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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的领袖，不是作者在本书前面（第210页）所说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而是作者在本书后面（第483页）所说的林肯。林肯是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行动的，未必是如作者所说只代表北方资产阶级中的“中间派”（美国作家桑德堡也持“中间派”论的观点）。急进派中不乏北方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提出比林肯更激烈的纲领，但从全局的意义上，并不一定立即可行，因为还需要有一个排除阻力动员舆论创造条件的过程。这使人联想起另一位美国总统富·罗斯福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活动。罗斯福在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并威胁到美国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却难以有所作为，国会内外孤立主义势力对他形成强大压力，而美国公众舆论也普遍要求美国隔重洋以自保。尽管罗斯福认识到美国势必要投身于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但他也只能谨慎地、稳步地缓慢前进。最后，还是珍珠港的炸弹声帮助他完成了艰巨的动员人民的工作。美国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复杂，敌我阵营不若对外战争分明，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联邦军中有南方脱离州的人，在南部同盟军中也有北方各州的人。参议员克里坦登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北军少将，一个是南军少将。林肯的夫人有三个兄弟死在南部同盟军中。至于经济上的千丝万缕关系就更扯不清了。这些都是林肯行动谨慎的一些因素。1861年9月，急进派催促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林肯回答说：“一个人在前面走得太快而使全国跟不上，是没有好处的。”
评价历史人物看主流。林肯发布《解放宣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限度了，因此，马克思称《解放宣言》是联邦成立以来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本书作者认为林肯发布《宣言》“动机是很不纯的，完全是客观环境逼迫“所致”（第278页），因为“动机颇为不纯，所以《宣言》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及不彻底性”（第279页）。这种评价未免失之过苛。实际上本书作者对《宣言》发布的前因后果已经作了相当好的描述，无论如何很难与动机纯不纯这种提法挂上钩，应该说，这是本书的败笔。
林肯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不应该无视他所执行的政策的剥削阶级烙印和偏见。比如他在当选总统前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表白在种族优劣的看法上他与道拉格斯是一致的，他不认为黑种人白种人在社会和政治一切方面都能平等，他不同意给黑人以选举权、陪审权、担任公职权和黑白通婚。他的资产阶级种族偏见在后来的火热斗争中有所改变。比如在黑白通婚问题上，他在后来的另一个场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是不会同一个黑人妇女结婚的。如果一个白人愿意娶一个黑人妇女作妻子，就让他娶吧——只要黑人妇女支持他娶。”在1863年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他公开宣布美国独立战争时杰弗逊的名言“一切人生来平等”，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切人自然包括黑种人在内。虽然在黑人问题上，林肯是一步一步在前进，但是直到他1865年4月被刺身死前，他没有能解决或者说没有来得及解决黑人的选举权和分配土地问题。
此外，在林肯对待南方叛乱分子和暗藏在北方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否过于宽大问题上，看法也不尽相同。本书作者认为林肯过于宽大。但是美国史学界中认为林肯在执行镇压权力方面已超过宪法所规定的权限者也大有人在。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摩理逊、康马杰和鲁吞堡认为：“在内战期间林肯掌握的权力比任何英语国家的统治者——从克伦威尔到丘吉尔，所享有的权力都要大。如果林肯是柏拉图所梦想的理想专制君主的话，那么从美国宪法的法律观点和实践意义来看，他却是一个独裁者。……林肯认为在联邦瘫痪的情况下，对宪法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是不明智的”（摩理逊、康马杰、鲁吞堡合著《美利坚共和国简明史》，1977年纽约版第284页）。林肯在说明他对破坏分子的坚决镇压政策时说：“难道我应该枪毙一个开小差的头脑简单的小兵，而不去触动他开小差的阴谋者的一根毫毛吗？”（出处同上。）据统计，在内战期间，联邦司法当局逮捕的表面效忠联邦实则进行破坏的“铜头蛇”分子达一万三千五百多人。对待被打败了的南部叛乱分子，林肯主张采取和平政策，以利于“迅速着手重建工作”。林肯的这一政策，与他维护联邦统一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论古今中外，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政权对自己的敌人采取和解宽大的政策以利于恢复和重建，是屡见不鲜的。当然这必须是战胜的一方确能牢牢地掌握住局势。象巴黎公社革命政权那样在自己的政权并没有巩固，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未最后解决时，对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容放纵的政策，那当然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林肯在联邦军取得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对参加叛乱的分子实行宽大，拒绝处死戴维斯、李将军等南部同盟首要分子，拒绝对南部实行报复、惩罚和摧毁政策，以利于争取南方群众，消除敌对感情，这恰恰是林肯的高明之处。这是根据美国的具体国情和民情制定的政策，不能完全套用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镇反、肃反以来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等无产阶级专政政策。如果对南部采取类似对付战败国的办法，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未必能稳定，在动荡局势中，美国资本主义也未必会出现十九世纪后期的那种迅猛发展的局面。
