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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与康克清重见，她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还记得我吗？”
康克清微笑地答道：
“怎么能忘记你这位老朋友呢？最初到延安访问我们的人中间，你就是一个。在战争中，你为我们尽了很多力，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延安和康克清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她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那时她曾对我这样解释：
“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这个计划。他尽力帮助我，教给我许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学生的示威游行。那时，他们都属于同一组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战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会治好我的结核病。”她对我这样说，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
后来不久，她化名在北京附近的一家肺病疗养院疗养时，险险乎被日军逮捕。日军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领了北京。
邓颖超尽管受到日军的多方查问，仍然平安地离开了北京。她是扮做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女佣脱险的。本来，外国人的佣人是不必受查问的，邓颖超扮佣人扮得很象，但仍然受盘问了。
关于这件事，后来埃德加·斯诺对我说：
“我可以发誓，她扮得真象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呆头呆脑的姆，看上去，除了家务事她是一无所知的。”
和周恩来结婚，邓颖超本人当然是自愿的，大概谁也不能对此持异议。可是，象周恩来这样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会看上她这样外表缺乏魅力的女性呢？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恐怕也不少吧。她的聪明、多方面的能力、对友情的信守不渝，对周恩来说来，恐怕是比容貌更为重要的。
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孩子。是原来就没有孩子，还是在战乱中失散了呢？没有人特意问过。
周恩来
今天，在世界各国中，没有人不知道周恩来的事迹。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报纸和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一个美男子，脸上充满智慧，眼睛乌黑发亮而有生气。只是看他的脸的话，是难以估计出他的年龄的。
可是，即使是最高明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也不能再现他的人格的魅力。即使是出身、国籍、政治信仰不同的诸色人等，周恩来对他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名作家、老资格的记者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敏锐干练，他那优雅洗练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他的幽默和讽刺，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铭感不忘。
我在延安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所有的部下，从周恩来身边的干部到称为“小鬼”的少年战士，都尊敬他，敬仰他。后来我在汉口、长沙、重庆，几乎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原先他给我的这一印象就更为强烈。他的出身、教养、地位，是谁都清楚的，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轻视别人，也从没有见过他采取自尊自大的态度。不管是对藉藉无名的农民、战士，还是对中央政府的高官、外国的大使，他都是一样用充满好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周出身名门，祖父做过朝廷的大官，父亲是有名的教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最初在天津现代化的中学念书，后来在天津的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因为学业成绩优秀，得过奖学金。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为了在一起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理论，当时在中国成立了许多组织。周是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最初使他从书本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是“觉悟”社。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刚刚在中国出版。
本应作为学者在人生道路上行进的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他被捕，被判徒刑一年。在被捕者当中，有一名激进的女学生，她就是邓颖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广东和她结婚。
一九二○年，周作为“勤工俭学会”的一员到法国去。他在欧洲住了四年。在此期间，他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成立后，柏林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便合并到共产党支部中去。正在此时，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
当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一名男子在柏林被批准加入共产党。这个人的入党申请，在上海原是被否决了的。此人就是朱德。周恩来和朱德见面交谈后，马上让他实现了入党的愿望。这一结果，为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了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领导人，也充分证明了周恩来具有敏锐的眼光和识人之才，真是慧眼识英杰。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到中国，在广州近郊黄埔新创立的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校的校长，也是一个后来令人瞩目的青年，他就是蒋介石将军。
共产党员周恩来，才二十六岁，就成为广东政府的首脑之一。在青年中，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间，他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九二七年，他的组织才能在上海得到再次证明。他在三个月内组织了约六十万工人，成功地做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可是，蒋介石率领乘胜进军的国民党革命军进驻上海后，竟然讨伐自己昔日的盟友。在要处死的黑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巧妙地化装逃脱，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革命军即中国红军中。一九三一年，他被任命为红军的政治委员。
国民党方面，为了使周恩来这个才具非凡的人物脱离共产党，作过种种尝试。可是，富贵荣华的诱饵并未能使周恩来心动。此时，红军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虽然红军正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进，但让周恩来离开自己的队伍是办不到的。
我对周恩来这个人物感受特别深的是：他在评价一个人和判断情况时，并不采取偏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在内战中让外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了解共产党的立场，要完成这样一些困难的工作，毛泽东除了交给周恩来去做以外，他大概不能找到更适当的人选吧。周恩来，现在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理。
朱德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不仅是周恩来，还有其他人到过德国，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折皱的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如果古老的迷信是对的话，他一定会长寿的。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汉语好了。”
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汉语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样，他谈起来还是混夹着几句德语；当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我可能不明白时，也一定用德语补充说明。他说的是四川话，我听起来觉得比红军里许多战士说的那种南方话要好懂一些。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象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象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头”。那是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头，得以脱险。只看他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好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地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的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队，因为同他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呵！”
朱德是个戏迷，每次演出，他几乎必到，在剧场里，他和战士们坐在一起。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
当我和朱德谈起德国时，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他曾住在柏林，至今记忆犹新。他在哥丁根大学听过两个学期社会学的课。那时候，他不只过书斋生活，他更感兴趣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生中间从事政治活动。
一九二五年，他参加了非法的示威游行，因而在柏林被捕，并被逐出德国。
“我在德国走了不少地方哩！”他带着自豪对我说。“沿着莱因河，然后到拜耶·哈尔茨。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体育馆的集会。当然，我也忘不了在一个德国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尽管只呆了很短的日子。”他这样说着，高声大笑，仿佛回忆着往昔动荡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似的。
朱德对我说：“你还年轻，但监狱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不过，我被捕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你的对手却是纳粹那些家伙，你的遭遇准比我更坏吧！”他笑着告诉我，他被押在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什么也不管，只是痛痛快快地睡觉。至此为止的睡眠不足，都得到补偿了。“在这以前，各种工作堆积如山，好几个月我都睡得很少。拘留所很静，也没有任何人打扰我，给我送吃的那个看守，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他满布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
“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待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呵！”
这时，我记起了朱德这位人物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