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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闻一多的作品素无研究，目前又有其它任务在身，无力对上述佚诗作全面的分析评价，仅提供上述线索，供出版部门及闻一多的研究者、爱好者参考，并期待有一部更为完备的《闻一多全集》和更为精当的《闻一多选集》问世。
王康同志的《闻一多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传中把闻一多的诗作一篇篇地“溶化”了进去，耐人寻味。
陈漱渝
闪光的铜板
读《鲁迅日记》，稍有忽略便不易觉察其中的意义。
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鲁迅日记》上有这样一条记载：“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读了这条记载，我们便可以明白，为什么鲁迅在上海的最后若干年，年年都在日记里记载买茶叶的事，而且为什么要一买就是十斤、二十斤，甚至有一次买了三十斤。（见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鲁迅日记》。）真是，平常家居度日哪有买上十斤茶叶的呢？
“内山君”，当然是指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但是，鲁迅施茶为什么要把茶叶交给内山完造呢？
其实，这也是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一项小小的合作。
最近偶读内山完造的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中译本名《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鲁迅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指出这本书的致命缺点是“多说中国的优点”。内山先生长住上海，自以为是个“中国通”。但是，他所见到的中国和所议论的中国，还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书中有一篇《便茶》，也记载了关于施茶的事。原来每年夏季，在内山书店的门前都设立一个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者来饮用。内山说，在炎热的天气里，柏油马路被太阳烫得都起泡了，“半裸体的劳动者的身体上汗油直流，用出平生二倍三倍的气力来拉着，渴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这情形，显然是鲁迅与内山在一起议论过，于是一个人供茶叶，一个人供开水，茶桶便设立起来了。“先投入一大袋的茶叶，然后渣渣地将开水倒了进去。”从此，每逢春天一到，鲁迅先生也就想到要买新茶了。
鲁迅先生一向关心城市低层劳动者——人力车夫的生活。早年，他写过小说《一件小事》，歌颂了人力车夫的优秀品质。以后，在他的杂文、书信，甚至在日记里都关心着他们的命运。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关于“车夫大闹”的事，近读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其中也有记载。当时新兴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发展，人力车夫的腿怎么也赛不过它，很多人力车夫陷于无法求生的境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北京的人力车夫愤怒地上街把电车颠复了，他们以为摧毁了电车便能够得到营生。结果，得到的却是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有很多车夫被杀害了。据说，他们临死的时候，还激动地喊着朴素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打倒电车！团结万岁！”这次事件，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无限愤慨地说，车夫们流为“土匪”，已经为时不远了。说车夫们流为“土匪”，实际是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力车夫们快要起来反抗和造反了！
起初，内山完造还得意于来饮茶的那些劳动者“没有国籍相异”，意思是指人们对于日本还不抱什么歧见。后来，他却发现这些来饮茶的人力车夫对于日本并不是没有“相异”的看法。他说：
“在我所设置的便茶的桶底，常常发现一二个铜子。起先还总以为是孩子们淘气，抛进去的，其实是大错了。那原是为不收分文无条件地供给的便茶所拯救了的极渴的劳动者们所献，衷心之所献奉也。
这一个铜子，有时是他们被打被踢，甚至流了鲜血才换得来的。……我不能不向十万人的车夫致其感激之辞。”
那些饮了便茶而又不愿承受外国人施舍的人力车夫是爱国的，即使在这些小事上也保持了劳动人民的品质和尊严。难怪连内山完造也深深地感动了。但是，掷钱于桶底的人力车夫们当然不知道书店主人对于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更不会知道这茶叶却都是一向关心他们疾苦的鲁迅先生所赠，而且是先生专门托人从茶区买来的春茶呢！
当我再读到《鲁迅日记》里关于买茶叶的记载时，我的脑海里便联想到，鲁迅先生每逢得到新茶之后，便欣喜地提着茶叶往内山书店走去；同时也浮现出内山书店门前的那座茶桶，和茶桶底下扔着的几个铜板，那闪闪发光的铜板……。
爱默生说，“只凭才华是成不了作家的。一部作品后面，必须有个活人。”
这话有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到生活里面去。否则，哪来的“活人”！
姜德明
鲁迅《哀范君三章》和跋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写了《范爱农》。在文中说，得到范爱农的死讯后，“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一九三四年，杨霁云先生编《集外集》，请鲁迅把记得的六句写出，再补作两句，收入《集外集》，加上个题目叫《哭范爱农》。
一九三八年，许广平编《集外集拾遗》时，在《新苗》第十三册上看到许寿裳《怀旧》中记录了鲁迅的哀诗三首，在《宇宙风》第六十七期周作人《关于范爱农》中记录了《哀范君三章》。这才知道是三首诗。许广平根据《怀旧》中的说法，把题目定为《哀诗三首（悼范爱农）》。周作人的文章里，还记录了鲁迅写的跋，说：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