林肯的功过是非最权威的评论者是美国人民。他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他的影响至今还存在。美国人民十分崇敬他。1962年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举行过一次推选最得人望的美国总统的民意测验，林肯竟超越华盛顿居第一位，以下依次是华盛顿、富·罗斯福、威尔逊……。谈到这里，打算附带谈几句关于美国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总的原则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简言之就是实事求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过去对美国历史人物或是避而不评，或是作简单化的政治鉴定。该肯定的不加肯定，因为是帝国主义头子。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也不要走到另一极端，一切都好，该批判的也不批判了。总之，要根据翔实的、充分的材料，经过认真研究，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是白的不要说成黑的，是黑的也不要说成白的。我们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把历史比作千依百顺的小姑娘可以任凭人们去打扮的反动唯心史观。比如，硬要说罗斯福的“新政”散发着法西斯气味，这说不服人；同样，如果把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的立场说成是公正无私仗义执言，也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都不符合史实。
话扯远了点，还是回过来再谈几句关于《美国内战史》的意见。本书的优点之一是史料比较丰富，但在材料的取舍繁简上还可作进一步的斟酌。第三篇《战后南方重建时期》占了一百一十多面，从1865年讲到1877年。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已不属于内战史的范畴，而是另一个专题，如果本书不谈，另成专书，可能谈得更透更能有所发挥。书中最后部分《美国内战总结》，作者是花费了气力的，对读者也有帮助。只是最后总结的五点教训，读来总觉得多少有点“穿靴”、“贴标签”的味道。在内战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后，美国奴隶制度已经被粉碎了。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种植场经济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种植场奴隶经济，它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1877年以后种植场主攫取了南方各州的政权，在以北方为主体的资产阶级中央政府的默认和纵容下，剥夺了黑人曾经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但毕竟不是复辟奴隶制度。本书作者用了许多“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整个南方实现了复辟”等类辞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奴隶制度又回到奴隶主阶级手中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1978年12月26日
邓蜀生
钱钟书的《管锥编》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钟书同志新著《管锥编》，已作为重点书列入中华书局的出书计划。此书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的研究成果，它不限于比较文学，也接触到其他学术问题，但以文学艺术为主。讲到的书有十部：《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就这十部书中提出的问题，引用古代名著作比较，有时引用外国的名著或文艺论作比较。全书约八十万字。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虽然很多人不曾读过专门的军事科学著作，但却有不少人熟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名言。它是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的，曾被列宁评为马克思主义者探讨战争问题的理论基础（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8卷第284页）。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战争论》的中译本。
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十二岁参加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1803年毕业于柏林军官学校后，即担任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1806年参加了普法战争，当普军在奥尔施塔特会战溃败时被俘。1807年10月释放回国。1808—1809年任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1810年10月起任柏林军官学校战略学和战术学教官，同时为王太子讲授军事课。1812年，因反对普鲁士臣服于拿破仑一世而转到俄军供职。拿破仑进攻俄国时，他参加过奥斯特罗夫诺、斯摩棱斯克和博罗迪诺三大会战。1814年4月回到普鲁士军队。后参加了林尼和滑铁卢会战。1818—1830年，克劳塞维茨在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的十二年间，致力于《战争论》一书的著作。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一百多个战例，撰写了许多评论战史的文章，整理了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1830年春由于调任炮兵部门工作，《战争论》的修订工作被搁置起来，1831年11月即因病去世。他的《战争论》手稿由其妻子玛丽于1832—1833年陆续整理出版。
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继发生的时期。工业革命改变了战争的工具与潜力，民主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编组与精神，民族解放斗争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与形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对于军事学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列宁在《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而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国家，普鲁士军队还保留着落后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学术原则与一支为数不多的雇佣军。在新型的法国军队的打击下，普军落后的军事原则遭到彻底的破产。这就促使普鲁士爱国的军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去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战术观点。
克劳塞维茨虽然是普鲁士王国的军官，信仰的是落后的君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