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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以后，我们读起它仍然深受感染。尤其可贵的，是长诗在赞颂中所勇敢坚持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列宁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他的诞生并非由于某种超自然的意志或偶然的幸运。诗人把领袖的出现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通过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矛盾发展的概括描述，看成是当时欧洲和俄国阶级斗争客观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势造英雄。对于列宁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诗人同样摒弃那种宗教式的“天才”论点，不是当作天上掉下来的信条，而是看作从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总结、集中起来的客观真理。诗中写道：“充满着群众的力量和思想，列宁也和阶级一同成长。”
特别是，诗人以大无畏的气概和尖锐的笔锋，反对了把列宁同志帝王化、神仙化、偶象化的唯心主义、机会主义态度。他写道：
难道描写列宁
也能够
来这么一手：
“啊！上帝恩赐的
天才领袖？”
不！假如他真是
帝王、
救世主，
我会由于狂怒，
一切都不顾，
我会冲入
送葬的队伍，
把顶礼的人群
迎头拦住。
我要把
最响亮的
诅咒的字眼
找到，
当我
和我的呼声
被踩成肉酱的一刹那，
我要把
渎神的话
炸弹似的
掷上云霄，
向克里姆林宫
怒吼：
“打倒！”，
这些年来，每当我读到这火一样真挚、强烈的诗句，总感觉自己的心扉被它深深地感染和敲动。列宁同志当然不是帝和神，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描述的，列宁是“在人世间生活过的所有人中，最深入人世的一个人”，“他不论大事小节，都和人民一致，他比面包还要朴实，他比钢轨还要正直。”
作为一篇诗，即使是长诗，作者也不可能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列宁在阶级队伍中成长的过程和列宁主义从实践中丰富发展的全貌。但是，《列宁》诗中难能可贵地用诗的语言表达了科学的精神，始终把列宁作为一个人去塑造。这不但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多的，而且在其他形式的对领袖的宣传上也为近些年来所少见。这一点，是我们今天阅读《列宁》所感受最深的。
在宣传中，包括在文艺创作中，是把领袖变成神，还是当作一个人，是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抱宗教迷信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说到底，这是维护还是损害革命领袖的问题，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把列宁写成一个人，并没有减少列宁的威信和光辉。而且我想，《列宁》诗之所以打动人心，脍炙人口，很重要的就是由于坚持了科学精神。可以说，要想形象、亲切、生动、丰厚地再现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必须坚持科学精神。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这种科学的宣传方针，是于领袖有益的，是于革命有益的，是受人民欢迎的。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假高举以骗人，借高举以营私，在宣传上大搞极左、形而上学，把领袖当成“神”去歪曲，干了大量的坏事。毛主席早就对此十分反感，说是“讨嫌”！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拥护领袖，更不是什么“高举”，事实的发展已经做了最有力的否定。他们那种不老实、反科学的宣传，一损领袖形象，二害革命事业，三为人民群众所厌弃，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反科学的宣传方针，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科学。
重读马雅可夫斯基诗《列宁》，此其时矣！
良化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1803—1870）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向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最近，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再版，又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但是，由于一种不可靠的传说，使一些读者对是否能够肯定这部书产生了疑惑；有人甚至简单地推论说：如果敌人说它好，那么它想必坏。
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部好书，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赞扬它，同时反动阶级也别有用心地为它捧场，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基度山伯爵》的遭遇不过是其中一例。但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文学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判者。一百多年来，小说《基度山伯爵》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①；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就是《基度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②。这一切表明，人民早已给这部小说作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肯定评价。
人民评判一部书的好坏，总是首先检验它对人民的态度，看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作用。《基度山伯爵》的中心内容，是水手邓蒂斯被告密而遭迫害，越狱后化名基度山伯爵报恩复仇的故事。按主人公邓蒂斯——基度山伯爵的经历，全书可分为蒙冤和报恩复仇两大部分，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时期。我们就结合这两段时代背景，分别考察一下小说两大部分的社会意义。
