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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虞虎彪中南分局代理分局长职务，其犯罪事实由公检法立案处理。
免去中南分局副分局长谭星敏、耿星炜、晁昌晶职务，调中东分局另行安排工作……
中南分局老一届领导班子就这样在绝望中解体了，新的领导班子在希望中重新组成了，新的机关岁月又重新开始了……
作者的话（代后记）
我怎么写起小说来，居然还要出书？这是我此前从没想过的事，是生活给了我启示。我是一个诚善处世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实生活往往是事与愿违，丑恶障目的事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于是我就琢磨，这世界大概就是善良与丑恶的混合体，生活是反映这个混合体的，小说是反映生活的。因此，我要为现实生活写真，通过小说描绘善良与丑恶共存的现实生活，探求人之初性本善的自然性是怎样在后天一天天演变成丑恶性的。特别是对处在善恶十字路口人物的矛盾心态描写，力求客观真实。人，并不是天生固有就潜伏着丑恶属性基因，只是在后天的各种欲望中，才逐渐滋生出丑恶的病毒。自古以来，人们就在寻求治理这种丑恶病毒的药方，却至今无人寻求到根治此病的灵丹妙药，人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发出对善良美好的呐喊与呼唤。因此，《机关风云》小说中既有阴谋家腐败分子的种种丑恶表演，也有淳朴善良人们的生活写照。
笔者为什么要把这种善良与丑恶的混合体放在机关的环境中去展现呢？一是因为我熟悉机关生活，二是因为机关是表现善良与丑恶最敏感最彻底的地方。正因为我选择机关环境做为小说背景，有人为我捏着一把汗，说权贵们看了会责难你。俗话说小鬼难缠，何况大神仙呢，到时候你出得阎王殿，过得鬼门关吗？此话确实不无道理。曾经有不少作家出版过描写所谓官场生活的书。于是就有人传说，某某权贵看了大发雷霆，把自己与书中人物对号入座，要掐断作家的文气等等。记得有位青年作家在他的小说后记中说有人把他的小说说成是“官场题材”的作品，他不承认。他认为作家事先确定自己写的是工业题材、农业题材、改革题材……恐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他只承认写人才是小说作品惟一永恒的题材。人的活动就是生活。他写的只是生活，而没有想过写的是什么题材。只不过是把小说中的人物放在官场环境去表现而已。
我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仅仅是作品而已，是作者笔下虚构的产物，不能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去硬套，对号入座。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唱得好：“……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因此我恳切地希望喜好联想的读者，不要硬把自己往书中人物身上比靠，任何牵强附会的行为，都只能贻笑大方。
当然，作者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也是有生活来源的，不可能超脱人类生活的空间。来之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才有作品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笔下描绘的生活也是作者对生活本身的认识和总结概括。也可以说小说中所有描绘的生活故事是现实生活中的稗官野史，是现实中加工了的艺术真实。如果硬要去联想的话，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件事或一句话的自我影子，因为人生在世百年，遇到、看到、听到的人和事何止书中的有限篇幅？也就是说生活本身比作者笔下描绘的生活要更加丰富多彩得多。作者仅仅是一个生活的摄影师而已，所谓高于生活的观点，也只不过是作者对生活摄像的取景艺术的加工罢了。
也有人说作者描写生活，必然有生活的体验才能描绘得出。这话有对的一面，也有偏颇的一面。因为作者在描绘生活时，固然有其亲身体验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间接认识生活的一面
。如果一个作者笔下的生活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话，我看哪个作者也不可能一辈子会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甚至八辈子也体验不过来。像《西游记》小说中的九九八十一难的生活，吴承恩是无法亲身经历的，否则，吴承恩也早变成哪路神仙了。
笔者之所以写起小说来，是想从不同侧面真实地描述记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