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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毛泽东以郭沫若的口吻，替郭沫若纠错。特意提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加以强调，一方面说明这两句确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另一方面也说明郭沫若对这两句的解释，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但毛泽东的改写稿，未能及时返回郭沫若。《人民文学》仍按原样发表了郭沫若文章。直到1991年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郭沫若文章的手稿，此事才广为人知。郭沫若生前是否知悉此事，不得而知。好在即便他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
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几次三番地更正自己的看法，结果还是“错了”，——这种情形在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生涯中，不只一次地出现。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上阕是：“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郭沫若这样解说“枯木朽株齐努力”：“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敌人在败逃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看似乎两方面都可以包含。请看，词的起句‘白云山头云欲立’，这是把云也拟人化了，俨然在同仇敌忾，怒发冲冠。白云都在努力，木株也应该同样在努力。这当然是巧妙的感情输入，是胜利的工农兵豪迈的感情，是主席豪迈的感情，使青山白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枯木朽株”四字和“齐努力”联在一起，一定令郭沫若很头痛。他先是说“两方面来解释”都可以，话说得有些含糊。但最后还是说“枯木朽株”指“正面”的力量。文章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又写了《“枯木朽株”解》，说自己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把“枯木朽株齐努力”一句“完全讲错了”。郭沫若指出，“枯木朽株”四字“出自司马相如《谏猎疏》”，而“枯木朽株齐努力”，“是说腐恶的敌人都在拼命。于是便把‘枪林逼’三个字紧逼了出来。”这是说，不但“枯木朽株”指敌人，“枪林逼”也指敌人那边了。郭沫若并且说：“我得到这进一步的了解，我自己很高兴，但同时也很遗憾，遗憾的是我把主席的词解错了，使不少读者受到迷惑。我在这里深切地表示歉意。”＇8＇十天后，郭沫若又写了《“温故而知新”》，说在《“枯木朽株”解》中，以为这四字出自司马相如的《谏猎疏》，是弄错了，应该出自邹阳的《自狱中上梁孝王自明书》。但邹阳笔下的“枯木朽株”实际指可以“为万乘器”的坚实良木，邹阳要以此自比，便在修辞上自谦一番，加上了“枯朽”二字。在邹阳笔下，“枯木朽株”实际指好东西；在司马相如笔下，“枯木朽株”则指坏东西。那么，在毛泽东笔下，到底指什么呢？郭沫若说：“我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讲了为友，在《‘枯木朽株’解》中作了更正，又讲了为敌。读者有人写信来提出意见，以为仍应该讲为友。如果根据邹阳的用法，可能主张为友说的朋友会更加自信了。”怎么办？郭沫若说应该抛开司马相如和邹阳的用法，而根据当时的“战役形势”来理解：“了解了这样的形势来读主席的词，那就只好把‘枯木朽株’解为腐恶的敌人。邹阳为了自己谦虚，可以把好木料形容为枯朽；但毛主席决不会谦人民之虚，而把人民群众形容为枯朽。”并且说：“‘温故’自然是温司马相如文词之故，‘知新’则是知毛主席思想之新。”＇9＇那么，在毛泽东的本意里，“枯木朽株”到底指什么呢？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时做了说明：“‘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而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以帮我们忙。‘枪林逼’也是指自己这边。‘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是倒装笔法，就是：‘飞将军自重宵入，枪林逼。’”＇10＇
四
有时候，过于牵强附会过于无视常识后，郭沫若也会觉得不妥，从而出面自我纠偏。
《诗刊》1959年1月号发表了郭沫若的《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问》，其中这样解释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但是旧时代也有享福的人，他们坐在地上不动，一天就游历了八万里。为什么？因为地球的圆周是八万华里，地球自转一周，坐在地上不动的人，也算作了一次逍遥游。从前周穆王才不过“八骏日行三万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万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巡天”是说地球公转吧。一天要走五百多万华里，在太空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星星，据近年研究有一万个以上。性质和银河相似。“一千河”是指这些星云，“一千”只言其多，非确定的数目。但似乎也可以改为“十千”。从前唐明皇和叶法善游月宫是很逍遥的故事，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被地球带着公转，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这不是比唐明皇还要抖？……旧时代千年万代都是一样，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郭沫若的此番解说，人们没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在“旧时代”，“不劳动”而“享福的人”，与劳动而受苦的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前者生活在地球上，后者没有生活在地球上，这样，才能让地球只带着前者动而不带着后者转。或者，二、在“旧时代”，当地球转动时，只有“不劳动”而“享福的人”在跟着动，劳动而受苦的人则不为地球所动。三、在周穆王的时代，地球是并不转动的，这样才能让后来地球转动时代的“不劳动的人”比周穆王“还要抖”。四、在新时代，地球又不再转动了，因为“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任何一个今天的小学生，都能看出这解说的荒谬。
