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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研究历史，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但并不是牵强附会地以古喻今，或者硬把今人的观点加给古人。郭老研究历史，古为今用，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阐发历史的规律，给人以启发、借鉴。只是他选择的题材，更注意那些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罢了。
郭老研究历史，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但是，在郭老的著作中，绝少看到他征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只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几个地方撮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它很少几篇文章中也引用过。）郭老是真正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他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去寻求现成的答案。那是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任何人的实践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怎么能要求经典作家对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问题都具体地研究、具体地作出解答呢？郭老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代替自己的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他不囿于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述和结论。我们看了郭老对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部研究过程，就知道，他是怎样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古代社会的。他指出中国有奴隶制社会的存在，指出中国奴隶社会跟西方奴隶社会比较有着某些不同的特点。假使郭老拘泥于经典著作的某些具体论述，如奴隶制社会中土地为家庭私有，雅典公民平均每人拥有十八个奴隶，等等，那末，他也就不可能得出他那些结论了。
郭老研究历史，不断探索。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中曾说：“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作斗争。”的确，我们看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从1928年写出第一篇文章到1973年发表最后一篇文章，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只是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历史的上限和下限，他就几经改动。他写的《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系统地清理了自己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1954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版，他又加了许多“补注”，说明书中的某些错误。郭老对于无论谁提出的疑问，都认真考虑，确实是自己错了的，都欣然接受并加以改正。郭老有些文章，就是读者提出了意见，又结合自己新的心得写出来的。
郭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也就决定了他的优良的文风。在中国的古代，文史哲常常是不分的。许多史学家、哲学家又都是文学家。郭老不只一次盛赞先秦诸子的文章：孟文犀利，庄文恣肆，荀文浑厚，韩文峻峭；也激赏司马迁文章的形象生动。郭老的文章继承并发扬了诸家之长。不论什么艰深枯燥的题材，一到他的笔下，就都活了。郭老的思想深邃，眼光锐利，而文章千变万化，滔滔汩汩，波澜壮阔。只是写历史文章，他就运用了好多副笔墨。读《钓鱼城访古》，你跟着郭老记下的游踪，不知不觉地就了解了宋末张珏坚守钓鱼城，抗击蒙古元帅蒙哥的全部英雄业绩。论孔墨思想的文章应该是艰涩的了，可是你读《孔墨的批判》，郭老开头引述了几则墨子揭露孔子同情、支持叛乱的故事，说明他们对立的政治立场。文章引人入胜，读起来毫不吃力。读《甲申三百年祭》，明末的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农民领袖李自成、李岩等人，是那么气概非凡，栩栩如生；崇桢皇帝又是那么假仁假义，虚伪透顶。无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绘声绘色，活现在你眼前。然而，这却是一篇历史政论。人们觉得，读郭老的历史著作，同读他的文学创作一样，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当然，郭老是大手笔，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可是希望历史研究者学习郭老的文风，把文章写得清楚一些，平易一些，尽可能修饰一些（有一点文采更好），不能说是过分的吧。
卞哲
从袁世凯看报说到韬奋办刊物
据闻袁“大总统”不看别家报纸，专看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但是，老袁所看的《顺天时报》，却和寻常人看的《顺天时报》不一个样。这是老袁左右的“秀才”特地为他单印的“殿版”，报喜而不报忧。“大总统”固一世之枭雄也，英明果断，却被贴身的臣蒙在鼓里，自以为举国朝野一致拥戴他当什么“洪宪大皇帝”，国际舆论也纷纷支持他恢复君主制，在新华宫里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
