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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可是这些报刊在美国、日本都有全套复印，并出版了全部目录，查阅极为方便。又如，关于南昌起义，当年有十个参加起义的负责人向中央写了报告，国外有英译本，我们则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来研究。全国约四、五千名党史教研工作者，平时靠“一刊（《红旗》）、二报、三口袋（文化大革命前编印的三口袋党史文献材料）”，加上一些手抄本、讲话稿、小册子，来进行讲课和研究，实在困难。缺了党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很难做到准确和科学。社会上责难党史教员讲课干瘪，缺少研究成果。党史教员实在是难为无米之炊。为此，建议开放国家档案馆和省、地、县档案馆的部分档案，供党史教研工作者查阅资料。周总理多次讲过：档案馆要为史学工作者服务。仅我确切听到就讲过三次。现在应是执行总理指示的时候了。同时要组织一部分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选编各种档案文选，陆续出版。
更离奇的是有些图书馆，对解放前旧书报也要经过繁复批准的手续，才能查阅。他们收藏着一部分没有编入目录的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遭禁的禁书，其中很多是有关党史的图书，也难利用。
关于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本来就出得很少。自从那个“理论权威”制造小说《刘志丹》的大冤案、陶承同志《我的一家》的大冤案后，1964年起谁也不敢再写了。至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刘白羽同志写的未曾出版的《朱德将军传》草稿，抄家时抄出，被诬为写“黑书”。这类例子很多，造成百花凋萎、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而海外呢，如美国出版的一本中国共产党人传记，包括四百多个人物，每篇传记均有一万字左右；一本中共军人传，包括七百多个将领，九百多页，还有我军发展的详细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姓名都有。应当指出，这些书所用材料，不尽准确，应加选择。由于一些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歪曲之处也不少。斯诺的《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女士的《续西行漫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史沫特莱女士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全世界是有一、二十种文字译本的畅销书，唯独在我国却长期未出版。（编者按：《伟大的道路》最近已由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也将出版中译本）
李德的《中国札记》，讲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外国史学家非常重视，被译成英、俄、日等数国文字。在伦敦的英文《中国季刊》上对此书引起热烈的讨论。国内党史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至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当然，此书由于作者的反动立场，对我党这一段历史是进行了若干歪曲的。
我们国内这样多老革命，没有组织他们写回忆录。而一些逃亡国外的叛徒，却写了不少回忆录，往往歪曲我党历史，居然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引以为据，影响极坏。
还有，台湾伪政治大学有一个反共分子王健民，写了三大卷《中国共产党史稿》，约二百三十多万字，为此，据说得了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令人喷饭。但在海外，此书也起了惑乱视听的作用。
又如，关于周总理传，就我知道的，海外已有十多种，如日本冈本隆三、梨木佑平写的。但材料错讹极多。而国内，党史工作者写领导人传记，少得真如凤毛麟角。
无论如何，国内的同志写回忆录，写传记，多方征求意见后出版，总比海外乱说的书要好得多。例如，成仿吾同志的《长征回忆录》，李维汉同志、何长工同志写的一些回忆录，就是珍贵的党史材料，影响很好。建议中央领导方面，象当年周总理亲自抓政协文史资料那样，多多鼓励和组织我党的老同志、党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写回忆录、写传记、编年谱。
“四人帮”被粉碎以前，“海禁”未开，国人对海外研究情况，很少了解。现在，必须改变学术界闭关自守的状态，要组织翻译力量，有选择地出版海外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有影响的专著。
第三，关于贯彻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反对随风改史的问题。
党史研究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史，是学风不正的问题。原因是多种的。第一，是研究者得不到大量的资料，既缺乏“实事”，也就“求”不出“是”来。象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那样的档案资料条件，在中国现在还是没有的。第二，是有的人出于好心，为了讴歌领导人而篡改了历史。如安源罢工中有首民歌，原件是“……有个能人李隆郅（即李立三），年纪只有二十四，……”1953年就被一位同志改为“……有个能人毛润芝，……”这首民歌中间部分他自己又编造了几段话进去，作为当年的民歌。第三，是人云亦云。如彭德怀同志被批斗，党史上被除名，祸延“平江起义”也不能讲，教员连讲一句“彭老总领导平江起义”也挨批判。又如，对陈独秀，六十年代后，只能说一切都坏，有些党史教师因为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作用，而被批判。
有的老同志写回忆录，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够。例如有些回 忆录写第五次反“围剿”，错误都是三军团干的，这就令人难以置信。由于有些回忆录也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写历史，就使党史的科学性受到很大的损害。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常常因人改史，与原来事实出入很大。至于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和陈伯达之流为了篡党夺权而篡改党史事实，党史工作者或慑于他们的淫威，或不明真相，照搬照讲，这是造成不良影响的极重要原因。在拨乱反正中，才真相大白。现在党史教员受到社会责难，有些青年不愿学党史，认为党史不真实，不可靠，因而不科学，没有什么可学的。出现这种情况，始作俑者，难道是教员吗？实事求是之风不张，党史不能直书独论，处处用曲笔，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态度，那么党史研究还是不能成为科学。
