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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除全面、系统地叙述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政府如何走上勾结的道路外，还具有较大的特点：书中较详尽地论述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十九世纪中叶的思想、学术、文学以及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化。这样，使读者对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改变了以政治、军事为主的革命史或政治史的体裁。书中还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结构严密，叙事简明扼要，史料、文字比较准确。（公义）
《解放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754页。
本书选了四十六位作家的五十篇作品，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的成果和见证。
其中《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卫生组长》、《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满子夫妇》、《纠纷》、《我的两家房东》、《红棉袄》、《传家宝》、《村仇》等篇合起来，可以看到一幅色彩鲜明的新农村图景。新生活的风暴，势不可挡地荡涤着统治农村千百年的封建势力，以及它所造成的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迷信、文盲、不团结、不卫生等旧习。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其他的反封建斗争中，美的、光明的事物逐步取得了胜利。
《月黑夜》、《雨》、《地雷阵》、《荷花淀》、《“无住地带”》、《嘱咐》、《无敌三勇士》、《新战士时来亮》、《政治委员》、《他回来了》、《老营长》、《战地婚姻》等篇，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子弟兵的智勇双全、无畏无敌。作者们不仅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特征的细节和语言，而且以其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鼓舞着我们。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写了从落后转变为先进的人物，如《黑女儿和他的牛》、《土地的儿子》、《钱》、《莫忘本》等。这些人物往往带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东西，但在党的教导下，他们改造了自己，成为革命的动力。
这些小说大都语言清新，富有生活气息。它们读起来是好小说，讲起来是好故事，不仅在主题和人物上具有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崭新面貌，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开辟了新路。（清怡）
文学小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文化大革命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文学小丛书，很受读者欢迎。粉碎“四人帮”后，不少读者建议恢复出版，出版社接受了这个建议。
现在重新编辑出版的这套文学小丛书，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和重要作家的代表作（但不收长篇巨著），书前有简要序言，介绍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和作品说明等。
第一批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三十多种。
其中中国现代和古典文学有：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林家铺子》、夏衍的《包身工》、巴金的《海的梦》、老舍的《龙须沟》、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诗经选译》（余冠英译）、《离骚今译》、《九歌》、《史记选》、《杜甫诗选》、《唐宋传奇选》、《苏东坡诗词选》、《关汉卿杂剧选》、《杜十娘》、《聊斋志异选》。
外国文学有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德国《海涅诗选》、挪威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柔密欧和幽莉叶》、法国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梅里美的《嘉尔曼》、俄国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果戈理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契诃夫小说选》、《高尔基早期作品选》。（文）
《我的履历书：大平正芳》，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194页。
大平正芳生于1910年香川县，1936年毕业于东京商大（现在的一桥大学）。1951年起投入政界，于1960年任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后任外务大臣、通商产业大臣、政调会长等要职，于1978年竞选中获胜，出任自由民主党总裁及日本国总理大臣。
此书是作为日本产经新闻社特邀稿先在《产经新闻》连载，后汇编为单行本出书的。书中简述了作者本人的阅历和政界生涯，并自豪地回顾了日中建交和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的会见。他满怀深情地赞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历史功绩，写道：“如果没有这两位伟大领导人的见识与决策”，那时肯定不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
大平正芳也是酷爱读书的人。书中自述，事情再忙，他也要每周一、两次去书店买新书来，有时甚至站在书摊前读完一本书。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认为，读书是“吟味生的喜悦的瞬间”。（益民）
《鉴真》，安藤更生著，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1978年第四版，252页。
