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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的人物形象，有奇特的情节，语言优美，主题鲜明，贯串着为人民除害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部史诗被打成大毒草，有关人员被批斗，有关资料被焚毁。现在它已被平反，重新被研究。但是如何整理、出版，还是个大问题。
《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
我实现了一个梦想，但是实现得并不理想。因为我勉强做成了一件其实是远非我力能胜任而不该去单干的事①，在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把《梦溪笔谈校证》搞出来问世了。才疏学浅，不自量力的结果，只能得到“江心补漏”的惩罚。所以此后有十年之久，在各项工作之暇，我总是东拾西掇，给《校证》补缺改错，积累了四十多万字——大约是《校证》字数的一半，打算用《梦溪笔谈补证》的名义来稍稍为自己补过。这个续梦可没有做圆，却经历了一场凶险的噩梦。侥幸未曾家破人亡，但是《补证》全稿连同竺可桢先生为了鼓励我而特意给书写的封面题签都被摧毁得片纸无存了。②
我究竟是怎么入梦的呢？也就是说我怎么交上了《梦溪笔谈》做好友呢？事情得从我对于印书活字的认识和感情以及对于这项创造发明历史的了解说起。
童年的时候，爸爸（怀琛先生）常常带我去书店买书，河南路上那时顺次排列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爸爸自己买大人书，给我买小人书。幼稚的心灵对书店产生了好感，因为使我爱不忍释的本本儿是来自书店的，就象认为粮食是来自米店一样的。由于爸爸当编辑，为了改校样时常下印厂同老师傅（那时候叫做“手民”）打交道，后来也带我去看看。这真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书籍是由这一粒粒的小铅字（活字）组成的版子印出来的。从此对于字架上那无数的小铅字产生高度的兴趣，时常省下果饵钱来，用一个铜元买两粒铅字带回家来打印在纸上为乐。
有一件事情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可能不理解，就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知识水平都还不及今天的小学生高，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的，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那时我从中学读的英语课本中仅知道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美因兹的印刷工人葛登堡（J。Guten－berg，1398一1468）所发明的。现在的小朋友们都知道活字版是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毕发明的，有的都能还出娘家来，说这个历史是写在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里。可是那时我虽已读过“四书”，读过“五经”中的三经半，竟然还不知道《梦溪笔谈》这本书。
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F。Carter’s《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its Spread Westward》），才惊讶地了解到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时所激起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也可能是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幸福地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不易理解的。我的青年时代生活着的上海还有一块纯然是由外国列强统治着的地区，尽管象我这样出身于中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也免不了受到外国统治分子的欺凌，在祖国大地上的街头上都挨到过外国巡捕的拳头。抑压着的民族自尊心同纠正过来了的错误历史认识——特别是涉及到我从小就有好感的小颗颗活字那东西的，就一时在情感上迸发出来，宛似活动着的火山找着了喷发口。
卡特的书说明了史料的来源，还特别夸誉了《梦溪笔谈》这部著作，说它这好那好。于是我这个当时对古籍只读先秦、两汉之书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这本沈括的名著来阅读了。我最初买到的一部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清末广东陶氏的刻本。没有疑问，一读就着了迷。从此它就成了我要好的朋友。即使在我流离颠沛的时候，也总是带着它在身边（除了那坐牢的八年吧）。或者丢失了这个版本，又寻找另一个版本来代替。
读者也不要太奇怪，感觉我对《梦溪笔谈》起先那么无知。其实，当我青少年的时代，沈括这部伟大的著作在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地位，远没有今天评价这样的高。全国解放后不久，北京图书馆印过一个仅仅列名二十种的严格挑选出来的祖国文化珍异的书单，《梦溪笔谈》就名列前茅。可是，在二十年代出版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各收录了几百种主要古籍，却都轮不到《梦溪笔谈》占一席地。后来，《四部丛刊》出《续编》时，才收容了它③。作为“笔记”类型的书来说，在那个时期的“票房价值”，远没有《困学纪闻》高。
但是，两位有识力的老科学家很早就重视沈括这部著作中的科学创见、纪录和总结了。一位是气象学家绍兴竺可桢先生，他精详地研究了沈括其人其书，写出专门的论文发表在二十年代初的《科学》杂志上。一位是地质学家吴兴章演群（鸿钊）先生，在他的矿物岩石学文献的名著《石雅》里大量征引了《梦溪笔谈》的有关描述来加以论证。对照这些重要的著述，读沈括书中有关科学论述的篇章就容易理解得多，于是我常摘录一些写在《笔谈》的简端上。那时我还根本没想到要给《笔谈》做注释，但是这样的举动实际上是开了个“端倪”。
