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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日本遭受迫害而来，心里是很寂寞的，所以当他“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鲁迅《鸭的喜剧》）这本讲演集同样显示了盲诗人心情的寂寞。他无法排遣对旧中国的憎恶，他的讲演是专攻击中国的缺点。
书前有编者李小峰和朱枕薪写的前言，他们说，爱罗先珂离开日本到中国来的时候，曾经给日本人民留下美丽的童话。现在他返回祖国，留给中国人民的就是这本讲演集。在这些讲演里，爱罗先珂“对我们下了一番深刻而能使我们自省的针砭”。这本书包括讲演十篇，有的还是爱罗先珂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时的讲课记录。篇目如下：知识阶级的使命、现代问题、过去的幽灵、我们应该知道的几件事、世界语与其文学、公用语之必要、现代戏剧艺术在中国的目的、春天与其力量、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安特莱夫与其戏剧。
鲁迅说，爱罗先珂“不象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池边》译后附记）又说所以绍介爱罗先珂的作品到中国来，“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杂忆》）。在爱罗先珂的讲演里便不时发出这种苦痛的呼声和对中国不幸者的叹息。
当爱罗先珂在北京大学讲演的时候，听讲的人挤满了大礼堂，很多人都想从这位异国诗人的口中激发起对本国强权者的憎恶；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因了好奇心的驱使而来看这位盲诗人的。当这些人失去了新鲜感，他们再也不来了，因此当爱罗先珂讲俄国戏剧时（即《过去的幽灵及其他》所收的最后两篇讲演），四、五百座位的礼堂，只有一百多人了。在爱罗先珂讲授世界语的课堂上，却只有几个人来听课。这怎能不引起他的寂寞之感呢？
爱罗先珂是热爱北京的。他喜欢音乐，也喜欢孩子，甚至爱孩子们喜爱的小鸭子。那时，他还兴致勃勃地骑着小毛驴到西郊的公园去玩过。他到动物园去，让朋友们在一旁把一个个动物的名字都告诉他。进到鸟房里，他便高兴地嚷着：“小鸟都是人类的佳宾，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就要感到万分的岑寂了。”（见《景山之东·盲诗人的印象》）
爱罗先珂在北京还积极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他在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夜校举办的游艺会上拨起六弦琴唱了俄国民歌《斯钦卡·拉辛》，这是歌唱哥萨克的一位起义英雄。鲁迅参加了这个游艺会，听了诗人的吟唱，还将俄文歌词大意译为中文，题为《俄国的豪杰》，发表在当天出版的《晨报副刊》上。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在孔德学校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又引吭高歌《国际歌》。一九二三年元旦，他参加了北京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大会。
关于这次提灯大会，爱罗先珂在讲演里说：“起初，一切都进行得很好……但是不久，我们底灯上的革命和灯上的自由底火，开始一盏盏地灭了。黑夜的鬼怪们，一面呼喊着‘强权即公理’，一面扑到赤手空拳的学生身上，惨酷地打，纸灯被踏在脚下。”爱罗先珂亲历了强权者以武力来镇压学生们的场面，这怎能不增加盲诗人内心的激愤呢？
在讲演里，他还提到刚到上海火车站时，一下车就被许多英国人和中国巡捕围住，一面喊着，一面搜查。他们搜遍了盲诗人的全身和所有的行李，连来接他的朋友都不可幸免。
爱罗先珂不说中国的好话，鲁迅对此是极为欣赏的。鲁迅说：“我早就疑心我自己爱中国的青年倒没有他（指爱罗先珂）这样深，所以也就不愿意发些明知无益的急迫的言论。……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若象罗素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以后的几句声明》）爱罗先珂指出中国穷，是因为政府用钱去养军队，财主们用钱去赌博和讨姨太太……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他因为心境的过于寂寞而显得有点悲观，所以他说：“据我观察所及，上海的学生、教员、文学家、社会党、无政府党，一点没有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虽然他们亦许会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别人。”（《知识阶级的使命》）为此，他热烈地主张：“要扶助、引导一个民众从黑暗的域中经过了各种的危险和困难到自由、幸福的光明路上去，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件事就是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鲁迅是看到了爱罗先珂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里说：“我觉得作者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
爱罗先珂毕竟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虹之国》中，他便虚构了一个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理想国，并且宣扬只要大家肯辛勤劳动就可以达到这个理想国，所以鲁迅又说过：“至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一九三六年二月，鲁迅在回答南京的一位青年店员该读什么书的时候，便指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思想太浅了！这时距离鲁迅先生介绍爱罗先珂的著作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迅先生的思想更前进了。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如果光靠做爱罗先珂式的美丽的梦就远远的不够了。
