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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到作者的人格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他谈到健康的文学与颓废的文学，他说：“从悲剧到闹剧，不管哪个类型都行，不过一部剧本要有使人喜见乐闻的东西。它必须宏伟妥贴，爽朗优美，至少是健康的，含有每种内核的。凡是病态的、萎靡的、哭哭啼啼的、卖弄情感的以及阴森恐怖的、伤风败俗的剧本，都一概排除。我担心这类东西毒害演员和观众。”
他摈斥那些拿文学来出锋头的人：“……人们不认真对待全局，不想为全局服务，每个人只求自己出锋头，尽量在世人面前露一手。……到处都是想出锋头的个人，看不见为全局和事业服务而宁愿把自己摆在后面的那种忠诚的努力。”
他谈到要深入钻研：“有些高明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本性要求对他们要写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
他说到生活是创作源泉、作家要熟悉生活。他说他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定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
因为病的关系，我只随手录下几个片断，但这每一精彩的语句、是多么令人惊喜，又多么引人深思啊！
东山魁夷之美
有一段时间病痛不能读书，我就坐在躺椅上欣赏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画册。我感谢他上次来中国访问赠送的《东山魁夷的世界》两本画集。这些日夜，我完全沉入东山魁夷之美。我从一幅幅画上珍重的寻思着：大自然是美的，但只有自然之美倾注于东山魁夷，而后东山魁夷以特有的色彩表现出极美的意境，给予大自然以生命，于是这画比大自然更美，东山魁夷的心灵给予大自然以特殊的美。文学艺术毕竟有其共同规律的，我想起宋人马存论司马迁文总结一句：“醉把杯酒，可以吞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然后归而治文著书。”当我惊叹于“山云”和“涛声”时，我面前就涌现了日本的山与海。特别使我迷醉的是《夕静寂》，整个画面是深蓝的暮霭，中间只垂悬着一道小小雪白的瀑布，这真是神来之笔啊！我欣赏东山魁夷之美，不过我不会写一篇论文，因为我不是评论家，我学习的实践在于创作。如果说当年我钻研舒伯特时，我以音乐著文，写了《平明小札》中几段；这次在病稍愈时，我以画著文，写了《昆仑山的太阳》，其中若干片断，有人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其意至深。
再读卢森堡的《狱中书简》
第一回读这本小书是在长江航船上，那次，我写了篇《长江三日》，其中引了书中一段。我惊奇这个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红色卢莎”心地那样纯洁，对一只小鸟、一株小草，一片落霞，都充满那样柔情。这次病中又看了一遍，我在其中一封谈文学的书简中发现这样一句话：“在我心灵中，我觉得这种形式和世界观的分割使得作品非常空洞。因此，这种美丽的外形，对我只是一种丑态而已。这些作家常常制造非常优美的情调，但光是情调绝不能产生真实的人”。我更深入的理解：在书简中写到一群被奴役的囚犯时，她描写一只奋力拉车的疲惫不堪的牛，那样厚的牛皮被鞭挞出鲜血，那牛的两眼露出那种悲哀的眼光。读到这里，我深感卢莎对压迫阶级的愤怒简直象火；是的，正是这样真正的革命家，才能对生活，对大自然充满纯真的爱，她的心象水晶一般透明洁白。从这本我想起出版一套传记文学丛书非常必要。我觉得通过哥德的传记会更了解他的诗，通过托尔斯泰的传记会更理解他的小说。我们要学那些书，首先要学写那些书的人。我一直认为我们出书缺乏计划性，这样一本作品，那样一本作品，象一棵棵孤零零的树。为什么不在一个时间，集中力量，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出一套选集呢？当然，这需要有译莎士比亚全集那样的人，但也可象泰戈尔作品集那样组织大家译。这样一套作品集中也应该有一本作家的传记，这对于专心学习某一个作家，对于发展多种风格都有好处。
从《沫若自传》谈起
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给我弄到香港出版的一套四本的《沫若自传》。我非常喜爱这套书，装帧印刷都精美，特别是四本一次出齐，这个风气值得提倡。与此同时，又收到冰心同志寄赠的一本《小橘灯》。这两种书引起我很多回忆。我十三岁，在大街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原来我只读中国旧文学，最喜欢的是《红楼梦》，从这以后我开始接触了新文学，冰心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至今我脑中还深印着《寄小读者》的片断。后来，我读得最多的是郭沫若的散文。长大成人，我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书籍，但从刊物上看到《浪花十日》，我还非常喜爱。我想这些都与我爱好写散文有关系。当然，往远里说，我受过一些古文学的薰陶。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我说中国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家，诗与散文象两条姊妹河流穿流在我们悠久文学历史之中。我从幼小时就爱读散文，但我不喜欢说理性的文章，如韩愈的《原道》，我喜欢抒情即景的《桃花源记》、《北山移文》和《赤壁赋》。但，真正使我动手写散文的却是冰心、郭沫若。我很奇怪，我们翻译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散文却很少。但，很多外国大作家是写了优秀散文的：布封是个理论家，他写了动物肖像的散文；达尔文是科学家，他的《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是多好的散文；海涅是诗人，写了四部很出名的散文；马克·吐温是小说家，写了《赤道环游记》。近代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巴金都写了极优美的散文，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中国的外国的散文的书出版。
