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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湿润了，挨个与人们握手。
他看见了百灵，站在众人身后，崇拜地看他。
她知道这是演戏。
昨天他给她看了瑞士银行的存款证明和洛杉叽一处房产的文件，上面都是他的名字。
她淡淡地把那两份价值五百万美元的纸片放在一边，只说一句即使他上断头台她也跟着他。
此刻他和她的眼光就像诀别一样悲壮和深情。
进入角色了，他想起那位导演的术语。
等在一层门厅里的几十名外国记者包围了他。
自从“排北”暴乱和打伤省长的事件发生后，福州成了外国通讯社关注的重点。
昨天解冻存款又成了特大新闻。
黄士可不懂外语，连那些洋腔洋调的汉语也装成听不明白，不回答任何问题。
但他心里赞叹外国记者的敏感，多数问题都一针见血，连他们的政府也缺乏这么准确的认识。
这一段七省市联盟与西方各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联系，结果大失所望。
西方虽然对北京的路线变化深为担忧，却无意把宝押给企图自治的一方。
任何政府都是既现实又势利的，口头同情人权﹑自由﹑民主，实际却总是和强大的一方握手言欢，没有一家打算支持一个看不出成功希望的自治联盟而跟北京闹翻，连跟广东唇齿相依的香港也拒绝有所表示。
虽然广东可以断香港的水电，比起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弥漫的散伙气氛，港府还是更怕卷入与北京的对抗将使香港更加动荡与不可收拾。
台湾自民进党上台后实行与大陆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别说参与什么，连理睬的表示都没有。
七省市联盟起事只有靠自己，成功了自然就有“朋友”。
眼下只能寄希望于西方的公众舆论，用舆论压迫各国政府。
黄士可按照专家嘱咐保持着事先反复演习的表情姿态。
对西方公众，一个好的电视或照片上的形像是争得同情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黄士可给了外国记者充分的时间拍摄自己，又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节奏摆脱他们的包围，走出政府大楼。
他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憾。
他知道会来百姓，会来许多。
策划部门的人做了不少组织工作。
这一夜不断报告外面的百姓人数在增加，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
无论哪个方向，全挤满黑压压的人群。
除了他现在站的台阶，没有一块空地，连周围的建筑物，每个阳台﹑每个窗口﹑甚至许多房顶，全都挤满了人。
人群沉寂无声，没双眼睛都在仰望他。
这么多人不可能全是组织的。
他们有的已经在外面站了一夜。
无数只手拿着他的照片。
挽留他的标语被人们举成一片海洋。
随着提出存款的人数增加，拥戴他的口号在福州城里越来越响。
此刻他的出现使人们安静下来。
从千万双汇集到他身上的眼中，他看到了人民真心的感激，当了这么多年官还第一次看到。
“黄省长，你不能走啊！ ”一个看上去像有一百岁了的农村老人在两个孙子搀扶下走上台阶。
黄士可猜不出策划部门从哪找出这样一个形像。
瘦脱了相的脸上皱纹又深又密，稀疏的胡须垂到胸前，没有一颗牙的嘴像个黑洞，说起话来倒还声音洪亮。
他用一双骨头般的老手颤巍巍地捧着一迭钞票。
“黄省长，我一家九口靠着种地养猪，省吃俭用，十一年才攒出这点钱。
北京一下令冻结，我那老太婆连急带气吐血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黄省长，现在你把钱还给我们全家，自己去北京受刑，我说什么不能让！ 我把钱退回银行，你可不能去北京呀！ ”
说完，他哆哆嗦嗦地把钱举过头顶递给黄士可。
May 6； 1998
黄士可伸出双手挡住他。
老头的台词稍嫌生硬，但表演到这种程度已属难能可贵。
“老阿公，我一个人不算什么，只要父老乡亲们不受苦受难，我黄士可千刀万剐也心甘情愿！ ”他抬头看着无际的沉默人群。
“乡亲们，好自为之吧。”
他的声音不大，没有扩音设备，再喊也不会有多少人听见。
不过事先把位置设计在这块楼前平台上，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能让所有人看清。
不用听，人们的眼睛理解每一个动作。
他转身欲离。
“黄省长，你不能走！ ”老头一把拉住他。
“朝里出了秦桧，他们要害你啊！ ”
黄士可好似有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只是感慨万千地搀住老头踉跄的身体。
“老阿公，让我走吧。”
“黄省长！ ”老头令人心碎地喊了一声，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
身后两个孙子跟着跪下。
像一片波浪，沉默的人群一个接一个跪下，台阶周围，至少跪倒几百人。
黄士可原本觉得下跪太古老了，和今天的时代过份不和谐。
专家们追求摄像机前的戏剧效果，非要在他周围安插几十个人跟着跪下，谁也没想到一下带动这么一大片。
黄士可被深深地震憾和感动。
自发跪下的比导演的多得多。
这是当年人民挽留林则徐的场面啊！ 外国记者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方式的场面，像一个古老神话突然呈现在眼前，一个个激动得难以自制，摄像机﹑摄影机﹑照相机转成一片。
一个记者因为中间没了胶卷气得把照相机砸在地上。
黄士可事前曾担心不能按导演要求流出眼泪，此刻却根本不需要事先学的那些技巧，眼泪便夺眶而出，想止都止不住。
按设计他本应在镜头前面去搀扶那老头，可他怕控制不住自己，哭得太厉害影响效果，只能哽咽地说出： “宁可国家负我，我不能负国家！ ”转身跨上在一旁等待的汽车。
“去机场！ ”他吩咐司机。