鉴真法师（公元688—763）是盛唐时期我国扬州大明寺高僧，后于玄宗天宝元年受日本留学僧的聘请，决意东渡，六次起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历尽艰辛，终于天宝十二年渡日成功。当时他已是双目失明的六十六岁的老人，但他在日十年如一日，讲经传法，兴建佛寺，推广汉文，又亲自行医临症，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书作者早有《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平凡社）、《鉴真》（美术出版社），这一本是为日本历史学会《人物丛书》而写的第三本，省略了繁琐的考证，但也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益民）
书讯
震/善/公义/清怡/文/益民
漫谈鲁迅研究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耻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以上是鲁迅纪念韦素园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得沉痛极了。但是鲁迅又哪里会知道，在他一瞑之后，他自己的尸首也成了无耻之徒的沽名获利之具呢？
远的且不必说，一九六六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那个政治骗子陈伯达，就谬托知己，大放厥词，胡吹一通。那个还没有资格谬托知己的文痞姚文元，也以研究鲁迅专家自居，在那次会上，小放厥词，胡吹一通。批林批孔了，“四人帮”就拿《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来攻击总理。评论《水浒》了，他们就拿《流氓的变迁》来攻击邓副总理。“反击右倾翻案风”了，那个特务张春桥就大谈《风波》里的辫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请看，这不是拿鲁迅的死尸当作他们篡党窃国的工具吗？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从表面上看，这些年来，鲁迅比韦素园走运多了。全集出版了。每隔五年、十年纪念一次。有些大城市里，还建立了纪念馆；有些机关、工厂里，还设有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小组。不但没有被冷落到言行两亡的程度，好像还很热闹。但是如果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察，看看上述的那些热闹活动，有多少起是被大大小小的谬托知己的无耻之徒和骗子利用了，成为他们自炫、沽名、卖钱、获利、篡党、窃国的工具，统计出来的数字，一定惊人。
今天，研究鲁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卫鲁迅，使他不受和少受那些骗子和无耻之徒的糟踏。
政治骗子陈伯达的老底，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狄克是谁，不是没有人知道；姚文元的那本“权威”著作兜售的是什么货色，也不是没有人知道。可是，说来真怪，在“四人帮”垮台以前，没有听见专家们吭一声，而曲意逢迎，摇旗呐喊的，却大有人在。翻翻当时的报刊，那种谄媚的嘴脸，不是无案可查的。
前些年，苏修御用文人费德林、齐赫文斯基、艾德林之流，也趁火打劫，三番五次，拿鲁迅这张牌来挑战，骂上门来。而姚文元之徒却充耳不闻，笑骂由他笑骂，陶醉在自我封锁中，深怕我们的太平学术空气被扰乱了。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以上说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也并不是毫无问题的。我以为，研究鲁迅的生活、思想和作品，就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越是棘手问题，越要迎难而上；决不能看风使舵、因人论事，甚至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使鲁迅蒙冤地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比如，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关系是个客观存在，有鲁迅的文章、书信、日记、言论和行动为证。能不能因为瞿秋白出了问题（且不说究竟是什么问题），就抹煞历史事实，把我们今天对瞿的看法，强加在去世三十多年的鲁迅身上呢？不行吧。然而，在我们的评论中，有的干脆避开这个问题，闭口不谈；有的千方百计论证，鲁迅早在那时就已嗅出瞿秋白的叛徒气味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鲁迅充当一名算命先生。
一九七三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迅作品选集《无声的中国》。编译者在前言里提到鲁迅的一件轶事：一九三五年，上海苏联领事馆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鲁迅出席了。散会时，他发现他那顶有名的破呢帽，掉在衣帽架后面去了。他把帽子掏了出来，踢了它一脚，然后拾起，拍打两下，在戴上头以前，对他身边的人说：“这是一顶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呢，也就是那么一种人，一个拉车的。”这个轶事不但极有风趣，而且形象地表达了鲁迅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连语言都有个性。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位研究鲁迅的同志，那位同志却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不知道有这回事。这是对鲁迅的歪曲。”事有凑巧，不久前出版的一本鲁迅研究资料里，有茅盾先生的一篇文章，讲到那次小型招待会。他记得，被邀出席的只有宋庆龄、鲁迅、斯沫特莱、路易·艾黎少数几个人。另据《无声的中国》编译者说，说出上述轶事的就是艾黎。由此看来，那位同志不知道那回事，情有可原。至于断言那是对鲁迅的歪曲，就未免太主观。研究一个作家，哪怕只是那个作家的一个生活细节，还是虚心一点的好。不然的话，究竟谁歪曲了谁，可就难说了。
鲁迅留下的旧体诗，为数不多。有人认为，这一部分作品，问题不大，容易研究。其实不然。举一个例。鲁迅最早的一首诗《自题小像》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首诗的头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中的“神矢”，向来解释纷纭。有丘比德说，典出于罗马神话；有罗罗说，典出于拜伦长诗。但都象借来的衣服，套上总不合身，而研究鲁迅的专家们又不屑于一顾。前年，一位搞外国文学的人，谈起这个“神矢”问题。他认为典就出在鲁迅从小就爱看的《山海经》里。灵台就是《大荒西经》里的轩辕台，神矢就是《海外西经》里的穷山族不敢用以西射的利箭。他还认为那些坚持丘比德、罗罗说者，实在是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