郭沫若的这篇答问在《诗刊》发表后，《人民日报》立即转载。郭沫若“审慎地把全文阅读了两遍”，才发觉有“不妥当”之处。于是，马上作文更正。在更正文里，他承认自己对“坐地”、“巡天”的解释，“在逻辑上有问题，实在是失诸穿凿”。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而他之所以“自己来改正”，是“免得以讹传讹”＇11＇。——这样的谬误，居然要“审慎地”读“两遍”，才能觉察到，而如果郭沫若自己不出来改正，就会“以讹传讹”，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在积极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修养，以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但这样的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毕竟发生了，原因何在呢？
要明白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为何一再出洋相、闹笑话，还得先明白郭沫若为何那么积极地充当毛泽东诗词的解说者。可以想见，1949年后，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是令郭沫若万分欣喜的。1949年后，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其使命其实就是充当“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捍卫者和称颂者。然而，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从政治身份上来说，轮不到郭沫若唱主角；从个人的知识结构上来说，也不是郭沫若的“强项”。即便是宏观地和原则性地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郭沫若也不配挑大梁，因为自有周扬这类更有资格也更受信任的人在。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前，在阐释毛泽东时，郭沫若的角色是有些暧昧的，这块蛋糕中并没有哪一份明确属于他。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使郭沫若有了一块可以唱主角、挑大梁、当权威的地盘。说得更直白些，使郭沫若有了一块“固宠”和“争宠”的基地。环视四周，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有谁能与郭沫若争胜呢？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可与郭沫若对垒者，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无法与其相埒；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可与郭沫若铢两悉称者，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又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对于郭沫若来说，某种意义上是天赐良机、天掉馅饼。
已有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还不能保证郭沫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要使权威不被动摇，就必须绝对保证政治上的“正确”。那个时代，文艺的政治性是第一的，其实也是惟一的。文艺创作必须为现行政治服务，这是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郭沫若在以文艺界领导者的身份针对文艺界发言时，也总坚决地宣传、强调着毛泽东的这一要求。那么，在阐释毛泽东诗词时，郭沫若当然会自然而然地全力挖掘毛泽东诗词的政治意义，当然会极力把毛泽东诗词与现行政治挂上钩，为此不惜牵强附会、“失诸穿凿”。毕竟，再牵强、再穿凿，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失误，甚至越牵强、越穿凿，在政治上越安全。而只要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不犯政治错误，权威的地位就是稳固的。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都提出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而郭沫若则认为，毛泽东诗词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在1958年《红旗》第三期上，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文中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当然，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毛泽东同志十九首诗词（引按：其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是19首）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这在目前是已有了定评了。”并且说：“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文艺创作的最高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的最高原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绝好典范是毛泽东诗词。——既然毛泽东诗词成了指导现实文艺创作的教科书，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时，就更不得不绞尽脑汁地从中寻觅出现实性的政治意义，这也就难免牵强和穿凿了。
毛泽东怎样看待郭沫若对其诗词的解说呢？他对郭沫若的劳作满意吗？我以为，是不那么满意的。毛泽东要求别人的文艺作品字字句句都能为现行政治服务，但这是对别人的要求。在文艺上，也同在别的方面一样，毛泽东的要求是并不指向自己的。《娄山关》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毛泽东颇为得意的句子。而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对这两句的解释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