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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一书，毋厌浩繁。”解缙等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功夫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认为该书过于简略，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再命姚广孝、郑赐、解缙等人重修，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抄写、圈点等工作。启用了当时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还指派苏叔敬等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永乐大典》修纂时，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将自古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或整篇，甚至整部抄入，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辑入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达七、八千种。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定稿进呈，经过明成祖的审阅，他十分满意，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开始清钞，第二年的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左右。
二
这样一部煌煌巨制，仅用五年时间就修纂完成，回顾一下修纂过程，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
首先这同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明成祖实际上是这项工作的发起人，而且亲自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从撰写序言和命名来看，也足说明他对这部百科全书的重视。编纂《大典》的主持者姚广孝、郑赐、解缙等人，不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富有实干精神，他们决不象一些官修书上徒挂虚名的达官贵人，从商订《大典》的凡例起到最后定稿，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是切实地负责了修纂过程的始终的。
这么大一部巨著，参加人员如此之多，假若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分工，显然是难以顺利进行的。虽然关于当时修纂的详情记载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钩稽出大体情况。监修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以下设有副监修、总裁、副总裁共数十人。监修、总裁总其大成，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以外，又各兼一实际任务，领导编辑若干人，从事各该部门的编纂工作。如果该部门范围较广的话，再分成若干小组，按照所分的范围，由编辑人员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使用了大量的抄写和校对人员，负责核实资料和缮写工作，还设有“催纂”五人，来监视编辑工作的进度。整个编纂机构虽然庞大而并不臃肿，人手众多并未造成杂乱，由于组织得法，分工细致，保证了整个工作的顺利展开。
这次修纂《大典》，一方面能够知人善任，选用了一大批积极肯干而有真才实学的官吏和读书人。象梁潜、王达、胡俨、邹缉、曾等，都是一批博物洽闻的饱学之士。有一次明成祖曾经摘录一些书本上的疑难隐僻的事情来专门考问曾，他应对如流，“靡不悉对”。胡俨这人从小就好学，对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等方面典籍“无不究览”。另一方面能不拘一格，选用各方面的人材。有个叫陈济的，就是以布衣身份召来担任都总裁，他对《大典》的修纂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不仅与姚广孝等人将《大典》的体例制订得秩然有法，十分得体，而且对工作中发生的疑难问题，都能“应口辩析无滞”，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该博的。又如“医经方”副总裁是太医院医生蒋用文、赵友同担任，僧人释道联担任了释教的副总裁，对民间文学很有修养的李昌棋，擅长阴阳之术的裴仕杰，精通星历和数学的薛富等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有许多人直接来自民间低层，各人的专长都能得到发挥。我们可以这样说，修纂大典是荟萃了各种专科的优秀人材，怪不得当时有人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人员的盛况。
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优裕的条件。明成祖让编辑人员到皇家图书馆阅读图书，“尽读禁中之书”，“学识益进”。为了上班行走方便，安置住在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为了让编纂工作夜以继日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无疑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
《永乐大典》修成后藏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于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把文渊阁的藏书挑选了一批运来北京，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直到公元1441年（正统六年）才移入北京的文渊阁。《永乐大典》大概也是这时从南京运来的，由于特别重视它，运到北京后就贮藏在文渊阁附近的文楼。
《永乐大典》从未刊印过，虽永乐年间修成后曾想刊刻，因“工费浩繁而罢”，万历时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又提出刊刻一事，也没有实行，只有重录过一部。那是在嘉靖年间，因为宫中发生了一次很大的火灾，三殿被焚，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于抢救及时，大典得以保全。为了防止再遭不测之虞，决定重录一部。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由徐阶等人负责重录，选拔各色善楷书人程道南等一百零八人。规定每人日写三页，抄毕有专人核对，“遇有差错，即要另写，不拘一次二次”，极为慎重，前后用了六年时间，直到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方告成功。自此之后，人们称重录本为“嘉靖副本”或“副本”，永乐年间修纂本为“永乐正本”或“正本”。副本的字体大小及装帧全部仿照正本。虽然副本抄录极为工整，但比起正本来已经差远了，以至徐阶曾感慨地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要找这样的抄写人是很难的呀！”
