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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把李秀成与瞿秋白挂上钩的，是某要人。1964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提出瞿秋白的“叛徒”问题。据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在瞿秋白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35。6—1967。11）”记载，这位要人1966年8月30日在接见科学院代表时指出：“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而“这个指示马上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所接受。按照这一指示，北京师范大学井冈红军《文革简讯》编辑部随即派人到瞿秋白的家乡常州市和瞿秋白重要活动地区上海等地进行调查，除《多余的话》外，还发现了瞿秋白在长汀所写诗词五首、给郭沫若的信、上伪保守十四团钟团长信两件、伪三十六师审讯记录、瞿秋白访问记等一系列瞿秋白叛党投敌的铁证。”这个“大事记”又载：1967年1月15日，“北京师大井冈红军赴常（州）革命造反队出版《文革简讯·讨瞿专号》第一号（总第四期），详细地揭露了瞿秋白的叛变事实，分析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思想根源和陆定一之流吹捧瞿秋白的反革命企图。”1967年8月15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表，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了瞿秋白这个历史上的老机会主义者、老叛徒。”这算是1949后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第一次点名批判瞿秋白。1972年中发12号文件则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把“北京师大井冈红军”抛出的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文字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对照着读，也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讨瞿”者与瞿秋白本人似乎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他们义愤填膺地加诸瞿秋白的一些“罪名”，是瞿秋白早就加诸自身了的；他们咬牙切齿地要从瞿秋白身上剥夺的东西，是瞿秋白早就从自己身上撕扯下了的。
“叛徒”问题当然是瞿秋白问题的关键。《瞿秋白批判集》说道：“瞿秋白在被捕之后投降变节，与国民党反动派饮酒言欢，……写了一本叛徒自白书《多余的话》。我们建议中央开除瞿秋白的党籍。我们必须肃清瞿秋白的影响，不许叛徒顶着‘革命先烈’的头衔继续蒙蔽群众，毒害青年。”（第18—19页）“瞿秋白这个可耻的叛徒长期顶着‘革命先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蒙骗世人，毒害青年。……但是，历史的事实终究是掩盖不住的。一九六四年，在戚本禹同志揭示了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之后不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就指出，瞿秋白也是一个李秀成式的大叛徒。于是，瞿秋白这个叛徒的可耻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第27—28页）“一九六四年底，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革命同志为了纯洁党史，主动地撤去了瞿秋白的陈列品。可是，彭真、陆定一的帮凶周扬、许立群、石西民却在六五年二月五日赶到革命博物馆进行检查。……在彭真的指使下，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把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扣押下来，……把叛徒投敌变节的铁证包起来，让这个历史的罪人继续霸占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史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诸如此类的“建议”、“批判”，不就是说应该“开除瞿秋白的党籍”、应该把瞿秋白看作“叛徒”、应该把瞿秋白赶出“革命博物馆”吗？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不是早就明确说过自己应该被开除党籍吗：“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遍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早说过自己是“叛徒”而不是“烈士”吗：“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预先拒绝了对他的纪念和“顶礼膜拜”吗：“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又为瞿秋白恢复了“名誉”，许多本意是在歌颂、赞美的称号、评价又加诸瞿秋白头上。然而，无论是“文革”前的也好，还是“文革”后的也好，那些被诚实的瞿秋白视作“虚名”的东西，未必是他所乐意接受的。例如，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是一习惯性的说法，然而，在《多余的话》，瞿秋白实际上回绝了这种称谓：“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又例如，宋庆龄1959年曾为常州瞿秋白的母校觅渡桥小学（原名冠英两等小学堂）题词：“希望小朋友们学习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做个党的好儿女。”＇5＇然而，在《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就告诫后代不要向自己学习。他之所以写《多余的话》，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后代向自己学习：“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曾对着过去的党内“同志”说：“你们去算账罢”；又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对于瞿秋白的账究竟应该怎样算，才能被瞿秋白认为是“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呢？
2002年12月4日夜
＇1＇《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2＇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3＇周永祥：《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4＇转引自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见《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5＇《瞿秋白研究》第五辑，学林出版社1993年1月版。
瞿景白之死
1925年前后，有许多中国人在苏联的所谓“大学”里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就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东方大学开办于1921年秋，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学校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学校有苏联部和外国部。外国部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等七个班。共产国际派代表参与对学校的领导。瞿秋白第一次赴苏期间，曾应聘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讲授俄文和担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这个班的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40多人。——说起来，这些人都算是瞿秋白真正意义上的学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与苏联打得火热。为“纪念”孙中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集团决定在莫斯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年秋，学校开学，首批有三百多名中国学生入学。学校开办时，全称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1927年，国共分裂后，又改名为“中国孙逸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人们习惯上总是称之为“中山大学”或“中大”。中山大学开办后，原东方大学的部分中国学生转到了中山大学。国共两党后来的许多要人、名人，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国民党方面，蒋经国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其他如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都曾是中山大学学生。把子女送往苏联学习，在其时的国民党上层也是一种时尚。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都曾进入中山大学。至于共产党方面，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就更多了。邓小平、陈伯达、吴玉章曾在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全都毕业于中山大学。
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