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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经历着浪费、损失、破产，而那个客观的比例关系才又显露出来。这就是说，在过去，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是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的。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不独在单个企业内，这种分配的计划性加强了，而且在社会上，企业主也密切注视着市场的变化，进行行情的预测，估计供求关系的变化，以求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而实现着某种意味的计划化。社会主义下没有私人的企业主，理应不存在计划性的障碍，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缺乏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主观上也还缺乏科学技术的先进手段，可以去进行预计。我们现在还无法制订一个统一的分配社会劳动的计划。因此，我们现在（以至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能：1。对于全社会所必需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实行严格的计划，调节其生产；2。对于其他的经济领域，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所谓严格的计划，决不象过去我们从苏联接受的那种所谓计划。那种计划，在理论上说，是倾向于和价值规律相对立的（固然它承认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中的决定作用），在实际上是倾向于唯意志论的。那种计划，虽然说要依据科学事实，但指导思想却是倾向于违背这一点的。
社会主义经济既然还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而且调节生产。我们所说的计划，必须是正确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的。在各个时期，我们都有某些政策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不尽符合于价值规律的要求；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正确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但我们的计划应当尽力去做到这一点。
明确了这个，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单位（包括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是否有权和权有多大的问题。我们这里主要谈国营企业。
一切生产关系都是人们经济利益的关系。人们结合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实际上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它们的生产资料之所谓调拨，实际上也是一种买卖。所有权终究要归结为经济利益，所谓“调拨”实际上也是一种所有权的转移或让渡），等价交换的原则仍是必要的。但是在过去，由于我们否认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商品，否认在国营企业内部也进行商品生产，否认国营企业在国家计划框框内的自主权，否认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统得太死、太笨，以致许多企业的生产，不是以真正的交换为目的，不是以满足交易对方的需要为目的，从而也是不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目的（这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相违背的），往往成为为生产而生产，不了解社会上销售的情况和用户的需要，一方面是货不对路，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是产品脱销，谁也不管。这样，更难谈到节约劳动时间，用最少的劳动时间去生产出最好的使用价值。同时，企业的经营好坏，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也没有任何关联。总之，一切都违背价值规律，抛弃价值规律。结果自然是严重地束缚了企业的主动性，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了纠正和避免这些缺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框框内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独立地使用和管理其生产基金，对产品方向、生产规模、人员和机构等等有支配权，并对企业的经营效果负全部责任。总之，要使它能够充分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
当然，这样做，存在着一个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它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问题。
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并不是随便哪一种的商品经济。在我们的城乡，还存在着一部分简单商品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补充。从理论上说，它们是可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我们还将允许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复活的可能性。不能认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劳动力已经不再成为商品，就万事大吉了。
过去把是否离开计划作为判断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据，是不对的。这样会把企业框死。一种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要看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以及生产资料是否属于资本家。我们为了防止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必须采取立法手段和社会手段来解决劳动力的买卖问题和劳动者当企业主人的问题，以及生产资料的买卖、租赁等问题。
本书作者提出了以价值规律为依据的计划调节的思想、企业应当拥有充分自主权的思想，等等，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董薇园
本刊告白