重录工作完成后，永乐正本仍归藏文楼，嘉靖副本贮藏在皇史晟。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副本了，正本毁于何时？史籍无明确记载，一般人估计亡佚在明亡之际。
清雍正末年，又将《永乐大典》由皇史晟移至翰林院，直到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检点《大典》已亡散二千余卷，虽多方查访，没有找到下落。当时有个叫黄寿龄的官员，私自带六册《大典》回家阅读，被人偷去，官府为此严令缉查。因《永乐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与纸铺未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悄悄放到御河桥边，因此这六册《大典》失而复得。这件事说明乾隆时对《永乐大典》的保管，尚为重视。但道光之后，此书即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官员们乘机偷窃。据说偷盗的翰林院官员十分巧妙，早上入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如《大典》两本大小。晚上离院时，将棉袍穿在身上，而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内。看守者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回去，丝毫不起疑心。日久月累，竟有人偷盗一百多本。《大典》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重视，曾用十两银子一本的高价暗中收购，以致此书亡佚日多。
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受了空前的厄运。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余皆散落在瓦砾之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它来构筑工事和铺路，肆意糟蹋。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外国侵略者，乘机抢劫。当时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事后有个译学馆官员在乱兵马槽下面，还拾到数十册呢！直到清末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时，仅存六十四册。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痛心的。
四
在明代《永乐大典》长期深藏禁中，成为封建帝王修饰“文治”的点缀品，未能利用。据史籍记载明孝宗曾经看过《大典》中有关医药部分，还抄录一些失传的药方赐给太医院，这算第一次与社会有所接触。下令重录《大典》的明世宗也十分喜欢这部书，常有几本放置案头查阅。明末崇祯二年，因经常发生日食的缘故，徐光启曾将《大典》中有关日食的章节刊印过。在明代查阅与使用《大典》总共以上三次而已，对于社会并未有过什么大的贡献。
对《永乐大典》的利用，是清代才开始的，最早知道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全祖望和孛绂。雍正年间，他们同在三礼书局得到阅读的机会，发现其中有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于是二人相约，每天读二十卷，把要辑的几种书标出来，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大典》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归乡，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但他们已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种久已失传的书籍，他们的成绩，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清高宗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曾充分利用《永乐大典》来辑佚书籍，并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开始时工作人员为三十人，后增至三十九人，到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六年）共辑出书籍三百六十五种，其中象晋杜预《春秋释例》、唐林宝《元和姓纂》、宋薛居正《旧五代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著作，全靠这次辑出得以流传。
嘉庆间修全唐文和道光间修一统志时，翰林院内一些对古代文化典籍有兴趣的人，都做过辑佚工作，其中以徐松最有眼光，而且魄力也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辑出的《宋会要》、《中兴礼书》等，都是几百卷的大书，四库全书馆没有敢办的书，却由徐松辑成了。此后光绪年间缪荃孙等人也曾作过零星的辑佚，这已是尾声了。
总的来说，清代利用《永乐大典》所做的辑佚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抢救出不少有用的文化典籍，对当时的学术研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令人满意。乾隆开四库馆时具有良好的条件，理应工作得更好些，由于处在封建专制最强盛的时期，辑佚的目的，专为封建政治服务，对于其中科学和进步思想的著作，许多摈弃不辑，有些地方反而取其糟粕而遗其精华。当时还辑出一百多种没有粘缀成册的散片，只要稍作加工即可成书，由于主持人贪图省工，草草了事，以致本应抢救出来的文化遗产，又遭散失了。
五
自清末以来，《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散割裂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和私人手里，成为他们的陈列品或是高价待估的商品，多年来北京图书馆尽力收购，至解放前夕，仅有一百余册。解放后，党对保护古代文化遗产极为重视，国内许多私人藏书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纷纷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永乐大典》捐献给国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民主德国也将过去沙俄等侵略者劫走的六十七册归还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北京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已增至二百一十五册了。
1960年中华书局把当时收集到的国内外所有藏本及复制本共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对《永乐大典》系统地整理出版，还是第一次。虽然影印本仅占原书的3％略强，因《永乐大典》每一册都象一个历史小渊海，其中仍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例如我们可以从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