还活不活？有个村支书最后一年借不来了，选举时被选了下去。他对乡党委书记说：“书记，你要是不让我干，我上吊在你家门口。”
我自己是坚决不背债，收上来交，收不上来不交。咱们村里不欠钱。我派给生产队，队里抓，你生办法完成。到季了地卖了你再交。土地霸住，一亩地一百块，你交了让你种地，不交，不让种。
咱们村是穷村，别的地方争一个村长花几百万，咱们这个地方是没人干。农村的穷队，要啥没啥，干有啥用。选举是三年一届。民主是民主，早晚民主都是集中制。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名单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加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咱们行政村共两千多人，连两百个人都叫不到，开会只算走走过场。经济社会，农民一切扑在经济上，争官干的意识并不强。老百姓靠打工有点钱，集体是个空壳，所以也没人争。有些村开会比较积极，想参加选举的人自己掏钱，把在外打工的喊回来，那是因为有利可图。也有些村别说选举了，干脆就是没有人当，当个村支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人还是想当，能占点小便宜，也是个政治荣誉。算是承认，你是个能人。那全是虚荣心。有人说，道娃儿，你村支书干一辈子，把咱们村弄得要啥没啥。我说，你说球哩，群众楼上楼下，我要啥没啥。这些年，我胡球拾俩粪也挣俩钱，现在是喝一肚子酒精，两手空空。反过来说，楼上楼下跟我支书也没关系，那人家都是出门打工。不出门打工，那还不中，在屋光守二亩田，吃饭都艰难。
说到自己的穷苦，清道哥显得很激动，父亲在一旁大笑说：“你娃子别能，说得你好像受屈了一样，你不当村支书，你能在公路边盖那一处房？你养活仨儿子，还办养鸡场？就别在这儿摆穷了！酒你没少喝，赌你也没少来，你输的钱都是哪来的？”清道哥是我们一个门上的，还没有出五服，平日里父亲和他对话都是连说带骂，毫不客气，见清道在我这里撇清，父亲早就按捺不住了。
这我也承认，是沾点光。不过，我干的时候，一般不去镇上食堂，减少开支，村里穷得不得了，你再胡吃，那还行？谁对口有啥事，哪一天哪一日为啥事，月底报销，一样样审核。不管在家里招待，还是在食堂，规定多少报多少，超一部分是自己的。我每天都记账，流水账。今天在干啥，跟谁在一块儿吃饭，都写得很清。
我当官的经验是，群众通情达理的多，不论理的也有，凡事有问题，首先从干部自身找问题，别先找老百姓。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通情达理，是你干部没说到。那年交公粮，有些群众拒交，我跟去三天，三天嗓子都说哑了。有些群众有怨言，借交粮可找着机会说说。能解决的我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给人家解释清楚。但是，交公粮是国家的事，该交粮交粮，随后再处理。借交粮胡闹，总归是不对。后来，村里人都说，早像你这样，俺们咋会不交粮？该解决解决，该说清说清，有啥说的？
现在的国家政策，对老百姓是够点＇6＇了。种地给钱，补七八十块钱，土地咋能荒？乡、村两级不向群众要钱，并且国家补贴，群众对上没有经济负担，收成好了多收点，不好了少收点。现在的村干部职责很简单，一是宣传党的政策，处理计划生育任务、宅基地、治安、民事纠纷；另外，村支部生办法引导群众致富，过去的干部逼着要钱，现在也变成服务型。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村支部帮助把事办了。
有人说现在的农村新政策，根本不需要村干部，干脆取消算了。这绝对行不通，就现实来说还是不适宜，如果那样，农村的老百姓就真成了一盘散沙。政府与农村肯定有间隔，具体的农村纠纷上面政府解决不了，一是不了解情况，村里的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谁家跟谁家有啥来龙去脉，外人一点都不了解，很难处理；二是真假难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