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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新事业。这是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产物，特别是破除“左”倾教条主义者制造的马列教条、第三国际教条这样的蒙昧主义的伟大产物。正是由于思想上获得大解放，就为我们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我们创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现在，我们正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我国开始新长征的重要历史时刻进行的。这次虽然也和第一、第二两次一样，仍然是解放思想，但这次主要不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孔孟的封建主义老八股和老教条下解放出来，也不是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新八股和新教条下解放出来，而是从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下解放出来，打破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类的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在他们看来，可以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他批下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否则，大帽子就飞过来了，说你是什么“砍旗”。他们象王明等人一样，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变成新的蒙昧主义，几乎又一次断送了革命的事业。因此，在当前来说，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的精神，继续破除现代迷信，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真正同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六十多年的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思想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主要危险仍然是“左”的倾向
有些人从自己的僵化、半僵化的思想立场出发，企图改变三中全会规定的解放思想的方针。依他们看来，当前主要已经不是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扫除“左”的错误倾向的障碍，而是应该转向反右、反对右的错误倾向。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为他们所代表的“左”倾错误倾向打掩护。如果再挑明一点来说，就是要我们放弃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事实就是这样明摆着的。因此，我认为目前来自“左”端的错误倾向，要比来自右端的错误倾向危险得多，我们固然要反对来自右端的错误倾向，但来自“左”端的错误倾向，是我们进行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障碍，也是我们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的主要阻力。
这种来自“左”端的错误倾向，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其历史原因。
一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思想理论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却击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一场风波。这场风波一开始就以尖锐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争论的中心，就是承认不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决议、计划、报告、批示等主观世界的东西，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还是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为什么会在深入揭批的过程中发生这样一场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这是和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和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去年，正当运动逐步深入发展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左”的错误思潮。这种思潮，就是主张把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教条。说穿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林彪、“四人帮”那一条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国民经济面临破产边缘的极左路线。这场斗争一直发展到三中全会前后。三中全会高度地评价了这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千准万确的，它不仅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情况，而且是一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谁违背了这一规律，谁就要受到惩罚。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大量事实吧。
这种来自“左”端的错误倾向，是以怀疑或者反对三中全会为特征的。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利于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有这种思想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他们的精神枷锁很重，还被现代迷信束缚着头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上面说的同志完全不同的、极少数怀有恶意的人。他们或明或暗地反对三中全会，攻击“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段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从三中全会到现在这几十天是“逆风千里”，“一场浩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久以前，有那么一些人在北京街头散发、张贴油印材料，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某记“取消派”。他们妄图使我们倒退到粉碎“四人帮”以前差不多的那种状况中去。如果依了他们，我们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岂不是又都成了“正在走的走资派”，都要被统统打倒了吗？工人、农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又都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了吗？所以，这股思潮是更加危险的。因为右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当中的一些害群之马，是容易被人识破的，从而也是不难克服的，而这股思潮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一部分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的青年中，在一部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干部中，会发生欺骗作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来反对这种倾向。
最近，中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有些人却有意无意地把中央重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曲解为是纠正解放思想的“偏差”。
在目前的新形势下，中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有新的意义的。新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因为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把这些基本原则搞乱了、毁坏了，严重地妨碍了我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他们惯于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搞的是一种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天天喊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也讲党的领导，实际上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以帮代党；他们假装着比谁都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歪曲、篡改、割裂和伪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玷污和毁坏这面伟大的旗帜。现在党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斗争的继续发展。
同时必须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脱党的领导，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正是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强调发扬民主，解放思想，也就是为了根据新长征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坚持这些原则，以便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那种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深入地进行思想解放运动对立起来，甚至当作“纠偏”，是没有道理的。
勤奋学习和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提倡认真看书学习。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那种认为钻研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似乎就会离开现实政治的说法，是不对的。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横行霸道，到处给人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使人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的社会主义，这难道不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吗？同时，我们的学习，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既反对右，更必须反对“左”。我们要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迎头赶上形势。
乔淑
要研究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社会生活的研究者提供了方法和根本观点，但并没有代替或取消各种具体的社会科学。如象经济科学之成为科学一样，社会学也应当成为一种科学。
过去一个长时期，一提起社会学，简直就是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似乎无产阶级是没有什么社会学的。有什么理由呢？谁也没有讲清楚，大概谁也讲不清楚。有一条理由仿佛很“有力”，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把家庭、民族等等什么都讲了，人口问题嘛，不是已经有了《资本论》么？结论：社会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货色。
问题当然并不这样简单。社会生活既然是多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讲了研究方法和根本观点，复杂的现象仍有待于分析研究。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也要象对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那样去对待才成。
孟敏
诬陷变不成真理
驳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
有些事情，如果作为一种正常情况来想，就实在想不通。一个参加革命文艺运动多年的老同志，因为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就好象闯下了滔天大祸，不断遭到批判、打击，而最后被残酷迫害，终于死于狱中，甚至连骨灰都不知去向。荃麟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含冤死去的老同志，想起这些，怎能不令人感到悲愤呢！当然，这是“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残酷统治下的产物，是没法用常情来衡量的。但是这样令人发指的悲剧，这样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永远铭刻在心头，再也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土地上重现了。
当年扣在荃麟同志头上的罪状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个所谓“现实主义深化”论，就是十分严重的一条，也是“四人帮”拼凑的八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之一。
为什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就会成为一条大逆不道的罪状呢？剥去“四人帮”横加在这个论点上的许许多多的歪曲和诬蔑之词，我们就会看到：一九六二年荃麟同志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这个看法，无非是针对当时的创作实际状况，感到不少作品革命性较强，但现实性不足，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人与人的关系和斗争过程的描写，都比较简单化， 因此他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要求作家更深刻地去研究、分 析、概括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矛盾，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他指出：“艺术作品强大的感染力量是从生活中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荃麟同志在当时的讲话中，有一段曾被“四人帮”横加诬蔑指责，并作为“现实主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