刘白羽
劫余书屋散简
弁 言
躬逢“四害”，书亦遭灾。劫后检存，所余无几。夜深偷读，颇有遐思。结绳以记，藏之野墓。“四害”既除，乃稍加整理，名之曰：《劫余书屋散简》。今公之于世，一以示不忘十年长夜，一以庆旭日又复东升。
不怕神威与内心自由
据说，伊壁鸠鲁曾经强烈地吸引过马克思。因为这个哲学家有一个奋起反对宗教压迫的“能动的原则”：
“不惧神威，不畏闪电，
也不怕天空的惊雷。”
比起陈阿大之流的断喝来，惊雷算得了什么。比起深夜破门的抄家来，闪电算得了什么。比起信口点名之后，就使你马上“失踪”的某种“首长”的威风来，神威算得了什么。因此，比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屹立于凶风恶浪之中的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来，伊壁鸠鲁实在算不了什么英雄。
黑格尔承认，在罗马世界统治者的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当个人精神上的一切美好崇高的事物都受到横暴摧残的时候，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我辈蚁民，当不了在凶风恶浪中屹立不动的英雄，无已，就只好缩在一角，做个保持着“内心自由”的“隐士”了。但是，还得经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说梦话，把内心自由变成枕边自白，以致泄漏天机，得罪“首长”，招来灭门之祸。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做到：有朝一日回忆起这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时期时，能和托马斯·曼在《我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无愧地说一声：“对于它，我从来没有曲意奉承，而且，无论在我的艺术上、政治上、道德上，从来没有对它卑躬屈节。”
敌人的优点与战友的缺点
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马克思写给费尔巴哈一封信，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创刊号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信里提到：“即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一切优点。”
肯于和敢于承认敌人的一切优点，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为马克思。
弗兰茨·梅林说：“在社会生活中，再也没有比那些心胸偏狭的激进的空谈家更恶劣的假道学了。这些人披着美德这件破外衣，肆无忌惮地诋毁那些眼光敏锐而富于自由思想的人，仅仅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历史生活的更深刻的联系。”梅林说：“马克思永远是站在后一种人这一边的，尤其是因为他根据亲身经验深知那些‘有德行’的人是怎样一种人。”
你想，那些超左派的“假道学”，一看到这种论调，还能混得下去吗？无怪乎到后来，他们的某些信徒兼骑士，索性撕掉假面具，要给马克思、恩格斯贴一百张大字报了。
“不见佳”和“细看亦不佳”
宋荔裳小时读《史记》，一个老学究见了，问所读之书是谁的大作。宋答道：司马迁。老学究又问：这位司马迁是进士还是举人？宋答：既非进士，又非举人。老学究拿起《史记》翻了翻，把书丢在桌上，说道：“亦不见佳，何用读为？”
在中不了进士、举人的老学究眼中，进士、举人，那还了得！能作为范文的东西，当然非出自进士、举人之手不可！何物司马迁，既非进士，又非举人，居然敢自不量力，信笔涂鸦，误人子弟！说是“亦不见佳”，还幸亏老夫子厚道哩！
假使说，三家村老学究，孤陋寡闻，识见卑下，如此作为，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堂堂的明代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的类似行径，就未免有点那个了。
何景明很看不起宋人的书和宋人的诗，甚至认为：“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同时代的杨慎不服，试举宋人张文潜的《莲花诗》和杜衍的《雨中荷花诗》，问何景明此乃何人所作。何一看诗写得很不错，就说，一定是唐人的诗。杨慎告以出处。何景明感到下不了台，“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见佳。”
好个“细看亦不见佳”！为什么不见佳呢？决不是因为何先生细看了一下，看出了毛病，而是因为何先生知道了那是宋人之诗，他摆脱不了成见。
呜呼！虽是好诗，只因是宋人所作而非唐人所作，就“细看亦不见佳”了；虽是好文，又因是司马迁所作，而并非进士、举人所作，就“亦不见佳”了。真是：诗人而岂可不为唐人乎？文人而岂可不为进士、举人乎？
防老于未衰
不要以为我将在这个题目下面大谈长寿法，我想说的只不过是《太平御览》四百九十九卷里所载的一个笑话。
一个平原陶丘氏，娶了一个渤海墨台氏女。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结婚后，两小口子过得挺不错。可是做女婿的见了一次丈母娘之后，竟莫明其妙地要跟老婆闹离婚。老婆没办法，只好回娘家。但大概是出于好奇心吧，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