我随从伯伯（朴安先生）学了点文字学和校勘学。开始的认识，似乎这些只适用于先秦、两汉的古籍，唐、宋以下的书用不上。但是反复阅读《梦溪笔谈》以后，觉得也是要讲求校勘的。比如书中讲毕创制活字版那一条（第三○七条）里有“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一句，有的本子“文”字却作“木”字。究竟是“文理”呢？还是“木理”呢？就值得考虑了。又如论历法气朔交争、岁年错乱一条（第五四五条）里的“大尽三十日”一句，中间脱落了六个字，因而全文都难读通。后来根据各种证明确定这句应当是“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大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月，小尽即是小月），问题才得解决。这样就接触到了校勘这本书的课业。校勘又要同她的姊妹学科目录学和版本学交叉使用，联盟进军。年轻时分别从顾实老师（惕生）和陈乃乾老师那儿粗略学到一点的两门学问，后来都用上了，只恨学时漫不经心，没把老师的学问和方法真正学到手，噬脐莫及。
当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爸爸参加了《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他见我爱好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或古典文学都高，因而把《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我做。课余做点工作，既读了书，又挣到些钱，给自己添买了更多想置备的书。只是那时年轻，水平更浅，工作做得十分粗糙，现在讲来要脸红。不过确实借此得到钻研和磨练的机会，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的、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而这并没有疏远我同《梦溪笔谈》的友谊，相反地，使我对于沈括书中涉及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日后我试写《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一文④的基础。
青少年时代我的这个学习环境，好景不常。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得住在闸北的我的家，在一夕之间毁为瓦砾堆。当那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几十万册藏书遭到灾难性的大火毁作漫天蝴蝶飞时，我家父子两人积聚的尽管是微薄的但也有两大间房子的藏书都殉了葬。
这个打击可不小，不可能恢复。接下来是刚毕业的我就了业，为了生活，工作的性质不能由自己拣。《梦溪笔谈》我舍不得丢，可是要继续下功夫就全然没有那个条件和时间了。新的工作才搞得熟手时，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又变更了行当。在那民族斗争尖锐的严峻年代里，遭遇过暗杀，经历过追踪列车的敌机猛烈轰炸，总算命大，九死一生，死里逃生。⑤但是生活的不宁，工种的多变，使我无能再用心于学问。年青时候的美梦，支离破碎，剩下迷惘和调怅。
可并没有绝望。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家进入空前稳定巩固、繁荣兴旺的时代。在我是前半生中从没有享受到过的。于是我下决心如如自己的愿。环境条件是个重要的因素，再加上有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推动了我。上海解放的前夕，地下党给我寄递了毛主席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使我第一次读到主席老人家的著作。那时我还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毕竟还是个爱国主义者，读到主席老人家那满腔爱国爱民，透辟阐明革命道理的文章，不能不万分激动。尤其是第一章第一节高度概括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篇章，非常惊讶于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对于祖国文化遗产的精深的研究。篇章中提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提到了四大发明并特别提到了活字印刷的发明。因此，鼓舞起我更大的信心，觉得对《梦溪笔谈》这本书多下点功夫，肯定是件有意义的工作。
在课业的过程中，信心由于受到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老专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FRS，FBA，剑桥）论点的影响而更为加强。老博士是国际上研究《梦溪笔谈》的行家⑥，他给沈括这部名著下了这样一句定评：“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在课业的过程中，上海的两家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和明复图书馆都给扯了顺风篷。由于查阅图书资料得到便利，课业进度就加速了。这两家图书馆后来都归并进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由于赵万里先生的关系，南京图书馆由于陈方恪先生的关系，都得到通信借书的方便。老师周予同先生、姜亮夫先生、闻在宥先生、王庸先生，前辈吴兴徐森玉先生，友人顾廷龙、刘哲民、范行准，两位著名藏书家的后人瞿凤起（常熟铁琴铜剑楼）和潘景郑（苏州滂喜斋）都从各个方面给我以支持和鼓励。《校证》就是在这多的助力之下完成的。所以还是搞得很不到家，只是由于我自己的根柢实在太差，并且气浮心粗的缘故。
为了弥补缺失，后来就搞《补证》。补了十年以后，却经历了十年的灾难。由于我的大孩子“炮打”张春桥的缘故，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一家人惨遭毒手。我被锁进班房一年另两天以后，逮捕状才送到我老伴手里。那时家庭破碎：两个人坐了牢；一个人被投入监督劳动而又遭到凶猛的毒打，内脏受伤，还被恫吓说要给以活埋；一个在读小学的幼子也成了“专政”的对象，害得他在恐惧、疲劳、饥饿之中得了黄疸肝炎病。我老伴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在形影相的绝望的日子里还天天挨批斗，逼写交代，她受不了，差点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自己则在八年的铁窗忧患生涯中一直受着疾病的折磨，还摔了一大交，所以变成一个瘸子了。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凶”，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国家。我的全家也得到了拯救。李淑一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里用了“第二次解放”的提法来称述这一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