本刊第一期出版以来，不少读者来信说很难买到。为此，从第三期起本刊增加了印数，并且再版了第一、二期。除仍然委托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外，特自办函购服务。零售平寄每份三角七分。凡个人需要，可以来信。不收公款，不供应单位。函购处：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读书》服务组。邮局汇款请注明“东四邮局”。
为名作家立传；好！
读《外国名作家传》（上）
一
“五一”逛书店，一本厚厚的六百多页的新书吸引了许多读者，我也赶紧买了一本，这本新书就是《外国名作家传》（上）。
就我的印象，这样的书，建国后还是首次编辑出版。从国内来说，可算是一个创举吧。为什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出版这样的书呢？不是读者、尤其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没有这种需要，而是各种顾虑呀，感到难写呀，怕犯错误挨批判呀，种种原因在作怪。现今，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些同志，终于解放思想，写了这本书，并且出版了。这是令人高兴的。
这本书分上、下两册。介绍的外国著名作家近三百名，起自希腊罗马，下至当代各种流派。各篇篇幅至多二、三千字。编写工作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多年以来，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任意地、片面地去肯定或否定一个作家。到了“四人帮”时期，更发展到横扫一切、乱打棍子的野蛮地步，许多外国作家也难幸免。这本《外国名作家传》（上），对许多作家的评价比较注重科学性，对作家们的思想和艺术，都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以对两个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柯切托夫为例，处理上就比较恰当。在这本书中，把这两个作家列为条目，就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确实涉及到一些较为“难办”的问题。前些年里，似乎一谈苏联作家，全部都成了“反面教员”、“批判材料”，在公开出版物上根本没有应有的位置。这当然是不正常的。爱伦堡的晚期，在苏联变修后，固然有反动和恶毒反华的一面，必须明确指出和予以批判，但在他的早期、中期，究竟还是写过一些较好的作品的。柯切托夫情况更为不同，即使在苏联变修后，他仍以自己的创作表明：对修正主义现状是有不满的，他揭露了一些东西，以至受到冷遇和打击。尽管他的作品，有些也反映了一些错误观点，而从主要方面看，和爱伦堡是不同的。编写者的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树立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包括学风和文风。我联想到：在编辑出版这类作家传时，还可以思想再解放一点，凡是真正有代表性的、著名的外国作家——即使是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情况比较复杂的，都应酌情列入。这对开拓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文学素养，是会有好处的。从这一点上看，本书在介绍爱伦堡时，一句也没有提及他的文艺性政论，是个不足。多年以来，在我国的出版工作上，“因人废言”和“因人废书”的现象确实太严重了，太根深蒂固了，凡是一个人出了什么政治问题，那么，他的一切书、一切言论，似乎都要全部否定和封闭起来。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是没有好处的。
高莽的作家肖画像，的确为这本书生色不少。本书不是杂志性质，但有许多补白文字，选录了与作家、作品有关的短文或谈话摘录。如在大仲马的介绍之后，附了他谈自己和小仲马创作方法的区别；在勃朗特姐妹的介绍之后，补了介绍艾米莉·勃朗特这位勤奋的女作家的短文。这些不过二、三百字的短篇，读来别有风味，思想上很有启发。只是有的补白，和正文配合不紧，甚至选了些无关的谚语之类，似乎还可以改进。此外，小传本身大都还不够生动活泼，是否用文学性强一些的语言和笔调为好？
从这本《外国名作家传》，我还想到，中外的美术家、音乐家、电影艺术家……，不正也十分需要有传吗？再广泛一些说，编集其他方面的名人传记，不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吗？
为名人立传，尤其为一些情况复杂的名人立传，可能会在有些人的头脑里产生疑虑。我以为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既是名人、包括情况复杂的名人，总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和广泛的影响，那就有必要介绍。不能搞“不承认主义”，也不必要“作茧自缚”“坐井观天”。编的书有缺点有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可以逐步改正，完全不必“因噎废食”。
何况，一本好书，其意义不仅仅在它本身，它会是一个标志，一个榜样，推动和影响我们的出版工作。
王云缦
二
《外国名作家传》的出版，是令人高兴的。
此书上册共收作家一百四十八人。就我仔细阅读的四十多篇来说，绝大部分简洁明了、分析透辟。如《拜仑》篇的作者，把这位被普希金誉为“我们思想上的另一个王者”的英国大诗人放到广阔的时代洪流中去发掘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并探索其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又如《但丁》篇的作者，扼要介绍了但丁在思想上及文学创作上的成长过程，并阐述其作为一名继往开来的伟大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贡献。其他如《巴比塞》、《巴尔扎克》、《别林斯基》、《薄伽丘》、《博马舍》、《狄更斯》、《都德》、《格里鲍耶陀夫》、《费定》、《福楼拜》、《盖斯凯尔夫人》、《歌德》、《哈代》、《柯切托夫》诸篇都写得很好，能向读者指明这一作家的创作特色及作品的思想意义。这里说明一下，我并非以为别的章节就写得不好，而只是因为我对这四十余位作家比较熟悉，所以对照一看，觉得介绍中所勾勒的形象是合乎真实面目的。由于“四人帮”毁灭文化，使我国一般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如此缺乏外国文学的常识，这次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做了有益的工作，是完全应该予以肯定的。
现在，再对此书提几点小意见。管窥蠡测，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现实生活经过作家加工提炼的产物。作家所处的时代、作家的世界观及作家本身的修养往往对其作品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关于历史背景和作家本身的活动，这是每一位传记作者所绝不容忽视的。在这方面如果只求简略，太吝惜笔墨，整部书读起来就不是作家传记而变成名作家作品介绍了。此书前言说明：“《外国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