一八一四年，欧洲封建君主的反法联盟搞垮了拿破仑帝国，把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波旁王室重新扶上王位。拿破仑帝国政府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波旁王室复辟是历史的一个严重倒退。人民痛恨复辟政权，于是把流放在爱尔巴岛的拿破仑当作反复辟的象征，盼他归来。封建复辟与人民反复辟，构成波旁复辟王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大仲马笔墨所至，对王室复辟初期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作了不少点染和勾勒。在第一章（《船到马赛》）中，我们可以看到，水手邓蒂斯和船长摩莱尔对拿破仑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而在第六章（《代理检察官》）和第九章（《订婚之夜》）中，我们又可以听到贵族社会对反复辟人民的憎恨和惊恐的言谈。马赛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说：“爱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是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党徒因此就有了希望。马赛到处是领了半饷休养的官儿（指前帝国官员——笔者），他们每天都为极轻微的小事借口和保王党吵架，所以上层社会之间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则时时闹暗杀。”其实尖锐的政治对立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渗入了维尔福自己的家庭：维尔福死心踏地攀附复辟政权，他父亲诺梯埃却在主持推翻复辟政权的密谋。
然而，复辟初期的阶级斗争，在小说中主要还是通过水手邓蒂斯的蒙冤来表现的。
就在波旁王室复辟近一年后，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回国“百日”复位前夕，邓蒂斯因为在返航途中曾去爱尔巴岛，替那不勒斯国王穆拉特（拿破仑的妹夫）送一个包裹给拿破仑；并且受拿破仑之托，还将送一封密信给正在策划起事的巴黎拿破仑党人，不幸被人告密并被打入死牢。货船押运员邓格拉司和渔民弗南告发邓蒂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个人动机——邓格拉司妒嫉邓蒂斯即将升任船长，弗南怨恨他“抢去”自己心爱的人，维尔福怕他传送密信的事泄露，牵连其父，殃及自身。不过，驱使他们这样干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政治上都站在反动的复辟政权一边——邓格拉司和弗南，正如他们在告密信中自我供认的，“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而维尔福本来就是复辟政权镇压人民的鹰犬。另一方面，受害者邓蒂斯固然不了解包裹和密信的内容，但他在感情上倾向于拿破仑，行动上参与了拿破仑的“百日”事变。邓蒂斯的蒙冤，象一个腾跃的浪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激荡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波涛。
大仲马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位著名将领的家庭。从小就对资产阶级革命怀着亲切的感情，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曾冒险去狱中，给两个因密谋反对国王路易十八而被监禁的前帝国将军送去武器和金钱。一八三○年七月革命爆发，他又拿起枪参加过街头的战斗。大仲马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复辟的强烈情绪，都渗透入邓蒂斯蒙冤的故事中去。小说一开始，他笔下的正直、善良的邓蒂斯就博得读者的好感，而阴险狡诈、爱拨弄是非的邓格拉司则引起读者的嫌恶。随着邓蒂斯冤案的铸成和发展，读者对蒙受飞来横祸的邓蒂斯越是同情，对耍弄阴谋诡计的邓格拉司、维尔福之流就越是痛恨。就这样，通过对邓蒂斯蒙冤故事的描写，大仲马鲜明地站在反封建的进步立场，猛烈抨击了复辟势力对反复辟人民的残酷迫害。
邓蒂斯在死牢里捱过十四年，于一八二九年即复辟王朝覆灭前一年越狱。但他直到一八三八年才得偿复仇的夙愿，这时已是七月王朝的中期。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集团——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直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③其他各阶级与金融贵族的斗争，居于社会矛盾的首位。
从邓蒂斯蒙冤到复仇的二十三年里，他的三大仇家步步高升。邓蒂斯化名基度山伯爵来到巴黎时，他们正是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统治集团中红得发紫的人物：邓格拉司是金融界巨头、众议员，弗南以马瑟夫伯爵的名义从事实业、厕身于贵族院，维尔福高踞于巴黎首席检察官的宝座。这三位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显贵，构成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对于这些被七月王朝上流社会引为骄傲的“精华”，大仲马以犀利的笔勾划了他们每个人发迹的丑恶历史。邓格拉司在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归来后就畏罪逃到西班牙，靠倒卖军粮成为暴发户。复辟王朝末年，他为行将垮台的国王筹款而得宠，受封为男爵。在金融贵族掌权的七月王朝，这位银行家更是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甚至让妻子勾搭内政部长的秘书，探测政治风向，以利金融投机。弗南于拿破仑“百日”复位期间在战场投敌。波旁复辟时他成为少尉。这个西班牙移民，在法西战争时竟去对祖国人民作战，并因帮西班牙保王党上台有功，升为上尉，获伯爵头衔。土希战争中，他身为希腊总督的三军总监，当上了中将。维尔福在一手铸成邓蒂斯冤案以后，就去向国王报告拿破仑打回法国的计划，受到嘉奖。第二次复辟期间，他更卖力地为王室效命，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步步升迁。此刻，他又成为七月王朝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在大仲马笔下，这些当权者的历史满纸卑污，他们的金钱、纹章和顶冠，无不浸透着人民的鲜血。
《基度山伯爵》写作和发表于1844—1845年，那时是七月王朝统治的后期，它敢于通过这三个反面人物的刻画，对本朝统治阶级的罪恶作这样切中要害的针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邓格拉司等人的丑史，作为形象的历史材料，也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思的论断：七月王朝金融贵族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④
《基度山伯爵》以大部分篇幅描写它真正的主人公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活动。他巧妙而又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三个仇人：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