我小的时候，看见一个当“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谘议”的亲戚，这位先生唯一的任务就是代替“督军”看报，每天清早把京、津、沪的主要华洋报纸浏览一过，然后信手剪下七八段华文报消息，再摘译三五条洋文报，粘贴在红格纸本本上，恭呈“抚帅”（齐燮元字抚万）钧览。这固然由于“帅座”识字不多，剪贴多了白搭，也为了“帅座”公私两忙，军务旁午，无暇从容一一披览。因此，碰上“帅座”昨夜雀战通宵或几姨太纠缠不休，精力不济，这份剪报也暂行停刊一日。有时，“谘议”老爷昨夜在秦淮河喝花酒喝得酩酊大醉，亦得两日合刊。
谁知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我这个小小读者，对待报纸期刊，也几乎象袁世凯、齐燮元那样了。大报只翻翻标题，杂志是懒得花钱买，碰上发下来作学习资料的，自然照收不误。倒是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小报，可真热闹，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却也引人入胜，足够消磨岁月，何况看完马上倒手出让，还能卖回原价，等于白看，何乐而不为？那时节，两耳被周遭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吵得日夜心神不宁，听觉反映也由渐渐迟钝而麻木不仁了，虽然到处是响当当的豪言壮语，一片“伟大”，“伟大”，“伟大”，“伟大”……之声如雷贯耳。因此，乐得让视神经好好休息一下。我对那阵子的报刊，说真话，兴趣不大，多看少看一个样，粗读精读一个样，甚至看与不看也一个样。那时的报纸和少得可怜的几种杂志，既不代表党，也不代表人民。报是帮报，期刊是帮刊。的确做到了“一言堂”，版面一个样，标题一个样，甚至报道的内容也一个样，所不一样的是报头或刊名各异而已。我订了一份所谓《××报》，真唬人，不谈专业而几乎通篇是政治术语和本本上的条条，如不看报头，准以为是拿错了《××日报》，没法子，只好到期退订。
好了，“四人帮”垮台了，报刊也恢复它们的分工和个性了。报刊的任务不同，读者对象不同，内容侧重点不同，文章的风格不同，使人感到开卷有益，读时津津有味，读后余味无穷。我忖思，如果将当天全国性的主要报纸浏览一遍，加上“大参考”、“小参考”，那别的什么也甭想干了，而不都翻上一翻，又实在遗憾。这时，忽然异想天开，如能有一位专职“谘议”，给大家摘要汇总，岂非功德无量？杂志也正如此。新出版的刚拿到手，总恨不得一口吞下肚；然而，总是看了这篇，丢了那篇，即使一目十行也消受不了，本期还没看上几篇，下期又跟踪而至，真是应接不暇。人们都说，现在的报刊大有看头了。今天的报刊，真正有了读者了。
这里，我不禁想起“三联”的前身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我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先驱者——邹韬奋同志的办报刊。我和韬奋同志的接触不多，交住时间也不长，然而即使一鳞半爪的往事也给人留下不可泯灭的印象。许多韬奋同志的老战友，都是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最迟是四十年代开始，就与韬奋同志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及他先后主编的《生活》周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和抗日战争发生后所编的《抗战》三日刊（后更名《全民抗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内中有些人还经历从读者而作者而编者的过程。这些报刊的一个特色是读者、作者、编者浑然一体，通力合作。是否可以这样说：读者即作者，作者即编者，而编者最初也是读者。他们之间血肉相连，呼吸与共，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编者了解读者的需要，而读者的声音也经常反映在报刊的版面上。读者与编者沟通的渠道，是通过“读者来信”。编者对读者提出的意见，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或汇总同类问题统一答复，从来没有石沉大海之事。我在学生时代曾写信给《生活》周刊，上至国事民瘼，下及学习生活，虽涓尘之末，也能得着韬奋同志的具体指导。后来，抗日战争了，生活书店内迁武汉。我恰好随同一批青年新闻记者从广州出发，经武汉到华北战场去。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刚把首都（南京）拱手让敌不久，武汉成了临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四方辐辏，极一时之盛。1937年一个阴冷的冬日，我和韬奋同志在汉口交通路生活书店的小楼上第一次会见。我那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手毛脚小伙子，而韬奋同志已经是一位学殖丰盈、素养深厚的作家、思想家、政治家了。他对我这样的小青年一点也不摆架子，态度热忱、亲切、谦虚，却又严肃认真，富有长者风度。一见面，不待我详细自我介绍，他就能回忆起我是谁。对我这样成千上万的读者中的一分子，好象并不生疏。（据有关同志回忆：初期，《生活》周刊每年收到的读者来信约在三万封以上，后来发展至每天最多时达一千封。）凡是与韬奋同志有过联系的人都知道，他心中装满着读者群众。他办刊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
据三十年代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同志回忆：
“韬奋同志在接办《生活》周刊以后，非常重视读者来信，特设‘读者信箱’栏，用‘信箱’方式给读者解答各种问题。……韬奋对读者来信，都认真予以答复。他对于处理读者来信，从来不认为是麻烦事情，而且感到莫大乐趣。他自己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还说：‘当时我们的答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这样，《生活》周刊就同广大的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同情和支持。”
这番话，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是不会体察的。
我们知道，韬奋同志一向是忙人，从看稿、改稿、发稿到看清样，他都事必躬亲，一手经营。抗战时期，他担任参政员，社会活动也多起来了，而《抗战》是三日一发刊，编辑工作异常紧张，天天不闲着。他这时奔波于汉口、武昌之间，自己又要写稿，却还挤出工夫阅读来信和回信。他对我的每次去信，都是有答复的，即使有时事忙，也口授意见由人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