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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部落社会也作过长期的考察。恩格斯认为他“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摩尔根的著述很多，一八七七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是他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如今，一般非专业的读者对其中探讨的问题和大量调查、考证的材料，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兴趣了。一百多年来，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说的，“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因此，一般不一定逐章逐节地去研钻，但他的研究精神、调查方法和基本观点，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且“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这是恩格斯八十多年前说的话，这多年来无疑地情况有了更大的变化，摩尔根的好些见解以至创用的名词术语都嫌陈旧了，不过他的贡献仍然应受到尊重，特别是在肃清“四害”在理论上制造的混乱这场斗争中，这部名著又象当年反对资产阶级唯心的以及神学的谬论一样地闪灼着战斗的光芒。
摩尔根善于把社会学人类学的社区调查、个案调查等方法结合运用，也非常重视把实地的调查材料和历史资料相互配合相互印证。他抓住氏族这个原始社会中最主要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单位，深入调查，旁征博引，触类旁通，探索出了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是第一个系统地论述氏族组织在原始社会中的真实意义的学者。所谓氏族“就是以共通的祖先、以氏族名称相区分、以血缘关系相结合而成的一个血族团体。”摩尔根论定氏族组织是全体人类都曾经经历过的阶段。恩格斯特别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这个评价中，我们看出在一个社区中进行的缜密细致的社会调查，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研究后，可以提升为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可以成为革命的战斗武器。
摩尔根还较早地提出了按生产技术的发展程度，作为原始社会分期的标志。在《古代社会》中，他按生活资料生产技能的水平，把原始社会分为野蛮的、开化的和文明的三个时代。过去学术界曾经采用过他的分期法。自然，由于时代、科学资料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个分期法和他的其他一些看法都有缺点，现在一般都不沿用了。而且，如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也不象他所认为的只是取决于技术的发明，而是决定于整个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他的思想毕竟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也很重视他的看法。在关于《古代社会》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一章的“摘要”中，马克思很强调的摘下这一段话：“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统治地位的问题完全依附于他们（即人们）在这个领域一一生活资料的生产——中的技术。人类可以说是在食物生产这一领域达到绝对支配地步（？！）的唯一的生物。人类进步的伟大时代多少和食物来源的扩大直接相符。”由此也就可以想见，那种胡说什么只要“革命”搞“好”了，“颗粒无收也没关系”的谬论是何等反动而又无知！
摩尔根能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经得住检验的成就，因为他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严肃认真，深入实际，深入社会，从事艰苦的社会调查，尽力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他付出了自己的全副精力，而且对研究对象又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投身印第安人部落，坚持四十年之久，作为义子把自己化为部落成员，因此他能全面地深入细致地洞悉这一濒于灭亡的民族的各种情况。恩格斯说：“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由此也可看出，从事科学研究的艰苦性，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呵！而对于探究社会现象、研究社会问题来说，社会这个研究对象，复杂而多变动，不似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那样比较稳定和比较便于控制。从事这种工作，需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社会与组织的支持，还必需有摩尔根那样的毅力，要有比较长期的有持续性的工作时间，比较稳定的工作条件和细致的作风，从事反复的观察调查研究，才有可能搜集比较真实的资料，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当我们正面对着纷繁的社会问题需要研究时，更要学习摩尔根的严谨学风，和为学术研究献身的精神。
摩尔根是位十分忠于学术事业的学者，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恩格斯说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的。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从事科研还不可能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只能靠自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摸索。正如在旧中国白色恐怖下，有些知识分子冒着危险追求马列主义真理，走上革命或倾向进步，还有些人则是怀着爱国主义思想，在不同岗位上包括科研事业多少为国家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却大多是走过曲折的道路。
现在，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党的关怀，直接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比起摩尔根只能靠个人摸索幸运多了，比起摩尔根只身进入印第安人部落，或如解放前一些社会学工作者深入农村、兄弟民族地区去的条件，更是优越多了，也就可能也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
毛主席历来很重视关于社会现象的探究，并在社会调查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我们要不断改造世界观，认真钻研业务，象摩尔根那样的勤奋，专心致志为祖国服务，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开展社会调查，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让这门重新恢复的学科——社会学为发展团结安定的局面，进行四化这伟大的新长征而努力吧！
＊《古代社会》中译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克思的《摩尔根一书摘要》中译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康
征订预告
本刊明年起改交邮局发行。全年出版十二期，每期定价0。37元，预订全年4。44元，半年2。22元，一季1。11元。各地邮局将在十一月份办理1980年度的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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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价值规律为依据的计划调节及其他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力群同志的《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一书。它从我们和苏联经验的对比、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对比、我们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对比，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其中包括价值规律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是纳入商品流通好还是继续实行调拨制度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回答。
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以全国的情况来说，我们的商品经济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但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少，甚至比印度还落后。我们至今还是生活在自然经济仍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里。因此，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有的人害怕商品经济，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对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畏惧心理。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努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去限制它的发展，甚至企图恢复和巩固自然经济。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们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呢？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么？社会主义不是以计划经济为其特点的么？发展商品经济又如何能与计划经济相容呢？——有些同志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过去我们经常背诵一种现成的答案，这种答案来自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著作说，当社会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两种基本形式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是必要的。“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这个说法，看来是颇有局限性的。正是由于这个说法，便否认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实际结果，国营企业中的官僚主义是与此有关的。
本书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谈这个问题，但他作了另一种回答。他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计划性谈起，谈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趋势：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与计划的调节作用结合起来。虽然现代资本主义依然无法摆脱其无政府状态，但这个趋势是应予重视的。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结合起来，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然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立即实行全社会的统一计划而必须保留甚至发展商品经济呢？作者说，实行全社会的统一计划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二是整个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没有这两个条件，我们就不能废除商品，就得好好利用商品。列宁说过，“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这话有很长时期的现实意义。
至于我国，固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全社会的统一计划却更是很远很远的哩。
因此，现在以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并且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而是客观的现实的趋势，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下，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硬要反对这个趋势，就必然破坏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叫做受历史的惩罚。“四人帮”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又不能不学会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结合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商品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那末，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怎样结合呢？这里就要说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问题。所谓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是要分配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分配物质生产劳动与精神劳动。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的，但过去人们往往不能认识，或者虽然有所认识而不可能按着那个客观的比例关系去实现。于是他们只能受动荡变化、不断摇摆的规律所支配，经历着浪费、损失、破产，而那个客观的比例关系才又显露出来。这就是说，在过去，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