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
一声，群小之大狼狈。……
一九五七年《集外集》注释本把
诗题改作《哀范君三章》，注里说：“这里是根据周作人《关于范爱农》一文中所记当时在绍兴《民兴日报》发表时的原题。”又把周作人记录的鲁迅跋文收在注里。大概因为没有看到鲁迅跋文的原稿，怕周作人的记录不可靠，所以没有把跋文附在诗后，把它收在注内，这是谨慎的做法。
一九七七年编注征求意见本《集外集拾遗补编》上卷里收了《稿后附言》，把这篇跋收进去了，那时已经看到了鲁迅手迹，作“辟历一声，速死豸大狼狈”。查《鲁迅诗稿》作“速死豸之大狼狈”，不知何以删去“之”字？从这里看到周作人擅改鲁迅原文，把“速死豸之大狼狈”改为“群小之大狼狈”，见得一九五七年注释本不把跋文收入诗下的慎重做法是对的。周作人为什么这样改呢？可能他不懂，不改怕人家问他不好回答吧。其实“速死豸”并不难懂。鲁迅在《阿Q正传》里提到有人打阿Q时，说是“人打畜生”，阿Q说：“打虫豸，好不好？”虫豸比畜生更低，“速死豸”相当于该死的畜生。周作人把它改为“群小”，还是把他们提高了。
振甫
记陶行知祝贺《鲁迅全集》出版的一首诗
一九三八年，当陶行知先生在国外开展国民外交时，向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推广《鲁迅全集》的征订工作
一九三八年在“孤岛”上海出版了煌煌二十巨帙的《鲁迅全集》。这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关于《鲁迅全集》的出版经过情况和它的重大意义，我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厦门召开的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九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协作会议上，曾作了一个纪念《鲁迅全集》出版四十周年的书面发言（后刊《厦门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二、三期合刊），这里不再重述。现在补充一点《鲁迅全集》出版史料。我国著名教育家、卓越的民主战士陶行知（1891—1946）当年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美国访问时，向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开展了推广《鲁迅全集》的征订工作。在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
许广平同志在一九三八年版《编校后记》中，谈到《鲁迅全集》得到上海和各地的友好帮助，开展征订预约工作时，曾提及“国外方面，美国由陶行知先生推动，购者踊跃”的事实。按，陶行知先生一九三六年七月，和沈钧儒、邹韬奋等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在全国人民中间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年十一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以“爱国有罪”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陶行知恰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免遭逮捕，但却又一次遭到通缉。陶行知访问美国时，除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发动华侨捐款救国之外，还代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中间开展征订预约《鲁迅全集》纪念本的工作。《鲁迅全集》纪念本很是精致，曾由胡愈之同志征得蔡元培、宋庆龄先生的同意，刊印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及《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发行了征订纪念本的预约券。这种精制的纪念本分甲乙两种，甲种文字用道林纸，插图用铜版纸，布面精装，书脊烫金，每部五十元；乙种本用皮脊烫金，附有蔡元培题签《鲁迅全集》的柚木书箱一只，每部一百元。
陶行知在美国积极推动征订《鲁迅全集》预约券的，自是这两种精制的纪念本。当时受到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踊跃”订购。可惜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不详。
陶行知先生是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回到香港。而六月二十四日在海外（是否在美国未能考定）写了一首祝贺《鲁迅全集》出版的诗：
满地荆棘满天云，
前路先生认得清。
点起火把六百万，
照人创造到天明。
热情地歌颂鲁迅先生处身于“满地荆棘满天云”的三座大山统治下，看清历史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点起火把六百万”说的是《鲁迅全集》中鲁迅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六百万字的辉煌巨著。陶行知把鲁迅先生的著作比喻为燃烧着的火把，每一个字就是一支火把，六百万字就是六百万支火把。千万支火把汇集成光辉的火炬，照耀着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去战斗，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前进。
陶先生这首诗，后来由郭沫若同志于陶先生逝世半年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编入《行知诗歌集》。郭老亲自为这部诗歌集前后校读了两遍，并对经过誊录的抄稿，作了一些校正和添改。郭老还为《行知诗歌集》写了一个《校读记》，说明校正和添改的情况。郭老对陶行知的诗有较高的评价，《校读记》上有这样一段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郭老说：“校读了陶先生的诗，委实使我心悦诚服。他不仅是开创时代的哲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陶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