直到临终以前，鲁迅先生也不知道盲诗人回到故国以后的下落。几十年来，因了鲁迅先生的绍介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爱罗先珂的消息，一直是人们很关心的。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人们才知道盲诗人爱罗先珂已经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故乡乌克兰的一个小镇逝世了。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我们仿佛又听到盲诗人拨起他的六弦琴低低地吟唱起来。
姜德明
韩素音和她的几本书
《读书》第二期刊登读者陈思明的来信，谈到韩素音的书。我想就此略占《读书》的篇幅拉杂谈谈，说不上是介绍。
当七十年代初期，“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直接控制下的北京某大学的图书馆的目录卡片里，韩素音的几本书的卡片忽然不翼而飞了。明明以前有人借过的也无影无踪了。原来是都抽出找人“审查”有无说到“白骨精”等人之处去了。这大概是在周总理接见了韩素音的时期。由此可见“四人帮”无知和虚弱到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不知道韩素音写了什么书，书中说的是什么，他们害怕得神经衰弱了。其实韩素音并没有提到那几个丑类。
“四人帮”粉碎了，韩素音的几本书的卡片又出现了。我在养病中就借来看了看。因为彼此是同代人（她生于1917年），而且差不多同时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和重庆，她说到的人和事我也略有所知，所以她的几本回忆录式的半自传半历史的书使我特别感到亲切。仿佛我也重新看到了红尘十丈的“故都”，武汉的撤退，长沙的大火，重庆的大轰炸，以及抗战初的香港；甚至于关于大战前夕的比利时和大战中的英国，她谈的也是她自己和中国人的事，并不生疏。就我所知，她说的都是真人真事，大致可信，只有几个人名是改换了的。当然，这究竟是自传，带有她个人的色彩，往往“笔锋常带感情”，而且她的解说也不一定都靠得住，这毕竟不是考订过的历史书。至于其中的中国现代史的一些篇章，我的印象是，大体有据，不过有些出自当时的报纸和传闻，有的不知出自何处，也有她的自然流露的观点。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虽已再版，但只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史话”似乎暂时还只能是“文史资料”，不能写成历史书。所以她的“史话”部分也可供看不到这段史料的较年轻的人参阅。我因为那是经历过和知道过的时代的政治史，就只粗略看一下，不好妄加评论。她的书中把这些都另写成章节插在里面，完全可以跳过去单看她的自成体系的连贯的自传。我觉得她在文学性的回忆录中写的正是当时历史的生动的细节，反映出历史的背景材料，对了解当时我国的社会和政治更有帮助。
她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例如她写辛亥革命时情况，因为不是亲身经历，所以除利用家中人的回忆（包括她的叔父在解放后写的自我批判）以外，还访问了熟悉当时情况的李人，到成都同这位“能说很漂亮的法语”的作家长谈。从李人的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死水微澜》等《大波》三部曲里，我们知道作者是有志于描述这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四川社会的。可惜他的计划未能完成，书虽在解放后曾又出版，现在大概知道的人也不多了。
韩素音的书不是小说，而是亲切的谈心，自然而坦率的回忆。自传部分和历史部分文体不同，其实是“合二而一”的书。
我现在把看到的她的几本书列下，略作解说，但书不在手，仅凭记忆，不能多讲。
《目的地重庆》或《到重庆去》（Destination Chungking）。这是她写的第一本书，1942年英国出版。写的是她在抗战初期从欧洲回国，由香港到武汉，然后撤退，经长沙、桂林转往重庆。她走的这条路是许多人都走过的，当时几件大事也是许多人熟悉的。可是她写的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她在归国船上遇见了一个幼年便认识的人，就结了婚。这人是国民党军官，蒋介石的“忠实信徒”，戴笠的部下。于是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要为抗战工作，而丈夫不许，连当一名医护人员都不行。（不过在这本书里她还没有认识到国民党不抗战这一点。）她闲得无聊时看到一个女友在写书，便也写起书来，女友帮助她在英国出版。这是背着丈夫干的，所以用了笔名韩素音。她当时热心抗战救国，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政权还不认识其反动性，可是在书的末尾却天真地赞扬了劳动人民。后来，她的丈夫在“审阅”这本书时看到末尾而大怒，说她是共产党，竟把她打了一顿。她在以后的自传里说到这书，作了自我批评，也说了她丈夫和她的这场冲突，其实她当时丝毫没有共产党倾向。这一来，反而促使她后来真的接近了一个地下的共产党员并给她帮助，由此认识了丈夫的反动和卑鄙的面貌。这是后话。本书是“处女作”，文体还未成熟，而且是经过女友润色的，是自传中较幼稚而呆板的一本。不过她写武汉撤退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情况是很真实的。
《凋谢的花朵》（Amortal flower），1966年美国版。她写这一本在前书之后，但叙的事却在前，从1928年说到1938年。她在当时北平上学、工作，去欧洲学医，作抗战宣传，最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这书中除叙述政治历史各章以外，是很亲切的回忆录。她在东单附近的天主教的“圣心”女校（Sacré…coeur）上学。这个学校分法语和英语两科，是有不少中国人也进过的。她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她由梅贻宝的帮助进了燕京大学为协和培养的医预科。然后由一个掌握去比国留学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