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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
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
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
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
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
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理想国》与理想国】
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
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最终以僭主统治和战争失败告终。
而贵族和富有者的统治亦有落入私权的危险。有产者统治可以是好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有闲适地考虑政务，安于法治。然而到某一阶段危险就增加了。当有产者人数减少，而资产却倍增，就可能发生权力的垄断，有产者掌握着进入公职的权力，并利用势力操纵立法。再进一步，他们可以完全垄断公职，父子相袭，拉拢党羽，形成寡头统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达实际是贵族统治。他们的政体相当特殊，土地均分给公民，法律极为严酷，由双王和长老统治，公民过着道德压制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让他们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容易受贿赂的腐蚀。
在所有国度中，本质上要处理的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每个国度都有穷人和富人，富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或寡头政治，穷人平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样调和双方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支持贵族与民主混合的共和制，而亚里士多德与众不同，他更倾向于让一个良善的中间群体来统治，那就是中产阶级。他说：“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中产阶级在他们之间，拥有更不作恶的性格。
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
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
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理想国》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