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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战时期的伟大功绩
就在南昌，当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广州和武汉发动了反共政变之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由周恩来同志负总责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创立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军队的开始。虽然这次起义，和同年十二月广州起义一样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部队经过在广东的潮汕地区作战失败后，由富于军事经验的朱德同志带领的保存下来的一支部队，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创始的，到农村去，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朱德同志以南昌起义后保存下来大约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为基础，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发动和领导了湘南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率领部队和农民武装近万人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宁冈的砻市，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井冈山会师。这两支部队于同年五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伟大的道路》一书在谈到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会师时指出：“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自从第一次会见的一刹那起，这两个人的全部生活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多少年来，国民党和外国报纸经常把他们说成‘赤匪匪首朱毛’，而称红军为‘朱毛军’。他们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显著的不同。”“从风采和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个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谋远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
确实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比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观察得更多些更快些。他们并肩携手地前进，在一起探寻和实践着一条正确的路线，在一起引导中国革命的人民创造着崭新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的：“单纯的流动的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地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不但从事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科学地总结了全党和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因而制定了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但这个思想又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共同的思想，是他们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人民的丰富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史沫特莱说得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她同时正确地指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的战术原则，是由朱德同志归纳出来的。
作者详细地叙述了两支红军会合后的井冈山的斗争，叙述了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领导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根据地），直到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过程，然后又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也许是由于作者遗失了部分的笔记材料，朱德同志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段时期（包括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的经历被遗漏了。此外，很可能是由于朱德同志自己的谦虚，影响到作者未能足够地表述朱德同志在十年内战时期的伟大功绩。
应当指出，井冈山的新局面，是在两支红军汇合以后打开的。以大革命时期的铁军独立团为基础的二十八团，始终是中央红军的主力。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还指出：“（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龙源口大捷，是井冈山时期的最大胜仗，共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缴枪一千余支。这次大捷，就是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指挥的。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都是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则是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一起指挥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至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反五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却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的。因为在那时，“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且实际上也剥夺了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还是红军的代总政委和红军的总司令。
大概是由于保密的原故，朱德同志在回忆长征时，完全没有提到长征途中一九三四年底的黎平会议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这两次会议，而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坚决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坚决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对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以后，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等在一起，又同张国焘分裂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朱德同志在此又立了一功。毛泽东同志在评价朱德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的斗争时，也热情地赞扬他“意志坚如铁，度量大如海”。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这年九月，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司令，彭德怀同志任副总司令。朱德同志虽然五十多岁了，仍然亲自率领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指挥作战。朱总司令对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途，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方针，是胸有成竹的。他早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在延安一次欢迎国民党军事代表团的会上就指出：“有些人到现在还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作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能够在战争进行之中动员、训练和武装自己的人民。红军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年十月底，朱德同志在五台山八路军总司令部，就对史沫特莱清楚地说明了八路军用以制胜日寇的战略战术。
朱德同志说：“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发展游击战，扰乱、吸引、分散和消耗敌人。我们的游击战给敌人增添许多困难，这就便于我们的正规部队在有利情况下展开运动战。”“我们的计划是要在全华北和西北山区建立许多敌后根据地——就象五台山这个根据地一样……我们要巩固和利用这些根据地，从而扩大我们的作战范围，好把我们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变为战略进攻。蒋介石同意了这项计划，五台山根据地的建立也是他同意的。”
关于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英明的战略方针，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的《论持久战》一书中，作了系统的详尽的论述。事实证明，我们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执行这个战略方针的结果，我们很快就在华北、华中建立和发展了大块大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很快就从四、五万人发展为好几十万人。
“我们的秘密武器”
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史沫特莱转到华中新四军活动的地区采访，一九四○年因病去香港，次年就回美国休养。所以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朱德同志的经历，她只能是根据报上或其他间接的材料来撰述，在细腻、真切的程度上就不如在这以前的那些部分。但虽然如此，由于作者能选择最有助于说明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思想的本质的那些材料，因此有许多部分仍然是很精彩的。例如，说明中国革命的力量和胜利源泉的《“我们的秘密武器”》一篇就是如此。书中引用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朱德同志总结抗战六年来的经验的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和权力都来自人民。我们的一切办法也都是人民创造的。由于依靠人民，我们就击败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我们早就失败了。”这就是朱德同志对于我们革命的胜利经验所作出的最精辟的总结。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教诲就是这么一句话：任何时候都必须依靠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
《伟大的道路》这本书，是写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即朱德同志六十岁的时候为止。这时，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一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开始。按照史沫特莱的计划，《伟大的道路》只是记述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时代的书的第一卷，她是决定了要继续写第二卷的。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时，史沫特莱正在对《伟大的道路》一书进行加工修改，但这时她已经由于横遭美国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身患重病。
没有写完的《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史沫特莱在那时写给朱德同志的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中说：“三天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电台中断了原定节目，以宣布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苏联已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并表示它打算承认新的中国人民政府。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按指美国）。我没有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是，一旦我将您的传记改写完毕——我希望在今年年底——，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您的生平写到您六十岁的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在第二卷里，我想从这一年开始往下写，并且希望到中国去写。我的出版商渴望着这一本书。”史沫特莱当时曾经设想，美国也许会出现一个新的反动恐怖时期，她自己也可能被逮捕入狱。“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已经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到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假如那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史沫特莱没有遭到逮捕。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