人民是热爱党，热爱党史的。在我们光荣伟大的党史上，我们应该树起许多面革命领袖、革命先烈的鲜红的旗帜。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彭湃、刘志丹、陈毅、贺龙……都是党史上光彩夺目的旗帜，毛主席则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精神和事业，光照日月，永垂史册；他们的旗帜指引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这样的党史，丰富真实，大得人心，必将鼓舞我们胜利前进。
总之，广大的党史工作者希望：1。开放部分档案，编印党史档案资料；2。解除图书馆对旧书报杂志的封锁，继续影印珍贵的书报杂志，如长沙《大公报》，广州、汉口《民国日报》，《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红旗周报》等；3。出版公开的和内部的党史研究刊物，出版公开的和内部的党史资料、党史丛书；4。多进口一些国外有关中共党史的书籍、报刊；5。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对党史上的问题作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鼓励解放思想，探索真理，在爱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前提下，允许不同学术意见的讨论，文责自负，活跃学术讨论空气和学术交流活动。
（本文是作者在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规划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的一部分。）
胡华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问题
党史研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毛泽东思想如何形成，就是其中之一。
在1927年以前，党内早就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似乎掩盖着这个问题。1927年以后，右的错误倾向虽已受到批判，但“左”的错误倾向却大为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而且，它并不是先有了一条布尔什维克的准确路线才来付诸实践的，而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如果说，当时有什么先于实践的东西，那就是下面这两点：1。中国革命必须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2。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到农民那里去寻求依靠。很明显，这是主要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有了这两点，才能够深入开展革命。但它们还不是全部的东西，“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可能接受它们（如他们也说要依靠农民，但他们反对所谓的“富农路线”）。只有实践，才能建立起完整的一套理论和策略，明确各项政策、方针。即以依靠农民而言，也是经过摸索的，在农村中实行怎样的政策也是经过摸索的。
因此，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看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事，当然很荒谬。那个时期不过是开端的阶段。要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才在若干基本点上形成起来。
当然，这样说对不对，也可以讨论。
文白
解放思想 走向胜利
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有些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改变了解放思想的方针，现在要“收”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解放思想的方针，是长期性的方针。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即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方法。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破除迷信，尊重科学，按照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几千年孔孟的封建教条下解放出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但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还要有一个艰难的历程，需要开展一次比一次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比五四运动更加深刻。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凡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说的，凡是苏联做的，都是金科玉律，稍有违反，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宗教信徒，绝对不能把盲从和迷信，也就是奴性，当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我们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总结实际经验，并从中引出结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既要具有大无畏的精神，敢于实事求是地改变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个别结论和条文，又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去做本本上没有记载、前人没有干过的新事业。这是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