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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的。一多兄比我大六岁，他不但是我的兄长，而且也是我的师长，我一生在读书、学习、工作和政治活动等方面，都曾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点。
早在清华念书时，他就关心我的前途，鼓励我考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写信告诉我准备哪些功课，还要求我写读书心得。后来他在美国留学，虽说学习很忙，还是在家信中经常嘱咐我课外要多阅读杂志，打好普通知识的根底，他说“根底既成，思想通彻，然后谈得上做专门的学问。此非文科独然，实科亦莫不然。”又嘱咐我要多写信质疑问难，“虽远隔重洋，书信往来，节序已迁，但研究学问，真理不改，时间不足以囿之也”（见闻一多全集四卷，书信，73页）。但是后来针对我的具体情况，他又叫我停止写札记，不如以此时间多读书，获益更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如今你的缺点乃在于‘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甚少，仅就管窥蠡测之知识，思来思去，则纵能洋洋大篇，议论批导，恐终于万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札记中读老子哲学，固见思力，但此种问题，我尚望之却步，况吾弟之初学，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种见解存之脑中可也，笔之于书则不值得。故目下为弟之计，当保存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史书……。杂志除《创造》外，若《学艺》、《东方杂志》、《民锋》、《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识……。”（1923年6月14日）
今天重温他对我的这些恳切严明的教导，不但使我深受感动，而且觉得他这种务求实学，不尚空谈的治学态度，对今天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有益的。
令人难忘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家居生活，他给家里带来的那种自由、活泼、新鲜的气氛。我们家庭虽说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但是读四书五经的传统习惯仍然存在。在经子史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沓杂，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学以前，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词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给他的朋友的信里曾写道：
“归家以后，埋首故籍，著述热大作，校订增广《律诗的研究》，作《义山诗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笔记数则，暇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
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讲解苏子瞻留别其弟子由的一首诗（题为：《辛丑年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讲到“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时，他不禁感慨系之。这时，他心里显然是以子瞻自比，而把我比作子由的，因为岁月如流，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了。
我上中学，开始学的是英语，为什么后来又改学法语呢？这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决定的：“我们家里大家都学英语，你就学法语好了。”于是我就改学法语了。至于我学法语而又选定法国文学这门专业，那更是和他本人爱好文学的倾向分不开的。 一九二五年夏天，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时我正在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念书，学校当局以举行考试为由，要求所有参加罢课运动的学生，一律返校，否则就要开除学籍。当时，我没有回学校，家里的人多不赞成；因为在那时候，震旦大学是国内唯一的一所用法语教学的高等学校，离开震旦，便有失学的危险，但是我这个行动，却得到了一多兄的支持。
后来我去法国留学，经济方面，一多兄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留学法国开始是自费，后来才补上了湖北省出国留学的公费名额。以当时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而论，要维持我在国外念书的生活费用，毕竟是感到吃力的。这笔费用 是由父亲统筹，而由几个哥哥酌情补助的。一多兄当时已经是大学教授，工资收入较多，因而他拿的钱就比较多一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他到了昆明，接着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书籍，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一多兄交给我的，而在看完以后，又遵照他的嘱咐传递给另外一个朋友了。在新华书店还没有在昆明设门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书刊，多半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他的那些仗义执言，追求真理，爱憎分明，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讲演，如《可怕的冷静》，《画展》，《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人民的世纪》等等，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也感动过我，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尽管我当时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想研究学问，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
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的文章，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纪唯美派诗人，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他笑着说：“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我回答说：“那是我在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艺术好比是座公园，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不对”，他立刻回答说：“在非常时期，公园里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使我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不久以后写了《死去再生——向罗曼罗兰学习》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
一多兄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生活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到过问政治，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从“一个观念论者”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 士。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他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但这也都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在不到五十年的短短岁月里，他一直在摸索，在寻找。这个“几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终于在实际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经找到之后，他便勇敢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他虚心学习，勇于否定过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无私无畏，临危不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新诗创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丝毫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口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也是他的八十诞辰，谨赋诗二首，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一
书生岂昧兴亡责？ 事于大处不糊涂。
痛斥豺狼拍案起， 滇南高义震神州。
二
一人倒下万人起， 热血从来不白流。
目睹河山新景色， 阿兄应亦喜丰收。
1979年4月12日
闻家驷
《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
写于1240年的名著《蒙古秘史》，至今还未发现蒙古文原文本，只有几种不同的汉文音译本和汉译本。过去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作者可能是失吉忽秃忽。据内蒙师院巴雅尔同志的研究，作者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史官镇海、怯烈哥、薛彻兀儿等人。巴雅尔同志还认为，此书汉译者是《华夷译语》作者火原洁和马沙亦黑。但这二人不是音译者，音译者可能是《贞观政要》的译者、西域板勒纥人察罕。元朝后期的皇室贵族已经看不懂蒙古畏兀字写的《蒙古秘史》，所以需要搞汉文音译。察罕曾被元仁宗任命为中书省的参知政事。
沈镛与美学出版社及其它
沈镛同志的噩耗，我是从一个外调单位来人的嘴里知道的。大概在1968年冬天，那时我已被隔离审查，原因据说我是所谓“二流堂”的黑干将。有一天来了两个神气活现的好汉，提审我这个阶下囚，要我把重庆美学出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情况从实招供。我当时说美学出版社是沈镛、徐迟和我等几个人办的，出版进步文艺作品，根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勾结，相反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至于社中经济情况，完全由沈镛同志负责，他们可以直接去问。来人顿时撂下脸来，一拍桌子，说：“他妈的，混蛋，什么事情都往死人身上推。”我说我早已被隔离，根本不知沈镛的死活，说不上我要往他身上推。至于美学出版社的经济，我没有管过，说不出。于是来人拍桌蹬脚饱骂一顿之后，扬长而去。
这些家伙的青皮相，一年多来我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动不了我一根毫毛。倒是沈镛同志的死讯，却使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叹口气：“这样个好同志，死了，怎么死的呢？打死？自行出窗而死？还是病死？”我感到胸中一阵隐痛，但我无言作答。那一夜我仿徨了一宵，有一种有生以来曾未尝过的孤寂感。
我和沈镛同志认识，是在1936年的上海。那时他进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工作不久，我则刚刚考入中国银行附属的中国保险公司，在分保部每天打水险分保单，摇计算机。中国银行有个食堂，中午沈镛和我就在那里吃饭。我们收入有限，所以吃的比较菲薄。由于吃的菜都是最起码价钱的，所以吃这种菜的人自惭形秽，经常聚在一张桌上。这样我遇到了他。一朝生，二朝熟，慢慢便谈到一块去了。那时我们最热中于谈的题目，是抗战问题。过不久他便带我去参加一些救亡运动的集会，还常常借给我看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他那时似乎很忙，银行里的工作忙，业余的时间也忙，每天匆匆扒完两碗饭，谈几句必要的话，便匆匆下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