妻子已在车里。
虽然事先向她交过底，她也是哭得满面泪流。
汽车发动了，只开了几米就不得不停下。
跪在地上的群众不让路也不起来。
有一个妇女干脆横着身体躺在车轮下。
还有一些人用双膝跪行围住汽车，抓住汽车所有凸出的部位。
黄士可根本辩不出哪些人是在表演。
群众场合中传染性很强，往往只需几个人领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场面。
司机打开车门跳了出去，也跪到人群中。
“黄省长，我也是福建人，不能开车送你去死！ ”
人们欢呼起来，举起司机拋向天空。
原来跪着抓住汽车左侧后视镜的那个汉子非常熟练地打开汽车的折迭顶蓬，把黄士可和妻子从车里暴露出来。
狂热的人群拥上前，在那汉子的喊号指挥下，竟把汽车也高高举起。
这就是策划部门为什么坚持用活动蓬汽车的原因。
讨论时有人提出从没有省长坐这种车，会不会显得刻意安排。
策划部门认为对此可以解释： 省长已经辞职了，有意坐这种符合平民身分的车。
重要的是车顶必须能被打开，人民将举着这辆车进行盛大游行。
车中站立的是从此被福建人民拥戴的领袖。
领袖不该从呆板小气的汽车窗口向人民招手，尤其是汽车已经被人民举在头顶的时候！ 黄士可像是迫不得已站到了这个位置，向欢呼的人民举起双臂。
经过精心塑造的形像肯定起了作用。
他从未觉得自己像现在这样富有魅力。
百灵把他对胖的顾虑也打消了，胖能显出魁梧﹑沉稳﹑有份量﹑让人信赖。
她根本不让他减肥。
身边的妻子尽量坐得低，不引人注目，可她的白发和慈祥面孔谁都能看到，更博得人民的好感。
看上去他们是同生共死那么忠贞的一对。
伟大的政治家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善良夫人伴随左右。
举在人们头顶的敞蓬汽车成了前导，游行队伍沿着中心大道浩浩荡荡前进。
无法估计参加游行的人数有多少，看上去超过事先估计的二十万。
两侧的窗口阳台打出无数旗帜和标语。
传单像雪花一样从高层建筑上飘落。
到处都开着扩音喇叭，种种呼吁宣言此起彼伏。
鞭炮声也从四面八方响起。
游行很快就变成政治化的，口号越来越富有纲领性。
“福建是福建人的福建！ ”
“福建人不做奴隶！ ”
“倒退就是灭亡！ ”
“同胞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
“自己过，过得更好！ ”
“北佬的穷包袱属于他们自己！ ”
……May 7； 1998
黄士可双手把着汽车前座，在脚步的韵律中站稳身子。
看着沸腾的人海，几个星期以来的惶惑焦虑一扫而光。
他感到自己强大有力。
他感到从人民肩头传上来的是历史步伐的波动。
马尾湾的海风迎面吹来。
他终于有了巨人的感觉，站在人群之上，带领他们走向一个新世界！ 一队警车和摩托车为一辆大型广播车开道，停在游行队伍前面。
高音喇叭传出一个激昂兴奋的声音。
“同胞们，福建人民代表大会刚刚召开会议，经过投票表决，郑重宣布： 从今天起，福建实行自治！ 黄士可前代省长当选为福建自治政府总理！ ”
欢呼从四面惊天动地地爆发，扑进耳膜，扑进全身每个细胞。
黄士可屹立不动，凝视大海方向蓝蓝的天空。
福建人民代表大会致全国人民电全国人民﹑全国各省区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长久地困扰着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
当前，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尖锐地重新提出。
多少年来，中国为什么始终找不到方向，为什么一直反反复复 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从市场经济到计划模式，中国像烙饼一样来回折腾，一左一右，一退一进──这是中国运行的典型轨迹──最终仍然留在困境重重的原地。
问题在哪里 在于中国的大一统！ 永远要求全国一个模式，听从一个号令，服从一个中心。
中国幅员如此之大，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传统﹑观念﹑生活方式都不一样，要求他们一模一样地按一种方式行事，怎么能行得通 适应这头适应不了那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总是要出问题。
而一旦问题大了，就否定前一种方式，全国一致地改成相反方式。
那头的问题可缓解，这头的问题却会以更尖锐的方式突出。
来回摇摆震荡使得中国进退两难。
每一次路线改变都造成危机和灾难，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时间损失以及人心的丧失。
出路在哪里 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英明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给我们指出了根本方向。
香港和台湾不能同大陆共享一种社会模式，但却可以统一在一个国家内，这种构想为什么不能推而广之，成为一国三制，一国四制，甚至每个省都可以有最适合于自己的制呢 这种多元化将打破顾此失彼﹑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每个省区自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线﹑模式﹑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实现最好的发展，促进中国的繁荣富强，从而避免无所适从的反复和倒退。
我们不反对有些省区自愿回到计划模式，重新实行集权控制。
但是我们反对把这种控制强加到福建头上。
对于福建，倒退没有出路，倒退只有灭亡。
福建的道路应当由福建人民自己选择。
人民自决是文明社会的标准，也应当成为中国建国的根本原则。
因此，我们倡议： 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